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我们所说的主流学派是以主流大学像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这些人类学研究比较强的学校作为主流，他们研究的还是以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为主；从理论角度来讲，比较倾向于抛弃过去的一些理论而用一些新的理论来解释过去人类学界常用的话题。比如说格尔兹，他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兴起的，他是从文化阐释，强调文化的符号、象征着手，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他的影响不仅是对人类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对一种很微小的东西，可以做出一种全新的解释。比如他对巴厘岛斗鸡的研究，不仅仅是描述这种现象，而是着眼于斗鸡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整个一套文化，他强调对文化的一种深描，它不是表面的、现场的，而是通过描述能够了解它的每一种角色所代表的一种象征，强调现象背后的东西。过去很多人类学家只是把一个东西描述出来就行。这个学派觉得仅仅描述是不够的，描述离开一个场景以后再来看原来描述过的东西就可能失去很多背后的东西。格尔兹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理论。其实在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两个理论，一个是文化唯物主义，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的；一个是象征的符号的，除了格尔兹以外，还有萨林斯。就整个来说，美国的人类学界有很多流派，不像过去那样各个学派统归是哪一样，它的流派是多元的。英国的人类学派比较偏向于理论方面的，尤其是跟政治人类学关系比较紧密，英国人类学的理论色彩更浓。英国或者欧洲人类学家产生一个最新的、原创的东西，它马上就传入美国。在美国传播开来。然后从美国影响到全世界。它等于是一个原料基地。在美国，人类学研究最强的大学是芝加哥大学、波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包括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还有北亚加那州的人类学系都是很强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没去成，这个大学占有的重要阵地《当代人类学》杂志是个比较权威的杂志。同时，芝加哥学派一直都是比较有名的。伯克利（大学）的传统是克鲁伯传下来的，它保存的美国人类学的资料最全。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规模比较大，有二十多个专任教授。还有很多兼职教授，各个学科的都有。美国人类学杂志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人类学》。还有《人类学家》，这是美国人类学会办的。另外。区域性的人类学的杂志也有，比如亲英格兰地区的一家人类学杂志等。人类学的杂志有好几十种，各个分支学科的人类学都有杂志，比如考古学的、历史人类学的都有。肖凤霞等人提倡的历史人类学是研究像中国、印度这些历史比较长的、传统比较长的社会，是区域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来研究，发挥人类学与历史学特长，比如中国研究历史比较多的是从正史或且现有的文献资料里面挖掘材料，人类学家可以发现那些不被人们注意的历史材料，比如说碑刻、族谱、修庙记录等。此外，《中国的人类学社会》这家杂志，顾定国和我是主编，原来的编委主要是在美国，在海外，现在已聘请了包括您徐教授在内的一些大陆的编委。
徐：上面您讲的美国人类学主流学派，使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力量，尤其在高校里面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中国跟它相比，差别太大了。我想您能不能再谈一谈下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人类学者参与社会工作或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
周：他们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一些名校毕业的学生以外，一般的学校强调应用性方面的知识。因为名校的学生的分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比如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捧的是金饭碗，而一般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的应用性趋势都很强，像旅游人类学等。这些大学毕业生的去向，有的是去美国一些教育发展的基金会。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大部分是去研究教学机构。
一般大学学生的去向范围比较广，有的是去外交界，比如在中国的那些领事馆的那些领事好多都是学人类学的。我指导过的一个学生叫大卫·莫尔，是人类学家。他现在也在美国的外交部。美国外交部比较多地录用了人类学家，你原来研究哪个地方就派到那个地方。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去外交界的主要是外语学院的人。是学外语的。美国这种做法是一种全球战略，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需要到那个国家去就要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熟悉这些情况以后，他做的工作就比较得心应手。
另外一些毕业生是去跨国公司。美国的大公司都是跨国公司，总部在美国，生产车间在国外，在国外雇佣了各个国家的员工，但管理人员是他们派去的，管理人员怎样和当地的员工沟通，需要人类学家去做，很多跨国公司里专门有一个文化咨询部，帮助他们解决驻地周围的一些问题。像Nike制鞋公司在中国做的生意，他的管理人员肯定是中国香港的或其他国家的，工人是从内地来的，在公司没有相关机构来管理族群方面的事务。还有在美国国内的公司，这些公司聘用不同民族的人，这容易引起族群之间的争斗，需要人类学家来帮助。比如说不同的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桌怎么摆，都有学问；还有住宿、怎么相处等很多方面都要考虑。在制定条例的时候，怎么处理族群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定得很细，都咨询人类学家的意见。
还有一个是银行投资。银行投资涉及的文化背景很复杂，大银行到各地投资，这些地方的情况怎么样，需要人类学家做决策咨询。我记得有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一家银行里坐到了一个很高的职位。他的知识对银行的发展很有贡献。现在世界银行的贷款都要请人类学家来评估、审查。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团体很多，什么基金会、人权协会、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等等，这些团体也吸收了大量的人类学家来参加，在这些社会团体里工作，这些团体需要一种跨国知识、跨文化的知识，甚至一些宗教团体也需要人类学家为他们服务。
在美国，还有一种社区服务，向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救援。人类学家也在这方面工作，特别是一些在读的博士都参与了这种活动。还有军队。跟情报有关的，因为军队也是全球性的，像美国出兵科威特之前，请了人类学家去上课，讲科威特的人文地理，讲阿拉伯人的禁忌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违反了伊斯兰教的禁忌是会激起公愤的。部队要派往某个地方，都要请人类学家进行基本语言训练、当地知识的训练。这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可利用人类学的知识处理军民关系。
此外还有医院。美国的医疗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分工特别细，把人好像当做一个运输带上的产品一样，这个地方挂号，那个地方化验，医生与病人之间完全是一种机械互动。人类学家在医院里面需求很大，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医疗制度，以提高医疗效果。如哈佛的凯博文教授，他主要研究不同的社会文化对疾病的影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委托他做课题，还有培训医科大学的学生等。医院里边很需要医学人类学家。处理一些医院与病人之间的纠纷，处理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问题等，这在中国国内极少有人考虑。医学人类学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学科，很多医疗事故、医生与家属之间的纠纷、学科起名等都需要医学人类学的知识。如现在的医院有一个科叫“变态科”，实际上是治疗皮肤的，可人们以为是治疗精神疾病的。
由于美国实行文化多元政策，人类学家对公共事务、对种族及解决种族冲突的贡献是最大的。美国现在的经济这么稳定地发展，矛盾越来越小，这与人类学家的协调很有关系。在美国专门有搞教育人类学的、社区人类学的……分得很细，什么主题都有人类学家参加，提供决策参考，像研究艾滋病的人类学家就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艾滋病看起来是纯医学问题，可实际上是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应该说人类学的知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国家对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人类学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徐：从您所讲的，我有这么一个体会，一个想法，就是人类学研究价值取向是不是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以人为本？
周：对，人类学实际上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以服务对象为本。比如说我们要去扶贫，要去帮助什么人，那是以我们的角度去帮助他，但当地人最需要你帮助的是什么，这是关键的。
徐：1998年我们一起去美国，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有个体会挺深，就是它的任何一个公共设施的制度规定都是为人着想的，为服务对象着想的，不像我们一样为执行者着想，总是从防范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国内进机场与在美国进机场是两种感受。从您所讲的这些，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人类学今后的发展前途可以讲是很光明的。美国人类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市场，就因为美国很多问题都需要人类学家提供咨询、协调或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自然、与制度的关系。人类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我想问一下您在哈佛大学--美国最早最着名的大学一年，最大收获是什么？
周：首先是得到比较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方面是耳闻目睹的，另外一方面是在图书馆、网络上收集的。了解了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人类学下一步怎么样做、怎么样与国际接轨有了底。这应该是最大的收获。
徐：除了这个以外，您是否还特别考虑一下对人类学的研究，在理论观点上有什么新的考虑？
周：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类学界最有可能做出贡献的地方。中国本身有很丰富的文化，有那么长的历史，又正处于急剧变迁的时期，我们的研究很可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而对整个人类学的理论有所贡献。无论是在宏观上的理论还是在具体研究上的理论都有这种可能。我们不应该总是拿着别人的理论去套，这不是一种创新。现在我们的条件比以前要好一点，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队伍壮大得多了。尤其是举办了几期高级研讨班以后，我觉得有很大的收效。高级研讨班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一个标志。参加高级研讨班的这些人，以后都成了研究人类学的骨干力量。二是社会上对人类学也开始有所了解，人类学在学科以外的影响开始产生了。像很多出版社出的人类学的书都比较畅销，有好几本书在中山大学的书店里面排号都连续排在前茅，像《中国文化批评与人类学》、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还有山东画报社出的那几本《人类学田野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您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等很畅销，稍晚一点去就买不到了。这主要是学科以外的人买的，他们关注人类学，希望从人类学中吸取点营养，对自己的学科有所帮助。第三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人类学学科。比如说对宗教的问题，气功的、邪教组织的问题，都需要人类学在各地研究的经验，有许多现存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这些东西是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