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唐纳（Tanner）演讲，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费孝通在这篇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核心。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民族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一凝聚的核心。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从历史、语言、文化等视角有了很多的研究积累。不过，从社会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社会结构为嵌入点来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正是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作为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单单研究汉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考虑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以及与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着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教授把之升华为中华文明的周边与中心的理论--即你看我与我看你的问题。他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周边的概念并不只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事实上涵盖了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特别强调，必须由汉人周围或汉人社会内部与汉民族有所接触和互动的异族之观点，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理念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多元一体社会中的汉族，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面对中国这一多民族的社会，我们应该思考儒学在对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的同时，其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何种特点。如我现在尝试研究的较能反映汉族社会中儒学观念的家的观念，如何影响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以及通过对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能更好地认识汉族社会结构，就是一个个案。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的《祖荫下》一书的研究，成为认识中国汉族社会结构的重要的人类学着作。但现在很多国内外研究者都提出了疑问，许烺光所研究的大理西镇的“民家人”（现为白族），能否代表汉族？但我觉得这一担心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互动非常剧烈的社会中，以一种所谓“纯”的观念去理解汉族文化和社会的话，可能很难得到答案。而“比汉人还汉人”的“民家人”本身文化和社会中，由于和汉族的亲缘和交融关系，已经积淀下了汉族性的社会和文化因子，甚至有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消失的东西仍然保留在他们的文化中，所以对于“民家人”研究的本身，也折射出一种理念，就是从“民家人”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不正是从周边看中心的理论的一种早期实践吗？
总而言之，不管是“你看我还是我看你”，主要是强调不能把你所研究的对象孤立化、单一化。对于汉族社会的人类学来说，我们应该树立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念，在一种“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以及“中国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这一多维的框架下来进行汉族社会的研究，我们对于汉族社会的认识和把握可能会更为客观或更能接近科学。
徐：你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以后，分别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着名的学府专攻社会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可以说你对国内和东亚的人类学都比较了解，你能否谈谈东亚的人类学（特别是日本）以及与西方人类学的关系？
麻：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情况纳入到整个东亚社会的研究中，我们会看到对于一直在专注于理解西方社会人类学的东亚的人类学家来说，当他们在对自己社会经验观察的基础上积累了人类学的认识时，开始逐渐意识到，西方很多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未必一定适合东亚社会，并感到有必要形成符合本地情况的相应的理论。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模式之中，而应寻求自身的经验和理念。在这方面费孝通教授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为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对利奇（Edmund Leach）在其《社会人类学》中讨论的问题：（1）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强调，人类学家脱离不了他所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费孝通在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他深信可以用类型比较的方法通过一个一个社区的调查来逐步接近于认识社会的全貌。他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超越。
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研究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发展本身为一种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很多人类学者毕生的创造和智慧就在于描述一两个社区。当然这种研究召来了诸多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有的走得很远，甚至完全脱离人类学的田野来构筑自己的大厦。在笔者看来两者走得都有些过了。对人类学而言，它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他更应关注的是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应该超越社区研究的界限，进入更广阔的视野。基于此。这就是要立足于田野调查资料，以一个社区为重点，兼及其他调查资料，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当然这种讨论始终没有离开文献资料。做到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大到小。从小到大，互相呼应，大小互见。
关于具体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王建民教授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已谈得很清楚。日本的情况，这部分内容是我参加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九五”重大项目“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详细的情况我会单独撰文发表的。对于日本现代人类学的形成、发展和转型，应该在从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把不同阶段的人类学的特征置于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特别要考察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人类学在进行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同时，其在意识形态上所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属性。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把日本人类学的发展纳入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即一方面要考察日本人类学与近代欧美人类学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作为亚洲为数甚少的殖民国家，日本的人类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东亚国家的影响。
徐：现在不同的学科都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而在这一讨论中，人类学家的声音越来越有影响力，特别是关于全球化与地方化、本土化以及文化的认同等的讨论，更是人类学家的热门话题。这一讨论本身也唤起了人们对人类学学科的定位和其未来走向的关注，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社会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否也会有一些变化？
麻：全球化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近年来在不同的领域讨论的话题。不过对于全球化这一非常复杂同时又具有魅力的历史过程，寻找同一性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学科倾向于从各自的领域去理解和认识全球化。很多研究大多从通讯、商业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经济的整合这一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体系为出发点，把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同质化的过程，甚至更极端的观点把全球化理解为西化或美国化。而作为以研究全球文化中的多样性而着称的人类学研究，却与之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视角。与同质化、一体化甚至一元化相比，人类学更加强调的是地方化、本土化以及异质化的过程。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全球范围中多样性文化的研究和积累。
那么从文化的视角如何来看全球化呢？作为文化批评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人们所熟知的S，Hall把全球化定义为：“地球上相对分离的诸地域在单一的想象上的‘空间’中，相互进行交流的过程。”所谓全球化是以不断进行的相互交流为基础，以人们的想像力创造出的“被单一化的想象空间”的文化过程为前提。这一“想象的空间”，是由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根据所处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而建构出来的一个多元的世界。以这一“想象空间”为前提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学所关心的热门话题。
以跨文化研究为对象之一的人类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一直强调不同文化各自为阵的独立性，发展出了文化相对论（cultuml relativism）。然而，如果以静态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相对论容易走向极端化。如面对全球化，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在破坏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在破坏文化多样性。但是，如果仅仅从这种相对静态的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待变化中的全球文化的话，人类学家就不可能研究和捕捉人类正在面临的全球化的问题。然而文化相对论也并非一无是处，或许正因为人类学有这一相对论的基础，才能够把原先仅是服务于记录文化多样性的方法论指南的静态的文化相对论，纳入到动态的文化相对观中去理解全球化。因此，“面对不可否认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全球性结构，作为相对主义和解释人类学实践化身的民族志，向发源于西方而依然占据特权地位的均质化观点、普通化价值观、忽视或削弱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及其对现实的界说提出了挑战。”而作为对全球化回应的动态的文化相对论的把握，萨林斯提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形成各种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一种多元文化的文化，因为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地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这一具体的事实就是本土的或地方的文化认同、地方共同体主义以及在多元民族社会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复苏、复兴和重构的势头。
在现实中，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种边缘性，边缘层还会不断地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这一地方性甚至是族群性的认同，常常和文化的生产和再造联系在一起。即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之间已相互扭结为一个整体。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在中国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在某些民族的文化节日上，流行的歌曲和音乐与具有民族特点的节目互相映衬，纯粹的民族的传统舞蹈与富有现代技术手段的设备和带有西方味道的音乐互相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舞台上展现着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同化与异化。那么，如何来理解全球化与中国的实际呢？特别是对于卷入全球化的中国的地方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何种特性呢？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以族群和族群关系为研究特长的人类学来说，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重要的研究内容。这对于中国这一多民族的国家尤为重要。所以对于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要进一步深化和讨论的问题。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