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曹顺庆
《文心雕龙》研究在四川大学是有深厚传统的，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龙学泰斗。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也是《文心雕龙》研究。然而，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比较文学研究，渐渐疏远了龙学，幸好还有弟子传承衣钵。当刘颖向我表示决心研究《文心雕龙》时，我非常高兴！
现在，刘颖的博士学位论文《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即将付梓，嘱我作序。她于2007年冬通过答辩，此后我曾多次问询出版事宜，她都表示要待修改充实。作为导师，对她的论文几经磨砺，终于成书面世甚感欣慰。
《文心雕龙》是产生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重要文学批评著作，历来受到称颂。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心雕龙》研究十分兴旺，著述甚丰，以至于有人将相关研究称为“龙学”。海外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贡献颇多，然而国内学界对其所知甚少，更罕有系统的发掘、引介与分析。本书可说是此领域的破空之作，作者对《文心雕龙》各种英译及英语研究进行详细爬梳，讨论了经典著作在跨文化、跨语言的阐释过程中所经历的际遇，初步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而推动中西文论的学术对话，开拓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也对《文心雕龙》及其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内容繁杂，涉及大量英文文献，要求研究者既有良好的古代文学素养，又有相当高的英语水平。作者的博士古代文学基础不错，又是英语翻译研究方向的硕士，英文非常流利，恰好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她入学第二年，即表示对《文心雕龙》的翻译及英语研究很感兴趣，我非常赞成她的选题，并建议她申请哈佛-燕京访问学人项目，到海外去搜集资料。2005年，作者成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赴美访学，利用此机会搜集了大量一手英文资料，并与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宇文所安、蔡宗齐等海外学者取得联系，当面请教。这对她写出内容扎实、分析到位的论文有很大帮助。在哈佛的一年半里，作者沉浸于浩瀚书海中，搜集海外学者英语研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点点滴滴，釆铜于山，熔铸为钱，做了大量细致的整理、翻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出色完成博士论文。她的论文受到国内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及比较文学学者的一致好评。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浙江大学林家骊教授、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傅勇林教授、辽宁大学涂光社教授评阅其论文，给予中肯评价和有益意见。从专家评议来看，作者的论文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借用张思齐教授所评：“作者对西方诗学理论了解较多较深，远在一般中文系和英文系学生之上——中文系之博士生对诗学往往失之穿凿，英文系之博士生对诗学往往失之‘食洋不化’——因而在研究中初露了中西融贯之端倪，甚可嘉也，甚可喜也，甚可鼓舞而进之也。”
亨利?雷马克曾指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学者们不得不限于组织别人的研究成果（这本身已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而这种工作必然使他们容易与文学作品本身失去接触的机会，很容易把文学处理得机械、肤浅和没有人情味。……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则应时常回到界限明确的民族文学的范围内，使自己更能脚踏实地。”在我看来，刘颖的这本专著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既能立足民族文学，又有世界胸怀，跳出中西文论各自的局限，成就中西文论的对话。
首先，本书收录了大量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文心雕龙》研究一手资料，筚路蓝缕，广为搜证，从已有文献中寻求新角度。虽然海外《文心雕龙》研究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人们对海外汉学家《文心雕龙》研究英语原作涉猎并不多，对《文心雕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了解也不够深刻。作者在海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发掘整理了大量不为国内学者熟知的英文资料，基本将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概貌呈现于国人眼前。
其次，本书并未局限于资料的整理搜集，而是处处贯穿作者个人的问题意识。目前，关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国内并不少，但此类著作最易流于表浅，长于资料而短于论理。近年来，学界对文论话语的跨文化研究也十分关注，却又常陷入繁复理论、空洞思辨的泥沼，大言炎炎而资料匮缺。本书正好克服了这两种不良倾向，在丰富翔实的文献基础上，作细致的文本分析和颇有见地的理论阐述。作者饱览文献，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他者眼光提出自己的看法。她在书中指出，不少学者以现代文论、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既有创新，也有不适；一些学者用《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来探讨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同样面临如何创新和适用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她在对具体文本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同时处理中西文论转换与古今文论转换的问题，并提出不少建设性观点。于零涵(J．V．Gunningham)曾指出，我们研究文学的目的，尤其是对过去的作品作当代解释时，并非要增加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而是要帮助我们以其他的角度去思考，去感觉。本书恰恰能够帮助国人以他者的角度去思考，去感觉。
作者细致的研究方式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书中按作者不同对《文心雕龙》文体名称在各种专著、论文中的体现分门别类，并制成文体名称翻译对比表，让读者一览无余；对英文文献的引用尽量忠实于原作，在关键处往往将原文与译文参照列出，参考文献名称均有中英双语参照；对海外汉学家的名称亦经过仔细查证，存疑者悉数注明，并于附录中列出人名参照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实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可靠参考，增添了本书的学术分量。
翻译研究是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本书突破翻译的局限，通过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语言、文化现象，透视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本书有相当的篇幅专门讨论《文心雕龙》翻译问题，逐字逐句解析《文心雕龙》书名、关键词及关键段落的各种翻译文本，继承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实证优点，又未囿于翻译技巧，而是时时关照英语翻译者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困境。从本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英语世界如何通过翻译、阐释来重新构建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尽管他者的重建必然存在种种误解，但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很有意义。惟有缤纷殊异的文学评论，才能与世界上缤纷殊异的诸种生命、价值及旨归相呼应。而这，不正是比较文学最真诚的精神吗？
总的来说，作者花了大量精力搜集材料，基本可以展现《文心雕龙》英语研究全貌。无论是阐述中西文论的关联，还是探讨民族文学研究受异质语言文化的影响，都能做到立足文本，言之有物，开辟新角度，这在当今略显浮躁的学术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对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长远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当然，本书仍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古人云，著书“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作者在创新与博证上建树较多，在致用上则略显单薄。譬如说，本书中理论阐述与翻译研究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文心雕龙》对西方文论世界的影响，无论是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乃至创作方式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充实；作者的视野也有待进一步拓展。只有真正打通历史、社会、文艺与人的隔膜，才能自成一家，熔铸伟辞。最后，作者在翻译方面颇有长处，期望她能对《文心雕龙》的英语翻译作进一步的工作，最好能在此书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一部《文心雕龙》英语全译本。
刘颖还十分年轻，此书出版，仅仅是个起点。对年轻人来说，要紧的事情是别浪费青春和元气。“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李大钊语）期待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积水为海，聚土为山，厚积薄发，勇攀高峰。是为序。
2011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