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何星亮研究员
徐杰舜
徐：听说你刚从日本东京归来，这次赴日从事什么研究？主要收获有哪些？
何：我于1999年9月至2000年3月底，应日本国学院大学的邀请，赴东京从事研究半年。这次是第二次赴日从事较长时间的研究，第一次是1995年至1996年，先后在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和东洋文库从事学术研究一年。这一次主要从事中日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撰写了《齿与文化--中日拔齿风俗比较研究》（约30万字）。此课题属于考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拔牙风俗曾盛行于新石器时代，并残留于近代许多原始民族中。日本学术界从1918年开始研究，许多着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曾参与研究，直至近几年仍发表不少有关论文，共约发表六七十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中国虽然出土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拔齿风俗资料，但直至70年代才有个别体质人类学家研究，而且研究论着极少，迄今为止，仅发表六七篇论文和研究报告。本书稿分十二章，分别为研究概述、拔齿风俗分布、日本拔齿风俗概况、中国拔齿风俗概况、拔齿类型、拔齿年龄与拔齿次数、拔齿与性别、拔齿的方法、拔齿风俗的起源、拔齿的象征意义、拔齿风俗的变迁、中日拔齿风俗的关系，对探讨中日史前文化和中日文化的源流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徐：你先后在日本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半的时间，对日本人类学研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你认为日本的人类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何：日本人类学会是与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学会，日本民族学会则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会相同。据说，有不少学者曾建议日本民族学会改名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并曾征求过意见，但许多老先生反对，至今没有改名。日本的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均比中国强得多，研究人员众多。他们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视，有影响的新着一旦问世，很快被译成日文。据我所知，大多数西方名着都被译成日文，而且，译者大多是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的学者，所以翻译的质量很高。日本的人类学在日本学术界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在探讨日本人及其文化起源、日本人种和体质形态、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影响很大。目前，日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与英美的有所不同，他们仍然对传统的研究课题十分感兴趣，尤其是民间信仰（如萨满教等）和日本文化起源等方面，仍是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日本的人类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不少。首先是日本学者精细的方法，他们无论是研究抑或是调查，都十分细致。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于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其细致程度是令人叹服的。例如，每一番社的拔牙、文身、染齿等风俗，像人口普查一样全都记录在案。而许多中国学者到乡村调查则是走马观花，只了解其皮毛，而不究其具体数字和实质。
其次，日本学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翻译，都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和草率。而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远远不如日本人，不少人写文章也好，翻译外国论着也好，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随意性强，很不严肃，因而错讹之处甚多，误人害己，为祸不浅。
第三，日本人独特的研究会形式也颇有意义。日本人的研究会多种多样，可分为多种层次。第一类是大型研究会，如日本东方学会、日本民族学会、日本民俗学会等，这些学会通常一年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其次是中型研究会，通常每年开四次研究会，时间一般为1天，有3～4人作学术报告。例如中国资料研究会，日本全国有一百多会员，每年必须交会费，每年开3～4次研讨会。第三类是小型研究会，由几人至几十人组成，一般是以所研究的对象命名，如徽州文书研究会，每月一次，时间在月末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第四类是以教授及其研究生组成的研究会，其他人员也可自由参加。有些教授有十几位研究生，有的则只有几位。日本大学研究生的专业课。老师一般不讲课，大多是以研究会的形式上课，每星期一次，属于该位教授的各年级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在一起。这种研究会有时是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即学习某一本名着，研究生轮流讲一章或一节，先读后讲，每次一人读讲。有时是以学术报告会的形式进行，研究生轮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研究心得。日本学术界对研究会怀有极高的热情，每次开会，大多数会员都不远千里，不管刮风下雨，自费前来参加一天或两个小时的会议。参加某些研究会还必须交钱。少则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8元），多则三四千元，每人得到一份有关报告人的材料。如参加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一般为500日元，而1999年12月在国学院大学举行的日本道教学会年会，参加费要3000日元（约220元，时间仅一天）。每次研究会后，一般都举行晚宴，所花费用，由参加者平均摊派，少则二千日元，多则数千元。如1999年12月道教学会组织的晚宴，参加费需要交7000日元，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中国学者即使不用交钱、免费提供饭食也不愿参加。为什么日本学者对研究会抱有如此之高的热情，原因有多种：其一是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起作用，研究会也是他们的团体之一，在他们看来，既然是研究会的成员，就有责任维护它。其二是通过研究会可以获取许多新的信息，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其三是通过在研究会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有助于报告人修改和充实论文。尤其是老先生的意见，尤其重要。日本学者发表的论着，大多先在研究会上发表，在采纳了师长和同行提出的意见后修改的。我曾多次参加不同类型的研究会，与会者提出的一些意见是很宝贵的。如果我国学术界也采取这一形式，必将大大提高论着的质量。
第四，日本学者学习西方的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学者到西方国家，不仅学习所在国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研究所在国的问题。而中国留学生却不同，虽然同样学习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研究的问题大都是有关中国的。近百年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大多如此。美国历史学者赖世和曾说过，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留学生是问题取向（problem－oriented），而中国留学生则是地位取向（status－oriented）。由于日本留学生是问题取向的，他们急切地想学到西方的长处，以解决母社会中的问题。中国的留学生则不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快速地获得学位，以之作为工具，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普遍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动机。因此，他们到西方国家留学的时候，往往不是想真切地理解西方，而是了解西方社会科学一点皮毛之后，便拿到本土社会中套用，然后将“验证”西方理论的结果写成英文论文，快速地取得学位。诚然，赖世和的说法不一定准确，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社会以解决存在问题，对发展中国社会很有必要，不过，就本人亲身感受而言，研究所在国的问题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前已述及，我在日本东京从事较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已有两次，两次的研究课题完全不同，前一次是关于新疆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中俄边界谈判研究，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27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是古代民族文字学和历史学、民族学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是利用日本东洋文库丰富的和一些国内找不到的汉文资料。说实在的，如果在国内做，此书难以完成。但是，由于主要是研究新疆历史和文化，日本有关研究极少，参考的主要是中文着作，虽然吸取了日本相关研究精细的考证方法，但没有大量阅读日文着作，其不良后果是：一是日语水平提高不快；二是对日本学术界研究情况了解不多，未能真正认识日本学术的长短。而后一次主要研究日本史前拔齿风俗为主，收获明显较前一次大。由于日本有关研究很多，并涉及到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日本人及其文化起源诸方面。此外，日本人关于中国古代拔牙和台湾高山族拔牙风俗的研究及调查报告也很多，为此而阅读了大量日文有关着作，既大大提高了日文水平，同时对日本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及日本文化起源的研究也有较全面的了解。所以。我认为，在国外无论做博士论文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最好做与所在国有关的课题，收获会更大一些。
徐：听说你原来是学少数民族语言的，你是怎样转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
何：我原籍广东省兴宁县（现改为市）。是典型的客家人。1975年到新疆工作，1978年我在新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有幸被中央民族学院录取，成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专业本科生。我们班有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达斡尔族四个民族，有幸与哈、维、达三民族同学同一宿舍生活四年。
1982年夏，我获中央民族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同年冬天，谷苞院长（民族学家，原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顾问）即让我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哈萨克族简史》的撰写工作，帮助哈萨克族语言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尼合迈德·蒙加尼收集资料，参与翻译和编写等工作。至1984年完成撰写工作，写出24万字。
1984年，国家教委发出通知，允许工作两年以上的大学生报考研究生，各单位不得阻拦。当时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招生，指导教师是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和詹承绪、满都尔图三位先生。十分幸运，一举成功。从此，我在三位导师的指导下，转向民族学、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1987年，我以《图腾与氏族》的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法学硕士学位（国家学位制度把民族学纳入法学）。论文后经修改，写成专着《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27万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后国家教委制定了在职人员申请博硕士学位的有关试行规定，允许成果突出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直接申请博、硕士学位。当时我已完成两部专着和两部译着，并发表四十多篇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经研究生院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同意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生院规定的在职申请学位的要求比在校生高，两门外语必须在70分以上，专业课必须80分以上，博士论文必须请15位有关专家评审（在校生是5名专家评审），并必须送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审核。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90年夏天，顺利通过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和三门专业课考试。同年10月，博士论文《图腾文化研究》经15位有关专家评审合格，并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同年12月，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审核论文和有关资料后，正式批复同意授以博士学位。据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说，我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第一个通过在职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中国图腾文化》（31万字）为名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徐：你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专着和论文）有哪些？
何：我于1980年春季开始从事学术研究，距今已经整整20年了。我的研究兴趣较广，20年来，我先后研究过古代北方民族语言文字（匈奴语、稽胡语、突厥语和察合台文等）、亲属称谓制度、新疆民族历史和文化、民间信仰（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龙崇拜等）、史前文化、近代边界问题、边疆民族稳定问题、少数民族现状和发展问题等，涉及多个学科。主要着作有：《哈萨克族简史》（合着，20万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版）、《维吾尔等族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46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龙族的图腾》（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版，台湾中华书局1993年版）、《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27万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30万字，上海三联书店1992、1995年版）、《中国图腾文化》（3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96年版）、《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27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版）、《苍龙腾空》（16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富蕴县哈萨克族卷》（25万字，合着，即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以及最近撰写的《齿与文化--中日史前拔齿风俗比较研究》（30万字），主要译着：《哈萨克族》（哈萨克文译中文，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图腾崇拜》（俄文译中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100多篇。
由于我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一本专着或一篇论文也往往既有历史学的和考古学的，又有语言文字学和人类学的。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应归属于那个学科，如果严格按照学科标准定位，我可能被划入不能归类的“无所属”学科。不过，根据列维－斯特劳斯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人类学家承认的关于人类学的定义：即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察而加以描述的是民族志，根据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作综合比较研究的是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见《人类学》辞典第1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则有5本拙着是属于综合比较研究的，或许可以勉强挤入民族学或人类学之列。就我个人而言，学科概念较淡薄，归属何种学科并不重要。我一贯持这样的态度：不管属于哪个学科，只要有价值而自己又能做的课题，就义无反顾地去做。
徐：对你的学术研究影响较大的学者及其着作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