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赞，刘勰取其“明，助”之意，表示辅佐、帮助、说明等，因有时文体和颂比较类似，所谓“颂体以论辞”，故与颂放在一篇里来讲。由于赞后来多有赞扬、称美的涵义，且常与颂联用，故翻译者大多将“赞”理解为与“颂”相类的文体，比如施友忠和杨国斌都采用eulogy来翻译，黄兆杰则把颂和赞当成panegyric的两种形式。eulogy指对某人的正式赞颂，特别指对已过世的人的褒扬性的婉辞，panegyric的涵义前面已有详述。不管是eulogy还是panegyric，有一点是肯定的，二者都是褒扬性的文章。因此从翻译来看，施、黄、杨均认为赞是一种表示褒扬、赞颂的文体。宇文所安则将赞翻译成“adjunct verse”，意思是“附属的韵文”。以往学者对“赞”的看法各执其词，有的认为论、赞实为一体，如章学诚《史通?论赞》中认为，不同作者在评述时虽采用不同的名称，比如《史记》云太史公，班固曰赞，荀悦曰论等，“其名万殊，其归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有的则认为赞的本义是赞美，故一些名为“赞”的作品其实是叙或论，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里就持此种观点。其他还有些学者认为赞其实也是论的一种，比如章太炎就认为：“司马相如始为《荆轲赞》，以辅助论者。据彦和此文，赞应与论相系属者。”转引自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刘勰本人在每一篇的结尾都附有“赞”，以韵体的形式对全篇作总结式的陈述。宇文所安的翻译似乎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要论翻译，我们必须从刘勰的原文入手。从《文心雕龙》来看，刘勰对赞的认识有几点。首先，颂都是褒扬的，而赞并不一定。刘勰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是“托赞褒贬”，郭璞注《尔雅》“义兼美恶”，就很清楚地挑明了这一点。其次，赞这种文体篇幅短小，是一种概括性的述辞，“促而不广”， 且通常由四言句组成。另外，刘勰认为赞与颂有着紧密的联系，赞的文体象颂，其实是由颂演化而成的一种变体，且赞颂多有相同，“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正因为如此，刘勰把赞颂放在一篇里进行讨论。尽管刘勰认为从本义来看，赞是“事生奖叹”而成，他并不认为“赞”作为文体是专门用来保养赞叹的，由此来看，eulogy和panegyric并不符合赞的本义。所谓明、助， 正是义有未明则明知，义有未足则补之，所以赞往往是附属于正文的一小段文字，对正文进行概括、点评。宇文所安所用“adjunct verse”，基本可以表达其中的含义。
第四节 “铭诔箴祝”
铭诔箴祝，都是辅助礼仪的文体，故刘勰称“礼总其端”。
铭从形式上来讲，一般是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从内容上来说，往往是记功德，表戒誓。刘勰在《铭箴》中指出：“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可见铭大多是刻在器物之上的文字，常根据器物的作用来作，又可赋予令德、计功、称伐等含义。因为铭的含义比较确切，译者大多将之译为“inscription”。这个单词的基本意义是铭刻的文字，又有“a historical, religious, or other record cut, impressed, painted, or written on stone, brick, metal, or other hard surface”的含义，也就是雕刻、铭记、画、写在石、砖、金属或其他硬质表面上的历史、宗教或其他性质的记录文字。这一点与刘勰所指的“铭”颇为相似，不过“铭”更多的是刻在金属材料上而已。总的来说，inscription的内涵与“铭”比较接近，因此大多数译者的意见都一致。
诔者，累也，是古代贵族死后，累述他生前的德行，以定死者的功过并由此来确定死者的谥号的言辞。施友忠和黄兆杰都选用了elegy一词，在英文中专指挽歌，其重点在表哀思。虽然一般的挽歌都会有叙述死者功德的成分，但elegy更注重生者对死者的怀念之情。当然，诔发展到后来也可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比如《红楼梦》中宝玉祭晴雯的《芙蓉诔》就是声泪俱下的悲情文字。但是，在刘勰的时代，诔更多地指向述功德。正如刘勰所言：“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宇文所安使用了eulogy一词。前面讨论过，eulogy为赞歌、挽歌，当表示挽歌时，重点在赞颂死者生前的美德、伟绩，这和诔的重心是差不多的。杨国斌使用mourningsong一词，更可以明确地理解为哀歌，但并没有指明其哀悼的方式是以思念为主，还是以赞颂为主。总的来看，eulogy一词最能贴切地表示诔的含义，但与诔仍有细微的区别。《礼记》言：“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可见诔是上级尊长对死去的下级后辈等进行功德评述等的文类。而eulogy并无这种等级秩序的分别。不过，在英文中并没有特定的词来表示这种长幼尊卑的秩序，因此eulogy仍不失为较贴切的翻译。
箴是用来攻疾防患的，其目的在于针砭劝诫，一般既有警戒的作用，又有讥刺的内容。英文翻译大多使用admonition一词，该词有几层含义：一是对某种危险、威胁提出警告性的建议，正合“防患”，一是严厉的批评，正合“攻疾”，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翻译。黄兆杰使用的cautionary，一般仅用作形容词，表示警戒性的，从词性上来说并不太适合，从含义来看也不够准确。
祝本义为向神祷告的人，即主持祝告的巫祝，如《周礼?夏官》中提到的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等。这些人向神祷告的话也称祝，刘勰这里所指的就是这一类文字。关于这一点，译者基本没有异议。值得注意的是，狭义的“祝”主要指祭神求福的话，但广义的祝则还可能包括诅咒的话。刘勰提到的“秘祝移过”就是此种祝文，不过刘勰并不赞成这种祝文，认为这是祝的流弊，是“礼失之渐”的表现。翻译者不约而同地认为“祝”和英文中的prayer相当。prayer在英文中常表示祷文，一般人看到这个词会想到求神祈福的含义。事实上，prayer的本意是人与神交流的一种方式，可以包括请求、崇拜、感恩、忏悔等多种含义。而且prayer既可以指祷告的人，又可以指祷告词，表现为人与神的交流，是人向上天或神祇致敬、祈求的表达方式。这正和“祝”既可指巫祝，又可指祝词类似。此外，“祝”和prayer都是偏口头表述的文类，不论是性质还是功用都较为相似，因此，用prayer来翻译“祝”是相当合适的。
第五节 “纪传盟檄”
纪、传是纪事之文，盟、檄亦论事，不过有明确的对象。中国史学向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传统，因此刘勰说“纪传盟檄，《春秋》为根”。
纪在刘勰所论的文体当中没有清晰的解释，译者的理解略有不同，分别采用了chronicle、biography、record等词。按，纪的本义是指别丝，即“别理丝缕”，引申为纲领、纲纪，又引申为记载。如《史记》为每帝作本纪，就是本其事而分别纪之。从英文来看，chronicle是指按时间先后对历史事件所做的叙述性记载，biography一般指人物传记，即以人物为中心，对人物的生活、历史等做叙述，record则泛指纪录，当然也可以指历史纪录。三者均以纪事为主，不过各有所重。如果扩大“纪”与《史记》的联系，也许biography的用法更为恰当些。
传的翻译较为统一，译者基本上采用biography来翻译，把传看成人物传记。事实上，在《文心雕龙》中，“传”还没有人物传记这样明确的含义。刘勰在《史传》一篇中说：“传，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故传是对经典的解释，对历史的记载，有传承经旨，以教后人的功用，并非传记的意思。联系全篇来看，刘勰有意把“传”和《左传》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早期文献中，“传”常常特指《左传》，由此更可知，传只是一般的历史文章，或许用chronicle倒更合适。总的来说，从体例来看，《左传》是编年体的史书，《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纪和传其实均泛指记史的文章。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之间作区别，似乎把“纪”看作强调人物的biography，把“传”看作强调时间推移的chronicle更合适一些。
盟者，明也，从刘勰所举事例来看，“盟”是结盟时对神明立下的誓言，也是祝告于神明的言辞。翻译者大多采用oath一词来表示盟，这一词在英语中常指誓言、誓约，特别是在神明作证的情况下郑重许下的诺言，和盟的含义比较接近。黄兆杰在oath前加了一个单词war（战争），将盟翻译成war oath，认为盟主要是战时所结下的盟誓，这种认识当然也是不错的。
檄者，皦也，故措词激切，内容明确。如刘勰所说：“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士，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檄文往往通过谴责敌方的暴虐不仁来强调战争的正义性，通过分析时局来强调战争的紧迫性，通过推测敌军的弱势来强调战争的可行性，总之，好的檄文能起到打击敌方气焰、鼓舞我方士气的作用。由此看来，檄文首先是一种公示。其次，它要对敌方进行谴责。另外，檄文作于战前以鼓舞我方士气。宇文所安和杨国斌都用dispatch来翻译“檄”，但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dispatch是不合适的。dispatch又可拼写为despatch，通常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派遣，发送；二、迅速；三、杀死。由这些基本意义可以引申出派遣（部队）、送信、（前线）通讯员、战（快）报、杀害等含义，当表示公文时，常指由专门人员传递的快报、信件等，并不一定是檄文。proclamation本指公文、公告、宣言，含义较为宽泛，但是如果加上war（战争）作为修饰，则和檄文比较接近。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对苏联宣战的檄文就被翻译成。尽管希特勒在该文中一边掩饰自己的罪行，一边用激昂的措词蒙蔽德国人民的眼睛，该文从形式、内容上来说都可以算一篇战斗檄文。文章以德国人民和纳粹分子为对象致辞，希特勒多次以称呼纳粹分子为段落起首句。他首先历数英国攻击小国的种种历史，以及英国号召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抵抗德国的紧迫局势，转而谈到苏联如何背信弃义，强攻芬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对德国造成威胁。最后，希特勒号召德国士兵们为“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命运及未来”而战斗，并且希望得到上帝的佑护。希特勒的这番宣言篇幅浩大，言辞激烈，正是一篇檄文。又如1899年菲律宾政府向美宣战时对菲律宾人民所发布的《佩德罗?帕特诺檄文》中指出，美国海外扩张对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造成侵害，因此菲律宾政府决定对美国发起反抗之战，菲律宾站在正义的一边，所以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文章末尾一连用了四个排比句，分别赞菲律宾人民、国家独立、解放军、菲律宾总统万岁。这也是很典型的战斗檄文。由此看来，proclamation指称檄文在英语当中是有来由的。
第六节 小结
文体论是《文心雕龙》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刘勰在《宗经》中不仅对文体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并考镜源流，力图找出各种文体的源头和发展趋势。尽管刘勰将所有文类都归结为五经的做法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继承了前代“推远溯流”和“类聚区分”的文体论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历时与共时纵横交叉的文体论体系，这对中国的文体、文类理论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及数种文体，按一些学者的看法，加上骚体一共34大类，78种文体。事实上，《宗经》当中对文类的划分正是整部《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基础，其中出现的20种文体在后文基本都有提及。比如赋颂歌赞表现在第六（《明诗》）、七（《乐府》）、八（《诠赋》）、九（《颂赞》）篇中，诏策章奏则主要表现在第十九（《诏策》）、二十二（《章表》）、二十三（《奏启》）篇中。因为文体繁多，前后偶尔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正如纪晓岚所评：“（二十四种杂文，）题材各别，总括为难，不得不如此侗敷衍。”再加上刘勰虽然尽量做到前后照应，毕竟《宗经》一篇和后面的篇章之间还有数种文字，难怪译家在翻译时出现前后同一词翻译不一致，或者前后不同词翻译却相同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