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官方对人类学的定位不是很重要的，应该实实在在做一些事。十年前老在吵人类学应该放在哪个学科的问题，跟民族学、民俗学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并不重要。从这次民俗学的会议（指《’99南宁国际民族民间文化研讨会》）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很容易接受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果我们不讲谁吃掉谁的话，两个学科很容易在一起共同发展。其他相关的学科也一样，关键是看你做了什么东西。有一定数量的大学建起了人类学系（所）以后，学科之间的东西很自然地会慢慢理顺。
徐：我觉得您这个观点可以接受。因为学科间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反而是浪费了很多的精力，也闹出了很多的矛盾，什么派系、码头问题，还不如我们自己务实，扎扎实实做一些实际工作。我们现在面临这么一个重大转折，社会变化很快，社会上很多问题都需要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考察去研究，如果这方面的成果越做越多，它也一定引起有关方面包括政府的重视和关注。1999年9月我们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您和乔健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务实，这是人类学发展的方向、一个大前提，如果在无原则的概念上争来争去，既不会出什么成果，也给人家一个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学科地位的印象。
周：费孝通是务实的。你们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也是务实的，扎扎实实发了些文章，聚集了很多人类学的作者。
徐：刚才您所讲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对当前中国人类学现状的评价。对这个问题，能不能再作一个概括说明？同时顺带说明一下在哈佛访问、学习的结果，对我们21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走向您如何分析？
周：我想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不像社会学一下子发展起来很大，变得反而不牢靠，基础不牢靠，有很多非社会学的人做的一些什么社会问题、什么流行东西（的研究），按何肇发先生的说法是“滥、乱、低……”人类学的坎坷比较多，发展比较慢，但比较健康。相对来说，在这个队伍里的人是真正愿做一点事情、对这人类学学术有兴趣的。像广西民族研究所的李富强研究员在那么清贫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研究，如果对这个东西不热爱的话，他是没有多少动力来做的。
人类学发展了近20年，总的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当然跟其他学科比起来，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是我们人类学家做的工作不够。如果大家都是一条心，那么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会更好一些。在未来的21世纪，我想我们这些人要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普及人类学的知识。让社会觉得人类学是有用的，让大家来共享你的资源。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发一些专栏，分析一些民俗的东西。民俗的东西是大众的东西，然后再用人类学的理论来分析，用人类学的眼光透视它，写的话，一是大家都看得懂，二是不仅仅是描述一些事情，要有你的一些分析在里面，做得好的话，可以在一些大报上推行。第二个，人类学家争取机会多参与一些公众活动。因为现在人家不熟悉人类学，你不主动争取的话，很多公众活动人家就不邀请你。公众活动包括一些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热点等大型活动，要有人类学家在那里说话。像上次广州准备设计一个科技馆，一般是经济学家、建筑学家在那里讨论，经济学家完全是从效益上考虑怎样赚钱，建筑学家考虑怎样建筑得漂亮；人类学家考虑就不一样，你首先要定位，科技馆是干什么的，如果是面向中小学生普及知识，就不能是以赚钱为目的。建筑学家要看有多少钱建这么一个东西，经济学家要看有多少钱维持它，我们参与以后，我们就提一些建议。还有市政建设等其他方面的东西，要尽量争取说话。尤其是像我们在广州做的流动人口的研究问题，我们去说话，有时候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为决策层服务。他不一定采取你的方案，但至少可以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你有一次打响了，以后有事情他会主动来找你。这是扩大影响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出版的问题。出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翻译。像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人类学名着的翻译很有意义。另外是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的着作。但要防止把什么都当做人类学来做的倾向，专业性的东西要浓一些才好。还有一个是出版专业杂志，这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指标之一。以后我们人类学同行多了，就会有很多好的稿源来丰富、支撑人类学的杂志，形成一个网络。
再一个是人才培养。现在应该是多条腿走路，开研究生班、培训班、高级研讨班等。我想高级研讨班的形式再办下去可能不行了，要换一个形式，要更专业一点的，比如搞应用人类学等专题性、分支性、针对性的一些培训班。如果中国国内的人类学家人数不够，可以请一些国外的人类学家来做，来帮培训。比如做投资咨询的课题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办一个培训班。我觉得办班的针对性要比过去的高级研讨班更强才好。我下一次准备办的族群与族群文化这种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通过这种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田野研究工作怎么做，把握前沿性课题怎么做。那种泛泛的讨论会，不能没有，但要少开，比如一年一次年会就足够了。专门性的课题，论题比较集中，人数又不太多，每次开完会出一个集子，作为某个方向奠基的作品。
通过学术会议也可以培养人才，不少人参加了一个会议，受到一个启迪，就可能改变他的研究方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办研究生班也是快速培养人才的一条路，但这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有一定难度，学位控制也很严，时间也比较长。但我想以后有机会可以办人类学师资博士班，就是已经在高校或研究机构的有硕士学位以上的或有副高职称以上的来读博士，这样，一个是没有工作分配的问题，哪里来哪里去，他可以利用他学到的人类学的知识在本单位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在高校作为一个公共课或选修课来开应该没有问题。像胡鸿保在人民大学开人类学概论课，有几百人选，我们在中山大学开人类学方面的课程，也有几百人选，说明学生还是很有兴趣。如果说我们办一个班，有10个博士生，来自10个单位，下一期又办一个，又有10个单位，在全国有几十个单位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影响就不得了。现在很多单位已经开设了这门课，再扩大一些，在综合大学、民族学院都开这门课。我们这个队伍对人类学的发展就大有好处，甚至我们可以专门办人类学课程培训班，这样可以取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时间也不长，知识可以普及下去。另外当然还要进行重要的科学研究，作为人类学来讲就是田野调查。我们要有计划地做一些研究课题，能够把反映中国的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开创出一些属于中国的本土的人类学的东西出来，就像费孝通先生一样，拿出自己的东西，对世界人类学界有所贡献，让国外的人类学家觉得中国的人类学做得很有效，很有一些东西，不单是我们要翻译他们的书，让他们也来翻译我们的书，作为他们的教材。我想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这些人可能都是一些过渡性的人，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条件更好。
徐：从您讲的这些，还可以再考虑这个问题--从您这次访问来讲，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学者有什么差异？
周：美国的人类学家通常都是受过正规的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一般都有人类学的博士学位，所做的研究是很窄的方面，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专业背景。现在中国国内的人类学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有很多是半路出家，包括我也是从考古转到人类学研究。当然，我们是后来自己学了不少东西，边学边教，教学相长，像这种情况的人也不是大多数，是很少的，这是最大的一个缺陷。现在美国的人类学系一般是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开设人类学概论，首先对人类学这个学科有全面的了解以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那部分，这也算是先天不足吧。但这种过渡期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这些人是个过渡层，为后面的人铺一些路。
徐：我们现在比较专业的像你们中大有人类学系，还有些学校有相应的民族学系……
周：通常在固有的制度上进行改革是比较困难的。民族学系要改革很难，困难重重。要想把过去的那种所谓苏联式的民族学改成人类学式的民族学，是相当困难。
徐：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队伍和人才的建设是任重道远。
周：对，这是个大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才问题，现在中国大陆出去留学的人类学者很多都不愿回来。
徐：在现在人类学发展这样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不要把自己的圈子搞得太小，谁愿意打着人类学的旗号都是一个好事情，比如现在民俗学就开始关注人类学。
周：对，现在民俗学正在关注人类学。搞文学的也关注，还有一些搞妇女研究的，也是打着人类学的旗号，我觉得这也是有好处。
徐：像一些搞文学人类学的人就在两个学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民俗学和人类学本身是相通的，现在进一步地沟通起来。如果民俗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它可以把它那种描述性的层次提高了一级。我觉得您的观点和方法非常好。最后我想问一下，这次您访问哈佛大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周：最大的感受是哈佛是学术自由。你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人干涉，哈佛强调创造性。
徐：您能不能从创造性、创新性这一点再谈一下中国的人类学如何创新，现在这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我昨天看到韩国的金光亿教授接受的采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最后一段话--中国记者叫他评估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状况，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最缺乏的就是创新。
周：现在我们的学问是这样的：50年代学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学英美、学欧洲，很多的研究课题、选题，确确实实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走，有这个倾向。对这个问题，我想（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西方发明起来的，然后传到中国，就很自然有这样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很自然会反思的。像我们为什么提出本土化呢？因为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创新。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方法、学术的规范要符合人类学的规范。在我们阐释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一套方法。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东西，比如我们不能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用，其实这套东西对我们归纳问题、分析问题相当有帮助，有相当的概括力。但是我们在具体研究的时候，要突破这些东西，要创新，必须结合中国亟待解决的、迫切需要的中国特色的问题来进行研究，就会找出一些独创性的东西，而不是去套用别人的理论。比如说某人提出一个什么理论，你把材料往里面塞，当然就没有什么创新，最多只是补充他的说法，证明他的说法而已。
徐：把您的话概括起来，是不是本土化必需要创新？如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搬来搬去，就没有创新。本土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这是您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创新也必须本土化。今天您所谈的，能不能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要“务实”；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要“创新”。
周：实际上我讲这个创新，也就是本土化吧。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一种合乎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实践，通过对中国本土的研究来提升理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创新。
徐：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现在很不赞成只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性，那只是低层次的。我们真正用人类学的方法。必须是从田野到概括、提炼、升华，这样才能指导中国人类学的实践。用人类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创新。谢谢周教授！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