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我个人不太同意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的说法。当然，说这话的学者肯定有他的道理，或者他对“崛起”一词有自己的界定。从发展上看，人类学近十年来在中国确有较大进步。在1990年代初，我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状况是不满意的。记得在1998年四川乐山的中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我曾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我国民族学发展中的缺憾》，还引起了一丁点风波。此文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04年第4期，文中主要内容是列举了1980年代前后我国民族学发展中的一些不足，如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与相邻学科交流不积极、学科发展史没有及时总结、研究方法更新缓慢、翻译引进不力、缺乏介入学术主潮的意识等。应该说。我当时列举的一些缺憾在近十年中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补，在某些方面的进步甚至是出乎当时意料的。
不过，对于成绩，我们不仅要纵比，更要横比。一方面我们要对应国内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来看人类学的成绩，另一方面我们要对应国外人类学的发展来看自己的成绩。从这两方面看，中国的人类学还不能说已经崛起。当然，我国的人类学虽然队伍较小，但它很年轻，充满了活力，近年来发展的势头也好，如果能认真地总结经验，科学地制定规划，合理地协调人力，人类学在中国的崛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难点是学科地位问题，似乎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
钟：作为一个在高等学校工作的教师，我承认学科地位问题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难点。由于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不明确，或者说是学科地位较低，在系科归属、学生的招收、分配等方面都有很多困难。在科研方面则表现为项目、资金等资源的缺乏。这一方面造成人类学队伍的后继乏人，因为优秀的学生进不了这个门，另一方面使得已经上了这条“船”的人难以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获取进一步的成果并充实提高自己。对此，中国人类学者所能做的大概就是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申诉、呼吁吧。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人类学自身队伍素质的提高以及中国人类学力量的壮大。就像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列国中有地位、有影响，仅靠申诉和呼吁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国力强盛，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在不放弃申诉和呼吁的同时，我们起码应该做下面这些事：一、提高中国人类学者的自身素质。有句老话叫“送出去，请进来”，这依然是今后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近年连续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就是培养人才的良好尝试。二、团结和联合。中国人类学队伍弱小，更应加强团结，以充满活力的面貌亮相于学术界。对于其他学科中愿意了解人类学、同情人类学的人，应与他们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三、发展新生力量。广大人类学者尤其是高校中的人类学者。要注意在青年学生中发现培养人才，引导他们进入人类学领域，如此方能保证中国人类学的持续发展。四、宣传。利用各种手段、向社会各界开展宣传攻势，让人们了解人类学。五、解决问题。一门学科若不能解决问题，它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一点虽说有点“俗”，但政府和公众几乎都是这样认为的。解决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理论性问题，如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或其他学科的问题；二是实际性问题，这类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会使社会认为人类学“有用”。
徐：人类学本土化是全世界人类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请你谈谈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如何“化”法？
钟：人类学是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发展出来的一门学问，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有一个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不仅人类学有，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学者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如在20世纪20、30年代，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吴文藻等先生就在探索西方学术中国化的道路。近几十年来更为系统讨论这个问题的则有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十号）等书。而在世纪转换的今天，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本土化牵涉到的问题很多，在此只想说说人类学知识普及的话题。不能不指出，在各门社会及行为科学中，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较低，一般民众甚至还不知道人类学为何物，就是其他许多非人类学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也对人类学很不了解。一门国人很陌生的学科，它的本土化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人类学本土化的进程中，应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中国的人类学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类学的知识逐步成为一般有知识的民众的常识和通识。
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大致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对学术界的普及，一是对广大民众的普及，这两个层次的普及在具体做法上会有所不同。例如对学术界的普及除撰写有针对性的书籍和文章外，还可以采用介入学术界共同关心的中心话题、邀请相邻学科的学者开展联合研究、尝试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其他学科的问题等方式。对民众的普及则需人类学从专着、专业性刊物和专业术语中走出来，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式介绍人类学的知识。
普及人类学知识可以用书籍、报刊、影视等常见的载体，还可以从现代公共关系学、宣传学、传播学甚至CI设计中汲取灵感。早在194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就曾利用其长期搜集到的资料写成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反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难道我们不能想出更多的形式来普及人类学知识么？
对于人类学界来说，还有一个普及的工作谁来做的问题。如果从整个学科来考虑，可以进行内部的调整分工，分出一部分人手专门开展普及工作。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内都有一些从事通俗性写作的作者，不断推出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为专业性知识走向大众贡献着力量。而从个体角度看，一位人类学者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知识普及工作未必就与自己的研究工作相冲突，换一种方式思考一下人类学问题或许对深入理解人类学还有些帮助。一本好的普及读物对知识界的影响有时不在专着之下，如吕叔湘先生所译的罗伯特·路威（R．Lowie）的《文明与野蛮》便不知是多少学者进入人类学的入门书。
最后想说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学知识的普及还要考虑到接受者方面的情形。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不能强迫，如果别人不感兴趣，你再喋喋不休、口沫四溅也没有用。这就需要人类学自身作出调整，要提供大众感兴趣的话题。人类学本不是一门狭隘的学科，不管怎么说，人类学占用了“人类学”这么一个宏大的名称，就应该尝试解答有关人类的许多疑问。在此我想特别提出三点：（1）对人的关心，包括对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的研讨；（2）对生活的关心，这是进入民众日常生活领域的有效途径，我国在1945年就出版过博厄斯所着、杨成志先生译述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书中讨论的正是人类学与人类生活的问题；（3）对现实的关心，如今每天国际国内都会发生许多重大的事件，其中不少是可以从文化角度开展分析的，人类学者是不应置身事外的。有了这几点关心，再加上适当的形式，人类学知识的普及当能较为顺利地推行。
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献典籍资料极其丰富的国家，你认为人类学应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术财富？
钟：我国确实是一个历史文献典籍资料极其丰富的国家，对此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中国的人类学界对这笔丰富的资料是有所开发和利用的，例如前辈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在晚年就大量运用典籍材料开展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大陆的民族史研究领域，对历史文献资料的使用也是相当重视的。不过，相对于我国典籍资料的丰富，人类学对它的开发利用是远远不够的。
好在中国的人类学者已经开始对历史资料的深切关注了。乔健教授在199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提到的第二个前景就是开发利用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他认为，“人类学者从这里发掘出来的将大不同于历史学者，不只是朝代更替与历史事故的确定。而是文化变迁的具体与详细的过程，以及社会的制度与行为的兴起、发展、衰落与改变”。我赞同乔健教授的看法，只是觉得似乎不必将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分离或对立起来，因为对历史的发掘是大家共同的任务。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者是不大看重民间资料的，一些人类学者也有些拒斥文献资料，双方的这种观念都应扭转。好像是在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谈到了“处处是田野”的观点。其实，我们不妨把历史典籍的世界也当做田野，置身其中进行观察和访谈。按弗里德曼（M．Freedman）的说法，这项工作就是“访问死人（interview the dead）”。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常有机会听到村寨的老人讲述的故事，在典籍的世界里，我们听到的是历史老人讲述的“故事”。
我以为，开发和利用“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术财富”的可能途径是人类学与其他兄弟学科联手，特别是要联合历史学的同行。在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学术史上，其实是有一些范例可为我们所遵循的。据费孝通先生回忆，1948年上半年，为了转变一下研究方向，读读中国历史，他和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一同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朋友参加，共同研讨“中国社会结构”这个问题。研讨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皇权与绅权》，这项成果的开创性和重要性是毋庸多言的。在台湾，20多年前张光直先生曾组织过“浊大计划”，联合考古、民族（包括历史）、地质、地理、动物、植物六门学科的学者，研究台湾中部浊水、大肚两溪流域的人地关系的历史；近年则有李亦园先生集合了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学家、舞蹈家、宗教家、中医师、基础医学研究者、物理学家、电机学家等等，开展“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的科际综合研究计划。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谈论开发利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话题时，费孝通－吴晗式的、张光直式的、李亦园式的联合研讨应该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徐：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请你谈谈你在这一方面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钟：田野考察算得上是人类学的学科标识了，在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混淆不清的今天，这种标识作用更加明显。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当然要经常跟人打交道，要从人身上获得灵感。而且人类学是偏重研究人类群体的，恐怕也不能天天自个儿关在家里作“内省”。我曾经作过一些田野考察，调查过广西大苗山的红瑶、广西南丹的白裤瑶、湖北恩施的土家族、侗族等，近几年也开始跑湖北的汉族地区。不过，田野考察的经验实在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就谈谈一些困惑吧。
首先是田野考察者的角色问题。社区中出现一个人类学者，当地人难免要将“他”放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归归类，给“他”一个身份角色，以便按照某种行为方式与之交往。但可惜的是人类学这种职业实在太奇怪了，一般老百姓无法理解。而人类学者进入田野，通常要靠某种关系，如今最多见的是让政府介绍干部陪同下去，这样老百姓会认为人类学者有官方背景，是“上头”来的。于是，老百姓或者向人类学者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或者对人类学者敬而远之，说些套话应付。这时，不知道该到哪去找人类学者的感觉。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如今人们都讲利益、讲效用，当地人会想到人类学者的调查“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当他们想不出什么“用处”时就难免产生排斥心理。我们以前讲二战以后殖民地人民纷纷觉醒，西方人类学失去了其传统的田野调查领地，这种困境中国的人类学也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广大民众也纷纷“觉醒”了，他们不再愿意白白地充当报告人。中国的人类学者该如何去寻找报告人，靠行政命令还是钱物贿赂？命令或贿赂下获取的资料真实可靠么？说到真实可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搜集的资料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文化的面貌。相对于整个人生历程，人类学者的调查时间是十分有限的，而在一个时间点上，人类学者又分身无术，他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十分有限的情景。用这些十分有限的碎片，人类学者能拼凑出文化的完整图像么？会不会是盲人摸象？更何况如前所述，这碎片本身或许就并不可靠。在资料搜集的方法上，人类学者使用访谈，但更钟情于观察，这里就有对资料可靠性的考虑，“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嘛，可以说这是人类学的聪明处。不过，人是太复杂太难测的动物，有时眼见也不可靠，《吕氏春秋·任数》记载了如下一段故事：“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甄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饮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固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以孔子之圣明，尚且感叹知人之难，何况我等凡俗之辈。可人类学偏偏以“知人”为己任，入此门者，也只有硬着头皮知难而上吧。
原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