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起初“应用人类学”这门功课在台湾也是由我开始的，多少是有点缘故而来的。首先是教了汉族社会文化之后，觉得用汉族的文化来看别族这是种偏见；另外则是受到凌纯声、芮逸夫先生他们的影响，当时他们叫“边政”，就是如何治理边疆民族。我受了他们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又以少数民族的管理行政开始进入，因此有了异文化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的理念。另一方面还是我的“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观念。人类一体、种族后天的意义跟先天的关系，这些传统生物人类学的观念开始进来。我的应用人类学的前面一部分是体质人类学应用，虽然真正能应用的不多，关键是观念的开拓。生物的观念、种族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开拓。还有一个新领域是当时开始的“工业人类学”。当时哈佛大学的管理学院工业人类学是很有名气的，有位人类学家叫ElliotChapple在教工业人类学这门课，我时而去旁听了他的课。另外一个传统是“教育人类学”，也是从哈佛出现的。几个领域连带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人类学与公共卫生、技术变迁与文化适应、人口人类学以及后来发展的旅游人类学等诸多新兴而具有与当代社会直接相关学科的出现，所以才使应用人类学有了发展。不过整个应用人类学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在族群的研究上，因为文化的误解产生了族群的冲突，今天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跟伊斯兰的冲突也是这种文化的矛盾、文化的误解、文化的偏见而引起的。我在应用人类学中对这个题目是特别注重的，后期的思考方式也大半如此。21世纪人类重要的问题还是由于族群的矛盾、文化的偏见、宗教的异见而引起。人类学若要对21世纪有贡献的话，重要的还是要在族群关系上的解决。而族群关系解决的根本关键在对人类族群、种族的基本观念的理解跟文化差异、跨边界的问题上的解决。顺便一提的是我最近有一篇文章你可以带去，这是台中一个基金会刚出来的《展望21世纪》一书的一篇论文，这本书是集台湾一些资深的学者，包括李远哲、吴京、金耀基、许倬云、杨国枢等对新世纪来临作展望的论文集。我写的是《新世纪的人文关怀》一文，此篇论文的观点可以代替我刚才说的意思。另外有一篇题为《和谐与超越》的论文是讲我对汉族文化的基本想法，北京的何星亮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我的观点。可以说我对汉族的研究、对我们自己文化的综合的研究都表现于此。最近费先生（费孝通）在香港发的文章也提到和谐的观念，可以说是人类学者不约而同的看法。
徐：你们两位大师的观点想到一块了。
李：我自然不敢与费老师相比，只是说从文化的观点出发，经常会有很相似的论点出现。
徐：你们的学问做到这样的份上，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各种思想的融合提炼，取得了真谛，所以我们很希望多听你们老一辈学者的教导。
李：有关于文化相处的观点你还可以参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3期）中我与费先生对谈的那一篇文章，《对21世纪人文关怀》的观点。
徐：对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您刚才介绍了您研究宗教，原始宗教是你的研究成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现在“9·11”事件后，美国与本·拉登的冲突，您对这有何看法？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宗教学的角度来看，想听你的评论。
李：我们比较简单地讲了人类学对当代的问题，称得上人类学对当代有贡献的地方。应用人类学的范畴非常广，最少可以讲出三点是一般应用人类学里特别强调而比较宽广的意义：（1）人类学是研究族群差异、文化歧义这样的一个学问，在这一点上人类学更应该把研究的理论趋向于对族群问题的解决，对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与问题的冲突来寻求解决。国内大陆的民族关系，像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还有比这小一点的族群关系问题的解决都有益处。对台湾问题也是一样，台湾的族群关系也因为政治的影响演变得越来越尖锐。很多事情我们客观地看实际上都是因一些误解开始的，比如对别人的风俗习惯、对别人的行为的误解所产生的，久了就变成互相看不起，问题就产生了。从文化差异的观点了解彼此这很重要。对整个世界来讲，今天不同宗教范畴之间的冲突更是尖锐。不管哪个地方的冲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不幸的，甚至会产生毁灭性的冲突，对全人类来讲都是不幸的。
说到对全人类，对人类学家来讲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学家不但要对个别的文化、个别的族群进行研究，更要把整个人类看成为一个“生物群体”来看待，这就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所不同之处。人类学家从不同生物的立场，从社会的、文化的立场来看，把族群看作是一个生物群体，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问题。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人类学家特别是我们早期的老一辈的都强调体质人类学，都受到了这方面的训练。当年李济教授亲自教我们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生物观点是把整个人类看成不仅仅人类本身是同一个种族，中间没有不同的聪明才智的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把人类族群看成是一个生物群体，跟其他动物都同样看待的话，生物的演化适应的观念亦可用在人类族群本身。物体在亿万年的发展过程中，最怕的就是一个现象，即特化（specialization）的现象，器官的特化。器官一旦特化就走向适应特别的环境，是非常特别的情形，等到环境变迁适应不了就会产生灭种。人类有了文化以后不用生物体来适应环境而是用文化应用环境，但是文化的发展也有特化的趋向。即使是科学的发展也是一种特化，这是非常特别的发展，它有时脱离了用它的人类本身。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如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对能源的无尽采用都是很明显的文化特化现象。人类学家在了解这种人类文化也是生物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发展，对整个族群存在的研究就是一个启发点。假如能了解这个特化的过程，也许在慢慢扩展观念，人类对现在文化的发展趋向能够有所限制，稍微搬回来一点，而不至于由于过分的发展对环境太大的破坏，使整个人类族群可能造成毁灭，那就能使生物群体避免最悲惨的命运了。
人类看问题还得回到各个生物体自己发展的情景，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人类学生物观念在将来的发展中应突出强调，即使是很小的问题如人类本身的智能，在有了文化以及科技以后是否逐步停止了发展？例如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明显地人类的脑量有很大的增加，人类的智能因此而逐步地发展，到了真人就更聪明了。但是有了文化之后，用文化发明的东西来帮助人类思考，那么人类纯粹的聪明是不是就停止了，这是否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可疑虑的一点。当人类发展到不需要自己思考了，那么可能就停止了人脑的发展，这对整个人类似乎也是很不利的，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也应该有贡献，也就是用比较宽泛的立场来看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人类学家更应该用中国文化的传统来把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譬如说适应环境只能够适应而不能最适应。达尔文的观念适应是“fit而不是fittest”。Fittest（最适应）就是特化的开始。太适应了，到了环境一变迁就转不过来。某一个程度的适应但是又能保持很多不同的特性在里边，积蓄了很多可能别的时候适应的条件，人类文化的多元就是一种不太特化的存在。这些多元能够和而不同也是适应往前走的一个道理，中国的人类学家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不仅仅是大陆本身，台湾及华裔的人类学家都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特别的观点所谓“和而不同”以及“致中和”等观念，这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有和而不同或致中和的观点，就能容忍不同，而保持多元文化的特性，如此才能长远延续光大，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之后即有一个伟大的朝代出现，应是这一意义的实在表现。
徐：李先生，你这样一说，正体现了人类学家对人类的关怀，人类学家本身就研究人类，研究人的行为方式，所以你所讲的表明了你站得很高，也看得很远，在21世纪里对于我们认识人类学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贡献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有些人看问题仅看到眼前的一些事，比较重功利性。就是对人类学的应用这个问题来讲也有较为功利化的现象，仅仅需要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就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来看，人类学要关心人类未来，长远一点，这很有启发。眼前的问题也要解决，但不能光看到这一点，像你讲的突然不知哪天又会来个“9·11”，或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人的发展也出现一个不测现象，会面临毁灭。李先生这个问题你考虑得很深，对我们很有启发。下面还想请你谈谈两岸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长期以来致力而为的一个事，人类学的发展情况来说，大陆比台湾要落后些，因为“文革”，大陆的人类学发展受到了限制。大陆在停顿了二十年后恢复发展人类学，李先生你在中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请你回忆一下你推动两岸学术交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