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西方发达工业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等工资成本的加大以及其它供求因素的影响，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加快了这种转移的进程。中国在吸收大型外资制造业方面具有很多独特优势，同时，中国自己的面向全球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初具规模。早在2005年，一份联合国贸发会议委托进行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数据就表明，《财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石油化工等制造商已将其生产网络扩展至中国。另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平均每年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会把中国作为其市场销售、原料采购、价格制定乃至新品研发、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基地，为所属的亚洲各地的生产性子公司提供协调管理和综合服务。中国进入了什么都能制造的“中国制造时代”。
本章从“中国制造”层面切入，一步步地探讨“中国制造”是如何转型为“中国创造”，“中国创造”是如何引发全球性“中国冲击波”的，以致“中国冲击波”引申出了近些年来一个世界性重大现象--“中国崛起”。通过本章研究，我们在本书的后续章节里将引入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1）中国将于2024年某个时点正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第二章）；（2）美国衰落（第三章）；（3）“中国崛起”引发美国“中国崛起焦虑症候群”，并成为美国“重返亚洲”新军事战略的逻辑前提（第四章）；以及以后诸章节对中国为什么要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新军事战略说“不”，又如何说“不”，进行详尽的探讨。
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里
一个对“中国制造”说了一年“不”字的家庭经济学实验，使中国广大读者认识了一位叫萨拉·邦吉奥尼的美国人。这位40岁上下的美国主妇曾经是资深的商业记者，获得过美国商业编辑和作者协会最佳商业报道奖。这次实验源于她尝试一年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嗣后她出版了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该书在中国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中文版。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全部章节，这本书记录了一场有趣而又充满挫折的冒险，讲述了在庞大的全球经济中一个个发人深省、乐趣横生的生活片段，从一个小人物角度对“当今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对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了不请自来的诠释。这本书也正好契合了我要在第一章里想要描述的“中国崛起”现象。
2005年1月1日，萨拉·邦吉奥尼一家开始了联合抵制中国产品的尝试。邦吉奥尼后来发现，她很难过将她的丈夫凯文、5岁的儿子韦斯和刚学走路的女儿索菲都一起卷入了这样的试验，因为韦斯在这段时间度过了不那么快乐的5岁生日。
坚持抵制“中国制造”的过程是一个巨大挑战，改变购物习惯更需要很多力气：他们像侦探一样，在商店里不断翻看每一件商品产地，如果找不到非中国产商品，那么只有放弃。
第一次大麻烦是给韦斯买鞋子，他们试着找一双不是中国产的运动鞋。结果他们发现，阿迪达斯是中国生产的，锐步也是中国产的。他们想象中应该还在美国生产的纽巴伦鞋上竟标着“中国产”，只是原材料来自美国。邦吉奥尼花了几周时间，费尽周章，终于找到一双68美元的意大利鞋子。其实，只要花上15美元，到处都能买到差不多的中国鞋。慢慢地，她不得不承认只要继续坚持不用中国商品，她就必须习惯这种费时费钱的购物过程。几周后，她又花了60美元给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买了一双美国得克萨斯州制造的鞋子。
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价格几乎都是中国产品的几倍，还有些东西根本就找不到替代品。为了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邦吉奥尼开车去了6家杂货店都没有找到，最终不得不用厨房里的一盒落满灰尘的蜡烛将就。
她书房的台灯坏掉，找一盏非“中国制造”的台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她发现有一种没有注明生产地的台灯，打电话到厂家询问后，非常欣喜地知道这是“美国制造”。但当这盏台灯寄到家中后，她才发现台灯的包装盒上写着“美国制造”，但零件的包装上却有“中国制造”的字样。
她感到一颗心都沉了下去。她想把台灯退回，因为它不全是“美国制造”，但这意味着她很难在晚上工作。两难中，她打电话向厂家询问。这家洛杉矶的灯具制造商给她上了一堂关于全球供应链的基础课：10年前，美国有上百家灯具制造厂，在南加利福尼亚就有约40家，而如今全美国也不过四五家。而这家灯具厂因为其生产的主要是不适合长途运输的大型灯具，所以才得以“幸存”。
至于邦焦尔尼所买台灯的零件是“中国制造”，制造商解释说，这么多灯具厂关闭的后果是：很难再采购到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比如开关，已经完全不在美国生产。邦焦尔尼决定保留这盏台灯，因为这已经是她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美国制造”的台灯了，她只能接受台灯零部件是“中国制造”的事实。
随着邦焦尔尼不买“中国制造”的日子渐长，她渐渐明白，欧洲和美国著名的玩具公司现在也都在中国生产产品。“有很多东西。你以为产自美国和欧洲，”她说，“其实都产自中国。”还是邦焦尔尼所在报社的老板看得清大局。他对邦焦尔尼说：中国产零部件已经无处不在，不管你多么努力，你都不可能躲开它们，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家里的一个旧抽屉从1月起就拉不开了，凯文在超市里找修理工具时发现全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不得不把它们放回货架。咖啡壶坏了，没买新的，因为全都是中国产的。那一年，他们用罐子先煮好，然后倒进过滤器里，才解决喝咖啡的问题。搅拌器坏了，没有办法修好，因为刀片都产自中国。电视机坏了，也只能让它坏着，因为大多数零件来自中国。“那种日子，就像每天都在野外露营，基本的日常用品都没有”，邦吉奥尼差不多感到绝望了，“那是一个漫长的、炎热的、极其狼狈的夏天，我们用旧式捕鼠器抓了4只老鼠，因为新式的也是中国制造的。我丈夫只能穿着两只不配对的拖鞋在沙滩上走来走去，那还是我母亲从车库里找出来的”。
凯文叹息着那些中国产的圣诞节礼物都不能买，他只能计划自己为孩子们缝睡袋，自己制作木船和木吉送给孩子们，但是他却买不到想用来制作它们的针线和其他材料。
“还有比这更艰难的生活吗？”凯文不断这样自嘲。最后，当凯文坚持不下去，在家里使用一些产地标签神秘失踪的画笔时，邦吉奥尼在书里开玩笑地写道：“结婚16年了，你总觉得对那个家伙很熟悉了，现在你才发现他有很多新缺陷。你知道吗，他是个健忘的，‘卑鄙’的家伙，还毫不掩饰这一点。”
韦斯也发起了一次反抵制行动，坚决支持“中国的东西”。因为他实在厌倦了欧洲产的“乐高”玩具。有一次他看中一个中国产的玩具，哭着说：“我们很久没用中国的东西了！”他为此纠缠了一天。
邦吉奥尼还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广告中所打出的“美国制造”，其实很多零件都是中国产的。
一年之后，邦焦尔尼的抵制运动结束，她也感到了解脱。一年的体验让她更深切地认识到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这种贸易关系对中美都是有利的。
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邦吉奥尼说，中国并没有控制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地方，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如果一直这样过下去，很多人都会筋疲力尽、倾家荡产。这个结论和萨拉·邦吉奥尼的亲身经历不谋而合。
邦吉奥尼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讨厌中国，她对于中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没有任何敌意。她只是觉得中国商品在美国太泛滥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与它竞争的机会。她很想通过这个试验知道，美国人对中国商品到底有多大依赖，“一年不买中国商品，我们能过得下去吗？”
和邦吉奥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图书出版不谋而合的是美国媒体《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美联社还有美国地方电视台也掀起了对“中国制造”的讨论热潮，他们讨论的一致结论是：避开中国商品绝非易事，节日期间，要想在各大零售商店，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实在要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其讲述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通过自己在全球的游历来观察全球经济的每一节链条，从而洞察各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萨拉试图通过切断自己与中国的联系来感受世界变化，这是另外一种感受全世界联系的方式。她感受最深刻的是全球化的供应链条已经让“中国制造”不可阻挡。
德州媒体报道说，7月4日独立日上出现的“星条旗”和燃放的烟火，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人哈巴德表示，尽管美国市场销售的糖果没有一种标明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含有至少一种从中国进口的成分。美国消费者都渴望买到品种繁多并且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号称“最低价”的沃尔玛超市，从T恤到戴尔电脑到各种品牌的家用电器，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为什么要买中国货？在历经了“中国制造”的美国人一致的回答是：中国商品的价格，大概只是美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而这些廉价商品的品质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使得美国消费物价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如果没有中国的消费品，美国的物价指数预计将上涨2％。中国商品让美国人的预算变得更富弹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接受中国商品是他们最实际的选择。
“较低的价格一直让中国受益，并使中国的经济崛起，从而也让美国的消费者很难放弃中国的进口货。这次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在把中国推出我们的生活中，我却得到了一个中国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之中的结论。”邦吉奥尼下结论道。
于是，假借邦吉奥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对“中国制造”的评论之声也不绝如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从一个弱者变成英勇的战士。我们热爱他们，也害怕他们。中国已经成了我们有力的竞争对手，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去拥抱她。”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教授约翰·麦克斯维·汉密尔顿
“放弃中国产品一年，邦吉奥尼一家人经历了一次大冒险，他们的日子过得像走迷宫一样艰难。”
--前白宫顾问马克·法比亚尼
“一年不用中国产品，真是个奇迹。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次强烈碰撞，也是一次有意思的碰撞。”
--丹尼·西特曼，专栏作家
“没人会干同样的事情！这项任务太复杂，太有挑战性了。你可以试一天，到午餐时间你绝对会悲惨地放弃。邦吉奥尼的经历让你明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已经深入每一个家庭。”
--查克·杰夫，资深专栏作家
“我对中国制造有些反感，但我更想省点儿钱。”
--一名社会学教师
“能够向我们的顾客提供这么多东西而感到骄傲。”
--一家沃尔玛连锁店经理
“现在，中国产的东西，才能让商店赚钱。”
--一家Tyler连锁店负责人
中国冲击波
1986年，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美国求学。从一个积弱贫穷的发展中中国来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的好奇心自不待言。我一次次地走进那些耳熟能详的美国名店。那时市场上几乎很少看到“中国制造”。而到了90年代中期我故地重游，有一次我走进了曼哈顿著名的“美国女孩”商店（AmericanGirl）。这个有着美国本土庞大消费群体的殿堂一向以出售安全健康的“正宗美国”玩偶和服饰店著称于世，但当我顺手拿起一套啦啦队长服和足球衣的6英寸仿造品时，我忍不住笑了：在一片红白蓝之间，一块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我“奥”了一声。“美国女孩”终究也不那么原汁原味了，这块打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就是一个鲜明例证，象征着困扰西方世界的一个重大经济、文化和政治难题。
我在纽约著名五街穿越，一个一个商店地走着，那里早已经是“贴牌”的“中国制造”的天下，清一色的国际名牌，但都是由中国廉价劳动者生产。这就是席卷世界的“中国冲击波”。以后有好几年，我有幸在欧洲、在美洲、在大洋洲一些发达国家或公事出差，或私人旅游逗留，我都看到了这个世界性的“中国冲击波”。我们已经鲜少看到不再是标有“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了。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流程从美国和西欧迁往中国。根据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近期的估算，2010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这是110年来美国首次丢掉这一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