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我刚才听您讲了你们系在促进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方面有很多方法，比如召开国际人类学的会议、参加内地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会议。还聘请西方的访问教授，邀请国际方面的学者来演讲，这些方法作用都很大，像我自己多年以前就得到你们邀请，这对我有很多启发。我曾经讲过我的《雪球》那本书，就是1993年访问贵系时跟乔健教授谈，跟谢剑教授谈，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启发了我的思路。所以我觉得你们系有这么好的一个促进内地和国际交流的传统，而且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上，这是内地别的地方的学校所没有的。
陈：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计划可以跟内地的学者或单位一起来做一些研究计划，在这边申请研究资金，使内地一两个学者能够参与进来，这也是一个办法。还有做博士后也是一个办法，博士后也要有一个研究计划，可以让香港或内地哪个学校的博士后的学生来申请博士后研究计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各位老师研究计划的权利来促进交流，如上次林舟教授跟您谈的合作的事，就是他在设想申请研究计划，想要跟内地的学者合作申请研究资金，成功的话就可以正式合作了。如王鹏林教授是研究语言学的，他把北京的朝克教授--也是研究语言的列入计划里面。朝克教授就可以来这边合作研究，前后有两个月左右。
徐：这说明方法很多，比如今天中午林舟教授跟我谈，他说计划讨论后再修改，如果这个合作能成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么多年来，我们广西的学者不断得到你们的邀请，包括乔健教授邀请的。这种交流对我们广西民族学院来说也是很大的促进。我自己就有这种体会，在写《雪球》之前，我刚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再进一步怎么研究我还不知道，结果到这里来，乔教授、谢教授等都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这么多年来就是颇着他们指的方向，把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汉民族研究中来，做新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种合作交流确实是双向的，对我们很有好处。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尽量在做。这几年来，台湾的李亦园、庄英章、乔健教授，包括你们系的吴燕和教授等都在我们学报的封面上做了宣传，这个效果很好。2000年我们把我们学报封面印在一起来看，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大陆最着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等也上了封面，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想请您对我们学报给一个评价。
陈：我看你们这个学报是办得很好，应该继续办下去。我认为无论是内地还是国外，用中文出版的人类学的学报中，你们这份学报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而且是普及到各地的。对人类学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对人类学的发展，这个学报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像我也是通过看这份学报才知道其他地方人类学者的研究情况。我认为你们办得很好，将来有可能还可以再加一个版，是专门给人类学交流和交换意见的，把人类学最新的动态、最新的研究计划都列入里面，大家一看都知道了。我看这个学报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学报性质不大一样，各有各的好处，那个是很专人类学的，稿子都是专门的人类学稿件。你们有一些不是人类学的文章也放在里面，是比较普及性的，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学报。假如您把它改成人类学学报的话，太专业化了，就不一定普及了，只有少数专业人员看。所以我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好处就在于这点--不是太专业化，但又有人类学的课题。还有相片，很多学报是没有照片的，你们学报放照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看了有比较好的感觉，比较亲切。
徐：这次我想把你们系全体老师的照片放上去。今天我们也拜访了你们图书馆的馆长李先生，还有邱女士，邱女士说星期五拿到我们的学报第2期，她以前没看到，她说非常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口气，用一天半的休息时间看完了。她认为我们的学报很有水准，建议我们的院长跟她们建立交换关系。馆长对我们很客气，说要跟我们学院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最后想再问一个问题。上次我们在威廉斯堡开了一次第十四届人类学世界大会，大会提出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种说法，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陈：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当然是一个口号。19世纪也是人类学的世纪，每个世纪对人类学都有新的挑战，问题是21世纪足什么挑战。以往人类学比较偏重传统的社会，比较偏僻的社会、小社会，现在在前进的过程中，人类学讲究适应，讲究怎样去看问题。比如以往有人问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汉民族文化？以前的人比较容易回答，现在回答什么是汉民族文化，好像不容易了。什么是香港文化？香港文化有传统的华人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语言也混合得很厉害。所以，21世纪给了我们新的挑战，我们人类学需要去应付新的挑战。有什么新的研究方法？有些人类学者提出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强调在一个小地方做研究。我们要同时研究几个点，比如研究中国一个社区的有很多人可能也到外地去了，所以研究时可能你还需要到外地去研究，做比较，就是要多地点研究。一个大型国际会议需要一个标题，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是很好听的标题嘛。当然详细讨论起来就是一个口号，每一个学科都可以这样讲，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应付21世纪的事情。我们人类学不仅是研究文化、文化变迁、传统，归根到底是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人类学脱离不了比如探讨脱贫的问题、平等的问题、和平的问题等等。21世纪虽然人与人之间加强了沟通，但冲突也是越来越多，没有减少。还有大国小国的竞争，也影响到每个社区的人群。所以，人类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研究社会现实的问题，这个才有意义，才是为人类做出了贡献。以前人类学的目标是要分析、描述不同地方文化的不同，那时人们对非洲、对很多国家的文化不大认识，现在我们对世界各地文化几乎都有认识，录像带也很多。我们进一步研究在全球化的课题下是不是人类学也能探讨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这对人类会有很大的贡献。
徐：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更提高了，因为有些人研究人类学只是限于某个区域，某个小的社区、小的村子。没有站得那么高来看21世纪面临的问题，例如贫困、平等、和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人类学界能够对这些问题提出理论和方法上的看法就是对人类的贡献，这也如刚才您讲的社会的现实问题。
陈：是的。我鼓励袁同凯做关于瑶族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我的目的并不是只停在广西的两个点，而是要把研究的经验再推广出去，看这个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教育的问题等等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为什么在不同的点，有的教育程度那么低，有的又那么高，为什么在一个村有的比较有信心做教育方面的工作，有的比较没有，我们都要做比较。还有国家教育与族群文化、族群认同以及族群关系有什么关系？在广西做了瑶族的研究以后，他要跟云南各地的研究做比较，可能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以及族群研究有一些贡献，应该是这样。
徐：非常感谢陈教授！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