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国华盛顿大学范可博士
徐杰舜
徐：范先生，最近一期美国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Anthropology）把您在我们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译出发表。我注意到该期主编介绍您时称您兼具中国与美国人类学双重训练。我们的访谈就从您的训练背景谈起好吗？
范：这期的主编是顾定国和周大鸣先生。顾先生是我国人类学界所熟悉的美国人类学家，我还在国内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我原先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然后又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所以他们才这么说我。
徐：那么，就请你先谈谈你在国内外接受训练的不同感受和经历吧。
范：好的。我本科是学考古的。当时，我的老师陈国强教授等人正在积极筹备重建中国人类学。由于人类学在美国大学里通常由四个分支组成，所以，在学科建设和建系筹办上，陈老师就考虑把考古学纳人人类学。记得在本科的最后一年所上的课程里就包括了一些与人类学有关的课，如东南民族考古、百越民族史等等。严格地讲，这些课程所提供的知识似乎不在今日人类学的语境里，但我和我的同学们首先是从这些课程中接触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学概念的。
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在厦门大学挂牌成立，我所在的历史系开始招收人类学方面的硕士生。记得由于学科界定（academicidentity）的问题，我的师兄郭志超和石奕龙读的是“东南民族史”的硕士学位，而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在次年则成为名正言顺的人类学硕士生。事实上，在训练和课程组合上，我们两届并无多少差别。有趣的是，当我完成硕士学位时厦门大学已成立了人类学系，它却没有人类学硕士的学位授予权。这样，我和我的同学潘宏立、唐怡源在陈先生的带领下，于1985年夏天到中山大学进行论文答辩。我还记得，抵达广州的当天晚上，我们即登门拜访了梁钊韬和容观夐两位先生。容先生塞给我们冰镇汽水时的亲切面容至今仍十分清晰。如此说来，我还是中大的校友，我的硕士学位证书还是中大颁发的呢。
当时，母校厦门大学的训练还是很严格的。我们接受的是四个分科结构的知识。今天看来，当时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属于民族学的范围，我们在这方面的指导教授是陈国强和蒋炳钊，他们两人是我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林惠祥的学生。林先生在我国人类学史上与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一起，同属南派学者，都曾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供职。林先生还是我国学者中对台湾高山族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与以吴文藻先生为首的北派学者不同，南派学者是以“民族”而不是以“社区”来作为研究单位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们从蒋老师那儿获得有关畲族研究的系统知识，从陈先生那儿受到了有关台湾原住民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系统训练。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到台湾亲身体验原住民的文化，除了在厦大人类学博物馆揣摩林先生30年代赴台研究时收集的许多民族文物外，我们惟一与原住民接触的经历是采访福建省内的高山族同胞，他们是二战时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迫从军来福建的。
除了高山族、畲族和古越族等专题课外。我们还上了普通民族学概论，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苏联教材。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当代人类学知识体系是在1984年。当时，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lowa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家黄树民教授来厦门作田野调查，同时在母校兼任教职。那年，我正忙于撰写硕士论文，未正式注册上黄先生的课，但我还是旁听了他所教的两门课，即人类学概论和应用人类学；还参加他为系里教师和研究生开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受益匪浅。同年，厦门大学还接待了来访的美国社会学人类学考察团，我也听了随团的几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学术报告。其他人讲的是什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马歇尔·萨林斯的演讲我仍记忆犹新。当时我完全不懂英文，全靠翻译。想来萨林斯的翻译定然是位高手，否则我不可能对演讲有如此深的印象。记得萨林斯演讲的题目是《结构与文化》，以斐济的个案讨论了文化、政治与历史表述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颇为热门的关于“叙述”（narrative）和“史志”（Historiography）的问题。
除了民族学的内容外，我们这届的研究生还在生物系上了体质人类学和数理统计，还随中文系的语言学家上了语言学概论和社会语言学。总的说来，整个训练内容还是很丰富和严谨的。
徐：请容我插一句，你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范：我写的是关于台湾高山族的宗教信仰，论文题目是《论高山族的原始宗教》。这里附带说一句，可能与西方学术界近一二十年来流行的所谓“政治准确”（politically correct）有关，“原始”一词已被认为带有轻视成分，现已为西方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抛弃，没人使用了。我的硕士论文在厦大和中大都获得较高评价，主要内容也分别在《厦门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了。
徐：再插一句，你没法去台湾，你如何得到有关资料？如果全是文献资料，你如何给你的研究一个明确的时间界定？近些年来。西方一些人类学者常对过去的人类学家有所批评，认为他们视他们的研究对象处于一个停滞的时空里，与外界完全隔绝。
范：现在看来，我当时的研究是有这个毛病。我采取的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加功能主义的取向，试图论证台湾原住民信仰的表现形态及其社会基础，以及不同表现形态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将他们放在一个大的政治经济脉络里来考察，完全忽视了他们与外在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但我觉得我用的那批资料还足很宝贵的，除了一些清代的文献之外，我用的主要是20世纪初日本殖民当局的调查资料，如佐山融吉的《蕃族调查报告书》，有十多卷。佐山和另一位叫小岛由造的日本人各组织了大规模的对高山族的调查，并按日本的学术传统，对高山族十个族群各村落（社）的社会文化生活作了十分详尽的记录。我一直纳闷，不知何故，至今还少有研究者去利用这批资料。日本人统治殖民地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这好像有些歪打正着，留下了许多详细的记录。斯坦福大学的武雅士（A．Wolf）教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利用日本殖民当局留下的行政记录来对台湾闽南人的童养媳制度进行研究的。
徐：在我的印象里，你好像是当了几年高校教师才赴美的。
范：是的。在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母校任教，开过“人类学概论”、“人类学学说史”、“宗教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等课程。
徐：这在你日后求学过程中有什么助益？
范：我觉得相当有帮助。当时，为了准备这些课，我读了大量的材料，写下了数百页的讲稿，这实际上有助于对一个人综合理解能力的培养，可以弥补英文能力的不足。
徐：能不能谈谈你出国前的田野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对你在国外的训练有什么帮助？
范：在厦大期间有过几次田野调查，每次时间都不长，但由于国内多采用集体作业方式，还是受益匪浅。第一次田野调查是读硕士期间做的，内容与后来的学位论文无关，只是作为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的。同时，这些调查通常与民委或其他政府部门有所联系，做起事来方便很多，对于摸清一个社区的基本状况，比单打独斗的“be there”（格尔兹语）要有效得多。但这种方式有它的缺陷，在涉及心理层面和一些敏感问题时，可能难以捕捉到人们的真实看法和想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有些被调查者可能会认为调查者是政府派来，或与政府有某种关系而有所顾忌；其二，可能被调查者或报告人是基层政府部门安排的，从而在应对调查者时会具有某种取向。所幸的是，我们当时的调查工作并未涉及任何不方便的课题。如果说当时的调查对日后在美国的人类学训练研究有什么助益的话，那可能就是为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铺了路，使我的博士论文田野工作很快地进入状况。对此，我还得感谢当年一起进行调查的老师和同学们。
另外，这些短期的调查经验还有助于我在田野中的自我定位。简单地说，我并没有有些西方田野工作者所表现出的某种“迷惘”（也许有些人是故弄玄虚吧），下田野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是来“学习”的，我们为的是获取“地方知识”（当然，格尔兹的这一用语可能另有含义）。对我们来说，与当地有关的一切，当地人对自身社区历史、文化和各种活动的看法和体验，都可纳入地方知识的范畴。既是如此，难道我们不是来学习的么？所以，我的经验令我在写作中绝不可能出现那种类似自恋的噫语。当然，在很多人的眼里我是在自己的文化里做研究，但我想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我是在都市、在校园中成长起来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我所调查的社区全然不同。除了能说同样的方言外，我必须学习很多东西。当然了，我特别佩服那些在异文化里一蹲就是数年的西方人类学者，但如果他们写的东西净是自己在田野里的挣扎、情感和想象，那我是不会去认真理会的，那种东西不能算是学术成果。没有人会认为马林诺斯基困在岛上做田野时写的日记是他的研究成果。
除了当学生时的田野训练之外，任教之后我还有几次短期调查，这几次调查都是在汉族社区里进行，也都很有收获。例如，在惠安县崇武镇的调查使我认识到，华南的大宗族并不一定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也“共享血统”（share descent）、我这是借用查尔斯·凯斯（C．Keyes）的术语来说的。崇武五峰村的蒋姓村民认为，他们的宗族之所以能独占一方，是因为在历史上吸收了周围原有的一些小姓。这些吸收与融合过程往往与过去的天灾人祸有关，而且受到某种信仰观念--如“风水”的影响。尽管对此难以证明，我们却绝不能因此而不将此当回事。当地人对自我的解释是很重要的，有时比我们自己所谓的“客观观察”所得来的“经验事实”要重要得多。任何方志、史书、族谱的编撰都有很强的主观因素和取舍性，人类学工作者还应在这些东西之外寻求影响变迁的各种可能性（possihilities）因素。与境外学者的合作调查也很有益处。来中国作田野的不少国外和港台学者都是有经验的研究者，与他们的合作可以学些东西，例如对问卷的设计和对各种相关因素的通盘考虑等等。我参加的由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主持的、有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历史系和台湾研究所、台湾中研院民族所共同参与的闽台文化比较研究就使我在这方面有一些收获。
徐：看来你还真把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衔接起来。现在让我们转到你在美国的学习经历上来。我想，你一定有些值得与国内同行谈谈的东西。
范我只是力求能将国内所学用到新的研究上来。庄孔韶博士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这是有趣的主意。将调查中得到的各种材料通过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连边角料也加以利用，很有意义。试想，连各种零星的下脚料都可资利用，更遑论过去之所学。至于我的海外求学经历，个中滋味一言难尽。我曾有一篇散文收入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陈树荣先生主编的《离家出行--留学生活纪实》一书中，描写了我留学伊始的酸甜苦辣，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
我是1991年秋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自费来到美国的。厦门可能比较闭塞些，出国潮较晚触及，加之我原先学的是日语，不大有海外求学的“雄心”。事实上，来美之前我也有几次擦身而过的机会。1985年日本鹿儿岛大学有位民俗学家极希望我从他攻读民俗学博士，但由于一些原因未果。1986夏天，陈国强老师有天突然通知我，要我准备一下，尽快赴考到英国留学。本人的英文是自学“成才”，不三不四，当时至多只有“新概念”第三册水准，根本无法挑此“重任”，这机会于是给了王铭铭。后来，我遇到现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杜磊（Dru Gladney），通过他，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导师，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郝瑞教授（S．Harrell）。因为我们家恰有些亲戚在西雅图，郝瑞先生也应允收我为弟子，我才开始在这方面投注精力。其间，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人类学系的影视人类学项目委托李有义教授在中国联系招收研究生，当时厦大人类学系主任叶文程教授将李教授的信和南加大的材料转给我，希望我联系。我写了封信填了表格并实话告知本人英文一塌糊涂、不值一试，材料寄出后便没再过问，没想竟然被该系录取并提供资助，但要我自行解决全天候在该校的美国语言中心至少读一年英文的费用。这可是大问题，加上家里有些事，此事也就作罢了。经过几番折腾后，我就作为访问学者到西雅图来了。第二年遂转为学生。
徐：执几年教鞭后再度成为学生，有何感受？
范：当时年纪不算太大，在美国校园里，老学生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而且，对机会成本的问题也没多加考虑，对在公立大学里读人类学这类学科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估计不足，所以，被录取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那时，校园里像我这样重当学生的国内大学教师比比皆是，心理上没有任何不适应之处，但我同时也意识到，我将一时无法像在国内的单位那样，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了。
徐：你在这里提到公立大学和生活保障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在美国读研究生都有财政资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