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武汉大学钟年教授
徐杰舜
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人类学硕士、博士已成为中国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中的学术骨干，请你谈谈你在国内攻读人类学的情况（包括学历、简历），以及最主要的学术收获。
钟：我最早知道人类学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正在北大学心理学专业学习。在学习心理学史课程时，恰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这是一部厚达800余页的大书，作者是美国着名心理学史专家墨菲（G．Murphy）和柯瓦奇（J．K．Kovach）。书中介绍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章节里，有一个专题讨论了人类学的影响。从这个专题中，我了解到一些人类学家曾做过文化对人类心理过程的作用的研究，例如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心理的研究、米德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等。于是，我知道了在社会科学中还有一门叫人类学的学科。不久，从一些刊物（主要是民族类刊物）的文章中得知，人类学在当时的中国被叫做民族学，开展的是对我国几十个少数民族的研究，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则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同在民院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说到这我要交待一下，就是我对民族方面的知识一直感兴趣，读大学时常到图书馆翻阅民族类的刊物，至今我还记得曾在《民族团结》杂志上读到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一文并详细做了笔记。为什么我会对“民族”感兴趣呢？因为我的小姨在1950年代响应国家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去了云南省的丽江地区，随后与当地一位纳西族医生结婚安下家来，他们的孩子出生后都报的是纳西族。我是在武汉长大的，记忆中周围的熟人里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所以在我读小学时听到我小姨一家要到武汉来探亲时便很激动，想尽快看一看我姨父以及表弟表妹的样子。在我的想象中，少数民族大概与汉族长得不一样。而我所具有的关于少数民族的知识就是他们穿五彩斑斓的衣服并能歌善舞。结果当然很令我失望，除了姨父稍微有点黑外，表弟表妹完全与我们一样，既没有穿奇装异服也没有为我们表演歌舞。不过，失望归失望，家中有一门少数民族的亲戚，使我对有关少数民族的事情便格外留心一些。
上大学后，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机缘，原因是我们班上竟有几位少数民族成分的同学。其中一位叫杨键的白族同学对我影响最大，他和我同一宿舍，睡觉时头挨着头，经常在熄灯后还要说很长时间的话。杨键的父母都是云南大理的白族，其父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其母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他常带些民族类的图书给我看，印象较深的有《中国少数民族》等。我也曾到他家去玩，看到他家书架上有全套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合编丛书，好像是俗称“白皮书”的吧，其中感兴趣的一些民族（如纳西族、白族）的材料我陆续借来翻阅过。
正是由于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当听说学校里开设了人类学方面的课程时我就费了许多周折去选修了。那大概是1982年上半年的事，北大正在筹建中的社会学系招收了研究生，请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来讲授人类学。因为我所在的心理系是理科系，功课较重。系里并不太乐意让我们多选文科的课程，后经几次申请，才同意我和杨键等几位同学免修“有机化学”而改学“人类学概论”。来开设“人类学概论”课的教师阵容强大，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说是颇有些“豪华”：领衔主讲的是林耀华先生，负责体质人类学部分；联合主讲的有陈永龄、金天明、张公瑾、吴恒诸先生，分别负责人类学流派、语言、中国北方民族志、中国南方民族志等。课堂上的气氛十分融洽，因几位先生多出身燕京，均表示回到燕园讲课就是回到了母校，希望同学们大胆插话、充分讨论。通过这门课的选修，我对人类学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与此同时，我还修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概论”等课程，参加了北大民俗学社的活动，到社科院民族所拜访过杨堃等先生。在系里的一次集体活动（好像是迎1983年的元旦）中，放映了我从社科院民族所租来的1950年代拍摄的民族志电影。因了这些“前缘”，我在大学毕业时就想找一份民族研究方面的工作，为此，我找到了杨先生请他指点迷津。在听完了，我的讲述后，杨先生语气肯定地说：“回武汉去，那里有吴泽霖！”于是，我就给当时已经调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的吴泽霖先生寄去了一封自荐信，不久，便收到了回函。经过几个月的折腾，我终于如愿分到了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徐：在学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并请你简要介绍他的学术思想和着作。
钟：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吴泽霖教授。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189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90年逝世于武汉。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1927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校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国人类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从1983年到1990年，我一直追随吴先生左右，从他那里获得了做人与做学问的多方教益。
吴泽霖先生一生着述甚丰，曾出版过《社会约制》、《现代种族》、《中国社会病态的症结》、《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世界人口问题》、《炉山黑苗的生活》、《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等，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人类学词典》，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及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时评。因吴先生涉猎学科领域较多（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就是一项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诸门类的跨学科研究），我在此只简单谈谈他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情况。
吴先生的人类学研究大略有如下几方面。一、种族问题的研究。对人类种族，他不是仅做单一角度的考察，而是从多层面进行分析。他具体讨论了体质、文化、心理等因素，最后得出了各种族间虽有很大差异，但差异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与种族品质没有多大关系，故从科学上说种族无所谓优劣的结论。他一生坚持的正是这种种族平等的立场。二、民族志的撰写。吴先生极为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在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时，就开始了对贵州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系列调查。在民族志撰写上，吴先生的特点是深入详尽、夹叙夹议、动静兼备、学用结合，这种写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理论的探讨。吴先生的人类学研究始于民族志却不止于民族志，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理论的求索，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人类文化跃进的脉搏。例如，他在婚姻问题、妇女问题、方法问题等方面都做过极为精彩的理论阐发。四、民族博物馆学。吴先生在民族文物及民族博物馆事业上有长期的实践和丰厚的理论积累，被誉为“我国最早的民族文物开拓者和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建设者”。他对民族文物、民族博物馆均有深刻的认识，晚年还提出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分野的思想。关于吴泽霖先生的思想及着作，我曾写过一些文章予以介绍，主要的有《吴泽霖民族研究思想述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4期）、《吴泽霖民族博物馆学思想管窥》（《民俗研究》1993年1期）、《从田野中来》（《读书》1993年9期）、《世纪末再回首--读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一书》（《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3期）、《一幅重要的画面》（《读书》1995年4期）、《追忆泽霖先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4期）等，这里就不再详说了。
徐：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类学着作是什么？请你简要介绍这部着作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其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
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类学着作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等各种角度讨论中国文化的着述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洋洋几十万言乃至上百万言、数百万言的中大型作品。这些着述对于人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兴衰迁变及优劣短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不少作品自身也成为中国20世纪的学术经典。而费孝通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乡土中国》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它加上前言、后记也只有六万来字。这样容量的书如今拿去评职称恐怕都不够格，但它的份量实在不轻，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可“轻易绕不过去”。
《乡土中国》是一本谈论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格式的书，我本人更倾向于认它为探讨中国国民性的作品。费孝通在书的后记中交代：“去年春天我曾根据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书写成一本《美国人的性格》，并在这书的后记里讨论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在这里我不重复了。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其实，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相通，费孝通和米德的两本书在写作风格上也十分相近，即都可称得上语言活泼、笔调轻松。
关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因为它是中国人类学界、社会学界十分熟悉的作品，就用不着我多嘴了。我所想说的是，费先生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乃在于他有在中国各地开展实地调查的经验，有《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云南三村》等一系列记录中国人生活原貌的实证性着作。同时，他还吸收了他的志同道合的学友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及社会的其他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如杨庆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黄石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林耀华的“福建的一个氏族村”、廖泰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所以，费先生才能像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为《江村经济》作序时所希望的那样“将自己的和同行的着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乡土中国》向人们昭示了准确的理论提炼是建立在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
其次我还想说一下科研作品的写作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学术思想的表述方式。现在有一些学术论着，写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名词概念千奇百怪。语法句式非中非西，似乎不如此就无从显示其高深。我以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如果我们用的尽是人所不懂的写作语言、人所未知的表达方式，从而使我们研究远离其研究对象，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结果么？我们不要忘了，文化是人创造的，又通过人来传承，文化研究远离了人，就像花枝失去了活气。我们不妨还是看看费孝通先生的夫子自道：“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可偏偏是这些家常见识、平直文章，被海内外学界视作最贴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作品。由此而论。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在学术思想的表述方式上也能给我们诸多启示。
徐：你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专着和论文）有哪些？有什么创新之处？目前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钟：我是从心理学转到人类学领域的。曾做过一些民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例如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竞赛、宗教与民族心理、濡化及代沟等，至今我的不少文章中还有心理学的痕迹。刚到中南民族学院不久，因协助吴泽霖先生讲授“人类学概论”课，在吴先生的指导下从理论层面讨论过人类起源的问题，大概还是心理学的背景在作怪，我比较强调思维连续性在人猿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调到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以后，田野调查的机会锐减，同时为了与单位中同事的研究方向有些类同性（说白了这里也有职称的因素，因为我要在历史学科中混饭吃），我开始做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题目。当然，我的讨论还是有些人类学特色的。譬如，我做得较为集中的题目是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和中国人传统角色的研究。搞古典文学和历史学的朋友看后觉得与他们的路数不太一样，我想这可能就是人类学知识熏陶的结果吧。最近两三年我参加的课题有土家族地区宗族及其变迁、湖北地区婚姻模式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等，这方面的工作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事学术工作十几年来，我曾参加《人类学词典》、《社会学词典》的编写，着有《文化之道--人类学启示录》、《中国人的传统角色》、《中国文化历史》（合着），在《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光明日报》、《文献》、《读书》、《东方》、《社会科学战线》、《东南文化》、《民俗研究》、《寻根》、《民俗曲艺》（台湾）、《历史月刊》（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孔孟月刊》（台湾）、《国文天地》（台湾）等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100余篇。闲暇之时，偶或尝试于散文随笔的创作（其题旨多与社会文化现象有关），有百余篇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
徐：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你以为如何？你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