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云南大学黄泽教授
徐杰舜
徐：90年代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人类学硕士、博士已成为中国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中的学术骨干，请您谈谈您在国内攻读人类学的情况（包括简历、学历），以及最主要的学术收获。
黄：我于1964年3月14日生于昆明，祖籍云南宣威，汉族。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考入云大中文系攻读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在广西师大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欧阳若修教授。由于在中国民俗学是放在民族学或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又由于国际上一般把民俗学、神话学视为人类学的下属或分支学科，因此我是民俗学硕士，也可以算作是人类学硕士。我读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是国内知名神话学家李子贤教授，主攻方向为神话学。我于1998年8月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教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99年1月获得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资格，方向是民俗学与民族文化研究。
读研究生期间收获最大的是受到严格规范的科研训练，养成了后来研究中较为严谨、扎实的学风，同时初步形成了理论思辨与实证调研相互结合的学术特色，这在以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少数民族节日民俗及其神话原型》为基础扩充写成的处女着作《西南民族节日文化》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云南大学的民族研究在全国有一定地位，西南民族史、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艺学诸学科的渗透、结合蔚为传统，我从中获益匪浅，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旨趣，不受所出身的学科传统的束缚，而是广采博收，为我所用。我评副教授时的学科是民族学，职称证上也是这样填写的。
徐：在学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并请您简要地介绍他的学术思想和着作。
黄：泰勒的《原始文化》是文化人类学奠基作，我精读过，对其文化定义信之无疑。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学说对于我研究国内外神话帮助很大。此外，日本神话学家大林太良的《神话学入门》对形成我的学术思想影响极大。我国人类学家中，江应梁教授提出的“人类学、民族史、考古学三结合”研究法对我在方法论上启示极大。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傣族史》、《江应梁民族研究文集》是我的案头常读书目。
徐：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着作是什么？请您简要地介绍这本着作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其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
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马氏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其倡导的功能主义学派在理解原始文化的内在结构、神话、宗教在原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方面影响巨大，因此这两书堪称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共同的里程碑。今天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尚需对人类学历史上主要学术流派及其思想精华再花功夫认真研究、吸取。
徐：您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专着和论文）有哪些，有什么创新之处？目前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黄：我的成果可以说兼有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的学科特色。有专着《西南民族节日文化》、《神圣的解构--民族文化研究的多维审视》，合着《民族文化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参与主编《民族文化学论集》、《中国各民族年节祭会大事典》，另在《中国民间文化》、《思想战线》、《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发表20余篇论文。成果的创新除开拓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微观研究外，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学这一门民族学的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上，这在我国民族学传统领域中是空白点，因此林耀华教授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也把《民族文化学论集》列为主要参考书目。近期我的研究方向有二，一是微观研究，如撰写《神灵的寓所--中国少数民族鼓文化研究》，这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大系》之一；二是关注一定区域内杂居民族的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正着手进行《云南省未识别群体的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近年来，我国人类学界在汉学人类学等领域有所突破，但在传统的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中仍留有不少空白，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变迁、文化适应的区域性研究、民族学如何加强回归文化研究的进程等。
徐：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蠕起，您以为如何？您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
黄：我不这样认为。一批留洋博士的归国、一批新视野着作的问世并不能说明什么。学科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规范化使我们难以乐观。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关系，二者学术旨趣的异同，二者与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仍不明朗。公众从官员到民众的人类学知识少得可怜，在汉文化中心史观几千年熏陶下，人们似乎对文化相对主义这类人类学精华的理念并不认同，这说明人类学仍只是少部分学者的象牙塔之梦。
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难点是学科地位问题，似乎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
黄：我赞同这种说法，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与否影响极大，涉及队伍、人才、学术经费等具体问题。但人类学的发展首先要理清内部关系。如果如我们所见，一些所谓正宗的人类学家自视清高，排斥来自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分支学科人员的加盟，人类学的路子会越走越窄。例如，当我们以人类学的学科名义不能获得课题立项和经费资助而需要改头换面时，我们是否能灵活一点呢？建议打破门户之见，实施学科大联合，民俗学博士也许会成为知名人类学家，人类学博士也可以介入民俗学、神话学领域，相互呼应似乎是不景气学科之间建立难兄难弟关系的原则。
徐：人类学本土化是全世界人类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请您谈谈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如何“化”法？
黄：人类学基本的理论框架早已奠定，近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突破。人类学原理同各地各民族文化实际相对照，适者用之而不适者弃之，哪个流派的学说对研究哪个问题更具针对性，不妨用之，不要怕偏颇；实证研究是人类学中国化的关键，应大力提倡沉下去的田野调查，包括典型社区调查。我们从事的民族文化学理论建构，大的方法论原则、原理来自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而又是以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事象为背景、为对象展开论述的，看这样归纳出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国内其他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实例。
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献典籍资料极其丰富的国家，您认为人类学应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术财富？
黄：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资料丰富，包括汉文、藏文、彝文、满文等，以汉文为主，中国又是有悠久文明传承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这使早期以研究原始民族为主形成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出现了不适应。本世纪30、40年代我国人类学家即已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江应梁教授提出的“三结合研究法”，即人类学、民族史、考古学三结合法能够圆满解决这一疑问。人类学的原理、思想精华与民族史的史料典籍、考古学的断代依据及丰富文物能够从不同方面兼顾我国历史悠久、文明延续、史料丰富、民族众多的事实。这就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典型代表。关于江先生的主张，详见拙文《人类学与民族史结合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此外，我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大多出身于历史学或民族史学科，拥有史料典籍方面的深厚功底，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类学天生具有史学倾向，具有运用历史文献典籍资料的传统。
徐：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请您谈谈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黄：田野调查一般分为长期定点调查与短期专题调查两种。过去为重点调查某一文化事象，我多采用专题调查，如节庆，从节前准备到节后，每次均不花很多时间，而效率很高，因节庆期间各种民俗文化在短时间内集中展示。近来，由于参与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有可能到元阳哈尼山寨连续调查数月。由于时代变迁，现今的人类学家越来越少像摩尔根那样一生只热爱并研究一个民族的了，例如在云南，族群关系复杂，只研究、熟悉一个民族是远远不够的。这会制约学术视野。使学者沦为一个普通的调查员。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