--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
徐杰舜
徐：1997年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厦门）以来，文学人类学研究在我国发展较引人注目。我们知道文学与人类学本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为何？其相互促进的空间又有多大？你在这方面有哪些认识？对这个跨学科研究方向的总体把握如何？
叶：文学是人学这是文学家高尔堆的名言，文学爱好者和专业师生对此都很熟悉。还有一门同样以人为对象的学问，文学爱好者不太熟悉，那就是人类学。
“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这是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1章第1节写下的第一句话。“人学”与“人的科学”可以看成同义词。文学与人类学这两门人的学问之间，在对象上有相关性，在内容范围上有重合点，在视角和方法上有外在与内在联系。20世纪早期，高尔基和克鲁伯分别讲出其名言时，上述的学科关联性问题尚未出现。文学圈的人在比喻意义上理解高尔基的“文学人学”说，且津津乐道。克鲁伯在教科书里只注意区别了作为晚生的“人的科学”的人类学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如生理学，医学）、其他研究人的作品（works）的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学、文学批评和艺术史）之间的差异，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学的特性所在。当年的人类学尚处在初出茅庐阶段，为争取大学课堂的合法地位，人类学家们所强调的当然是学科的独立和特殊一面。到了20世纪后期，在市场社会和新兴媒体的双重夹击下，作为“人学”的文学逐渐失去往昔的神圣性和号召力，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甚至有“文学已死”的呼声。而作为“人的科学”的人类学却在学科危机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为媒介，给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带来影响。文学与人类学的关联性受到关注，我们很容易看到诸如“文学与人类学”之类的学术会议和着作名称，而且还名正言顺的出现了“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诗学”这样的跨学科转基因杂交新名目。此类迹象预示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面临变局，而人类学也因为借鉴文学批评而出现重大的方法论变化。从近年来在人类学界讨论和引用最多的一部书《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到90年代后期更年轻的三位人类学讲师合编的《书写文化之后：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与实际》，可以看到口传与书写之间的文化张力与表现张力、文学批评和人类学之间的学科张力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给世纪末的学界带来创新契机，诱发出一系列有待反思的课题。“我们表现谁？表现什么？如何表现？对于公开承认社会人类学不再能够实现其传统目标--对异国的、文化他者的生活提供整体性和客观性的表现--的人类学者来说，这是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书写文化之后》卷首的这段话，表达了人类学者面对“写”的表述困境的深刻忧患。“客观性”神话的破灭并未引向虚无，反而促使当代人类学更加强化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可以说“表现”的危机进一步促使人类学者和文学研究者走到一起。
徐：过去的20世纪是跨学科研究大发展的世纪，请勾勒一下这两个学科之间交流影响的情况。如果能提供一个总体性的概观，再辅之以相关的有代表性的案例，对于有兴趣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人会有帮助。
叶：关于人类学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情况，可谈下面三点：
第一，现代文学中的“人类学想象”。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边缘地区提供“地方性知识”的报告，他们的田野作业经验将西方传统以外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于世，其结果是对于单一基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发起挑战，对古希腊以来确立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价值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促成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想新格局。艾莫瑞（Amy Fass Emery）认为，20世纪中人类学与文学的相遇是广泛的现象，他使用“人类学想象”（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一词来概括，主要体现在超现实主义的原始主义、黑人主义（negrismo）和印第安主义（indigeniso）、跨文化小说（transcultural novel）等。由于解构主义对科学的挑战，使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意识到他们在表现方面所共享的修辞策略（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人们曾假定为具有客观性的科学话语，诸如历史学和人类学，其实也使用情节结构和叙述方法，完全可用分析文学文本的方式来解读。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对人类学中普遍化体系的批判使人们逐渐明白，这些体系是用总体化的西方范式去肢解边缘的、本土的和他者文化，是一种认识上的和表述上的文化霸权之产物。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理性与历史进步的信念，欧洲人对被殖民的、边缘的他者的看法随之发生转变，或以为他们拥有西方已丧失的某些美德，如纯朴、真诚、自然的节奏、与大地相依为命、宗教敏感性、集体传统的稳定性等。这些同西方社会自身的混乱与现代性之困境形成对照。原来被诬蔑的（stigmatized）他者变成了诱人的（alluring）他者。在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的戏剧化程式中。民族志的兴起正是“西方的没落”的一种征兆。在“西方的没落”这个判断背后有如下潜台词，非西方的希望。如果人类历史的近代行程因追随西方资本主义而误入迷途、前景暗淡的话，那么是否可以把解脱“没落”宿命的希望寄托在非西方的社会、文化他者或未遭文明污染的原始社会呢？民族志作为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原始文化的考察记录，也就这样无形中充当“乌托邦”的投射功能，成为西方人“复乐园”的希望所在。“高贵的野蛮人”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没落的文明人”树立起人格榜样。这给20世纪的文学想象带来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何表现出对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执着向往，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的世界，当然是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的世界。复归原始，认同他者，意味着找回已经失落已久的诗性智慧的美妙世界，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原初亲缘关系。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很能说明后现代视野中的他者对文学幻想的巨大吸引力。这和20世纪以前的文学中异国情调的主题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这是对人类有史以来囿于空间界限而积重难反的“我族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各民族文化只有在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思维和情感定势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和异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观。这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至观重要，它能够使研究者以中性态度面对其研究对象，减少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作用。文学批评家从以往较为狭隘的民族文学的小圈子走出来，迈向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大视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对本土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陌生化”效果，引发价值重估和再阐释的普遍需要，进而催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文化”概念的辐射作用而出现学科的分化转型，最明显的是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从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文集《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可以看到这种融合的动向。但也有学者担忧，传统的文学批评将被文化研究所吞没，并由此引发出当前的热烈讨论。
第三，人类学与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贵族化倾向针锋相对，更加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各学科的精英主义偏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这就给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构架的重组和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文学研究而言，口传文学的再发现打破了过去只关注书面文学的局限。催生了“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es）等新领域。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邓尼斯·泰得洛克（Dennis Tedlock）和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他们都以口语传统研究而着称，认为文学研究局限在书面文学上是一种缺陷。在文人诗歌产生以前，部落中流行集体性表演场合所歌唱的诗，西方文论中的“诗”概念不适用于这种口耳相传的诗歌，二者区别显而易见：书写为文本的诗完全丧失了在多媒体表演情境之中的传达效果。民族学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的活的文学。这一目标意谓着文学批评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田野作业的考察方式，尝试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体认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目前，民族志诗学的理论方法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弗里（J．M．Foley）教授等的拓展下，已经从原始部落走向文明社会，在欧洲史诗等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从一方面昭示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假如我们把“文学”的定义界定是要用文字书写出来的，那么世界上确实有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学的。但是从人类学的立场看，文学的定义实在不能限定于用文字书写出来，而应该扩大范围包括用语言或行动表达出来的作品。书写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单线交通（one way communication），作者很不易得到读者的反应，即使有亦不能把内容改变了。口语文学则可说是双线的交通（two，ways communication），作者或传诵者不但可以随时听感到听者的反应，而且可以借这些反应而改变传诵方式与内容。爱斯基摩人的传说讲述者，经常会在讲述过程中受到听众的抗议，而不得不改变内容以适合当时的需要。台湾高山族中若干族群有时也有类似现象。口语文学的这种应变能力，比书写文学更能发挥作用。李亦园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上，从“文化展演”方面介绍了台湾人类学者的成果：胡台丽的《文化真实与展演：赛夏、排湾经验》（1997）和容世成的《戏曲人类学初探》（1997），说明口传文学的研究如何能够促成人类学领域中展演理论的蓬勃发展，导引出对“文化真实”和人类学方法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由民族志诗学的口头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的展演理论共同促成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变化：从只关注写成的“文学作品”，到也开始发掘和探讨“文学过程”。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维洛克（E．A．Havelock）教授1986年出版的《缪斯学写：古今对口传与书写的反思》第三章题为《对口传文化的现代发现》，该书便借助于这个现代发现提出“文本能否说话”（Can a text speak？）的命题，以及让古希腊的文本重新“说话”的可能性，即通过早期的文本世界去透视更早的口传世界；在我国刚问世的朝戈金博士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则以尚处在“说话”状态的蒙古史诗文学为对象，探讨如何“说”的规则。这些新的研究取向表明，作为“过程”的文学相对于作为“作品”的文学，对于理解文学现象来说不可或缺；作为“过程”的文学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会有广阔发展空间。
徐：既然是“互动”，那么影响也就是相互的、双向的。能否再着重描述一下文学学科方面给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刺激和启迪。
叶：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化人类学不仅给现代文学带来影响，成为作家、艺术家寻求跨文化灵感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反过来看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动向，对文学和美学方法的关注与强调在20世纪后期引发出“书写文化”方法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人类学诗学”等派别，并给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带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