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你认为，20世纪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存在的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何：20世纪的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者在中国各民族中作了大量的调查，收集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调查报告和研究着作，建立了专业比较齐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成立了不少学术团体，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从理论和方法上看，主要是引进、学习、模仿阶段，是西方人类学及前苏联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阶段。可以说，20世纪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然，这与时代有关。文化有时代性，学术研究也有时代性。时代不同，人的认识也不同。每个历史发展的时代，有它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规定时代的，同时也是限制着人们的认识。荷马时代不可能出现莎士比亚，夏商周时代不可能产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诗人，唐代也不可能产生屈原这样的诗人。此外，人的行为不能与其所处的时代相违，故要知其人同时必须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孟子曾说：“知人论世”，世就是时代。倘若不了解历史上某人所处的时代，很难理解他的行为与活动。远的且不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行为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许多人都做了与正常状态相违的事情。如果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当时人们的反常行为。在当时看来，一切行为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但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是多么疯狂、野蛮、愚昧的行为。由于人的认识有时代性，学术研究也必然具有时代性。20世纪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缺乏创新精神，是时代造成的。
徐：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使之中国化？如何才能成为学术界的显学？
何：我个人认为，在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并使之中国化和成为显学，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问题。不过，从理论和方法上看，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创新意识，二是弘扬综合精神。
先谈第一个问题。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最主要的问题。就人类学而言，创新主要是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创新。着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萧新煌教授曾对台湾地区社会学家作问卷调查，大多数学者认为，从中国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资料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国化最为重要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之所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层出不穷，其主要原因是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对一切均抱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普遍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如果没有怀疑、批判和大胆假设的精神，就会生搬硬套，也就不会有创新，也就谈不上中国化，也就难以成为显学。
如何创新？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因此，创新必须首先熟悉前人有关研究情况，如果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不熟悉，自然谈不到创新。无论是在世学者的抑或是过世学者的有关研究情况，都必须熟悉。“只有先‘进入’西方及行为科学研究者所已开拓的园地，方会了解其限制与优点，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门外而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是怀疑和批判。怀疑是科学发现的先导，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哥白尼由于对托勒密的“地心说”发生怀疑，从而创立了“日心说”。社会科学也一样，所有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都首先是对前人的理论和观点产生怀疑。而批判也是学术研究应有的精神，学术研究没有批判就不可能发展。不要迷信权威，要敢于向权威挑战。如果不批判前人理论和方法的谬误和偏差，就不可能提出超越前人的理论和方法。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曾说：“科学上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舍弃批判的态度。代之以轻信佐证不足的假说。”只有在批判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都是在批判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奥传播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怀疑和批判进化学派的基础上产生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是在批判进化论和传播论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来提出的理论并不一定比前者科学，但它毕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创新与提出假设及检验、论证也紧密相关。只怀疑和批判别人的理论和概念还不行，还必须提出自己的新理论或新概念。胡适有句名言，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提出假设，没有论证、分析，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现在有不少学者喜欢提出假设，但不注重论证，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论证与假设一样，都是重要的一步。要用各种可靠的资料从多方面来论证，最好是利用多重证据。
杨国枢和文崇一两位教授曾指出：如果“只是不加批评的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叶启政教授曾说：“要使社会科学中国化，首先而且绝对必要的是：社会科学者要有自觉反省的意愿与能力……应当对外来之知识有Merton所谓之‘有组织的怀疑取向’的思维习惯。惟有对外来之西方中心社会的知识具有批判、存疑与反省的习惯，才可能突破长久纠结成的魔障，而展现自主的思考成果。”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应大力加强创新意识，发扬科学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只有不断地创新，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向前发展。
创新的方法多种多样，人类学、民族学常见的主要有综合法、修正法和独创法等。所谓综合法，即综合有关的各种理论方法，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修正法即修改或补充他人的理论、概念的方法。修正法一般是通过模仿，当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正。模仿是人的天性之一，模仿也可说是研究内容和材料的中国化。在模仿基础上修正西方的新理论，也是创新的一种形式。通过模仿，将会发现其长处与不足，才有可能提出修正或完全改造的方法。独创法即根据新的材料，创立与众不同的理论或概念。关于这些，我在《略论21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第二个问题是弘扬综合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综合各国学术之长，二是综合各学科之长。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善于综合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在综合、吸收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日本人也有很强的综合性，日本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毅然“脱亚入欧”（近几年日本学术界又提出“回归亚洲”），向西方强国学习，汲取他们的先进文明。不过，日本向西方强国学习，是有选择性的，“哪个国家在某方面优秀就向哪个国家学习，如医学向德国学，理学向法国学，工学向英国学，农学向美国学，政治法律向普鲁士学。”这种综合各国长处的方法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学术也一样，日本学术界不仅对重要西方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对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着作也大量翻译，如俄罗斯和中国的学术着作也翻译了不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也应该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综合精神，应综合世界各国人类学之长。各国有各国的学术传统，每一个国家的人类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不能只引进美国或英国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他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也应重视。
我国人类学界一般只强调学习、引进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日本的人类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日本学者精细的方法是十分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我认为，中国人类学应学习西方构建理论和概念的方法，学习日本人精细的调查和研究方法，继承中国的实证和文风。即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日本的精细、中国的实证和文风，这三者结合起来，将是最佳的，必将能够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中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学习多学科知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长，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几十年来，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都在学习、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新研究风尚。但是，人类学／民族学却只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很少强调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人类学／民族学者往往只讲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结构一功能理论，而不讲社会学帕森斯和墨顿等人的结构功能论；只讲特纳、道格拉斯、格尔茨的象征理论，而不讲布鲁默（H．Blumer）、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只讲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而不讲哲学、史学、文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中的结构主义。其他学科也有类似情况，如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只知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不知道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Coser）、达伦多夫（R．Dahrendorf）等人为代表的冲突论（Conflict Theory），也不了解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一应战”理论和费正清提出的“冲击一回应”理论，如果了解这些理论，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研究亨廷顿的冲突论。再如中国考古学界某些学者在1981～1984年间发表多篇论文，研究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认为此种镜是由东渡日本的吴工匠制作。对此，日本学术界普遍持反对意见。如果他较多了解日本历史和古代中国王朝与周边地区及国家的关系，他就不会一再坚持被大多数日本学者否定的这一结论。另外，某些学者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没有分析中国人的缘、缘分观念与佛教的关系。实际上，佛教中“缘”的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因此，掌握多学科知识，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发展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只满足于人类学／民族学知识是不够的。
18～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线相当模糊，许多大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至20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分化，而且越分越细。到20世纪末，各门社会科学的边界又逐渐模糊。至21世纪，各学科间的交叉将会越来越普遍。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不理睬学科的边界，努力扩大学术活动的范围，凡是自己能够做别人又没有做的都可以去做。将来没有人能垄断某一学科的知识领域。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是21世纪的要求，知识越丰富、越博学，才能走在21世纪学术的前列。
徐：从你个人的研究体会和经验来看，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关键。发展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不仅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创新，而且还要综合各国学术传统之长，掌握多学科知识，才有可能跟得上时代。
何：创新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学术发展的动力。然而，创新需要渊博的知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扼制学者创造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信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并在世界人类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