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过“赋”的汉语意义后，再来看翻译所用的英文。施友忠用“narrative poetry”，直译成汉语为“叙述诗”。他承认赋为诗之一种，这和刘勰所说“诗立其本”相符。但是，narrative为叙述，一般是对事件、过程的描述，而赋“体物”更多的是对物、景等的描述，其间不一定涉及事件顺序。黄兆杰对其他文体都采用意译的方式，在这里却用“FuPoem”音译，没有对“赋”作出解释，也没有注解，显得比较苍白。宇文所安的翻译是“exposition”，虽然可以反映赋体物、描述的特点，也有不妥之处：一是和前面的“说”采用了同一翻译，容易让读者感到迷惑；二是exposition的重点在于说明、展示，比如说明文、展览会等，都可以用exposition来表示。作为文体，其目的是将事物的外表、原理、机构等解释清楚，所以一定要条例清晰，逻辑清楚。而赋则要体物，不仅要说明清楚，还要有丰富的辞藻、美妙的语感。杨国斌的“rhymeprose”表示韵文，只说明了赋在形式上的外部特征，却不足以体现赋的功用和效果，而且赋并不完全是韵文。因此，我认为英语当中expatiation一词比exposition更为恰当。expatiation前缀ex-表示发散、游走，后半截源于拉丁文spatium，表示“空间”，合起来便是天马行空地自由游走，古意常指思绪飞扬，神游万里，现在常指以丰富的词句扩展描述或讨论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详述、铺陈。和exposition相比，expatiation更注重辞藻的铺陈，而“铺采摛文”恰恰是刘勰总结的赋的一个特点。
颂赞相近，颂为《诗经》风、雅、颂三体之一种。《毛诗序》有言：“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刘勰在《颂赞》一篇中也讲到类似的话，并且认为“颂主告神，义必纯美”，故颂的对象通常是祖先、神明。颂的本义为容貌、仪容，逐渐演变成文体名，专门用来歌功颂德、告慰神明，往往歌舞并重。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但是，音节较缓并不意味着语气平和。事实上，颂往往沉缓而激扬，文字精练，足以表达对容状的描述。刘勰认为“颂为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如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正说明了颂用辞典雅精炼而又注重敷写容状的写作特点。
观各家翻译，施友忠用的是sacrificial poetry，从字面上来理解，即祭祀诗。以《诗经》三颂为源头，颂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祭祀。三颂中的诗歌大多是在祭祀时表演的，常配以乐器、舞蹈。刘勰在讲述颂时，也举了很多《诗经》的例子，如《周颂》中的《时迈》、《清庙》，《鲁颂》中的《》，《商颂》中的《那》等，可见刘勰把《诗经》中的《颂》作为文体颂的正源之一。但是，刘勰在《颂赞》篇中谈到颂的演变，指出颂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出现变体。比如他以屈原的《橘颂》为例，说明颂的对象逐渐扩展到祖先以外的事物，“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当然，刘勰认为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为了过分的褒扬，写成了长篇的散文，远离了“颂”的正常体制，可见他心中基本上还是以三颂为“颂”的标准的。施友忠抓住了“颂”敬神祭祖的特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他过于强调颂的祭祀功能，对颂的文字特点并没有做太多解释。而且，将颂理解为单纯的“祭祀诗”显然忽视了“颂”的历史流变。
黄兆杰用的是panegyric。关于panegyric在英文中的含义讨论颇多。詹姆斯?D?盖瑞森（James D. Garrison）曾写过一本《德莱顿和颂词（Panegyric）的传统》。书中对panegyric一词的词源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梳理了文艺复兴时期各词家对该词的定义。根据盖瑞森的考证，panegyric一词通常有两个来源。一种解释源自古希腊的节日聚会，持此种看法的学者认为panegyric是从panegyris一词演变来的，原指节日时在大众前发表的讲话。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如伊利斯的希庇亚斯(Hippias)、莱昂蒂尼的乔其亚斯(Gorgias)等都做过类似的演说，最著名的要算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颂词集》（Panegyrikos），公元前380年左右经常在演说家之间流传，特别是在泛雅典娜节时很受欢迎。伊索克拉底的颂词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主旨，即国家的和谐统一。他说：“我们应该颂扬这个伟大节日的创建者，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个传统，宣扬和平，解决争端，让我们在此聚集一堂。在这里，我们一起祈祷、祭祀，让我们记住我们的血肉情，互相善待，恢复旧日友情，建立新的纽带。”当时的panegyric实际暗含着这种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可是后来依循这一根源的英文词学家们在定义时忽略了这一层含义，将重点放在正式集会、严肃场合上。
另外一些词学家将panegyric定义为“oration, in the praise and commendation of Kings, or other great persons”，也就是以颂扬、称赞国王或其他重要人物为主题的演说。这种解释的源头则是罗马传统。事实上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个词的应用还不广泛，但是到了4世纪，这个词逐渐用来表示对公众人物，特别是皇帝所做的演说。比如诗人克劳地安（Claudian）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有五首诗以panegyricus命名，每一首都是庆祝新年到来及新元首的上任，其中有三首是献给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的。此种解释注重演说的针对性，演说的对象为国家元首等重要人物。后来，有些词学家从这两种用法出发，把panegyric理解为在公众面前颂扬重要人物的演说，综合了公众性和对象性两个要点。
英语panegyric的使用大约可以追溯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最初，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和本?琼生（Ben Jonson）从拉丁文翻译了一些有关王朝光复的传统颂词，他们所写的歌颂詹姆斯一世的颂词成为后人模仿的榜样，而panegyric也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并获得新的内容和意义。
第一层含义是为了歌颂光复，为新王朝的合法化唱赞歌。比如丹尼尔写给詹姆斯一世的颂词中赞道：
分裂的国度，破碎的河山
因您高祖亨利七世的福祉
而恢复荣光
比往日更辉煌，更牢不可破
这一切全因他，而您
他的继承者，继承这血缘；
没有他一切都不会开始，
没有他我们将一事无成。
显然，诗文有意将詹姆斯一世和亨利七世联系起来，以证明皇家血统的合法性。这和中国古代每朝帝王认祖寻宗的方式十分相似。比如刘备自诩为高祖后代，唐太宗认老子为宗等，都是为了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
《诗经》中的“颂”大多为宗庙祭祀的乐歌，往往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追怀先祖，祭祀上帝。不过，“颂”中也不乏以歌颂先烈功勋表达对现任君主的敬意的例子。比如“鲁颂”中的《宫》是鲁人在新庙落成时追述祖先功勋，赞美鲁僖公的颂歌，其中就有意叙述了鲁僖公与文王、武王之间的血缘关系。首先将文王的祖父追认为后稷的后代，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然后说到文王、武王灭纣的功勋，讲到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侯于鲁国，开拓疆土，“为周室辅”；最后才落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鲁僖公的头上。这一篇颂，和西方的panegyric有可以类比之处。
panegyric的第二层含义是群众的欢呼。比如本?琼生的颂歌：
一些人在房顶上欢呼，因为
声音是真欢乐的最好信使；
另一些人在他身边奔走，凝望，
大家都不知疲倦，难以满足。
每一扇窗棂都为无法追随他
而难过，同样为无法声明而伤感。
诗中叙述了人们在国王菲立普凯旋时欢呼的情景。不仅有生命的群众欢呼雀跃，连无生命的木石都为不能作出明显的反应而感到遗憾，可以想象房顶、窗棂等都发出阵阵欢呼的回音。在许多英语赞诗中，群众的欢呼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宇文所安使用了ode一词，该词在英语中指颂诗、赋等，从词源学来讲，和希腊文中表示歌唱的aoidē、ōidē有关。ode通常是押韵的诗文，创作之初往往是为了歌唱的目的，为赞美某一物而作。比如雪莱的《西风颂》便是“Ode to the West Wind”，济慈的《夜莺颂》为“Ode to a Nightingale”。这两篇颂都以常见的事物为歌颂对象，事实上却是通过联想，以相关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前者通过对西风的强悍、坚决、自由的歌颂，表现出作者力图挣脱束缚，向往自由和力量的强烈情感，后者则描绘了夜莺所处的和谐美好的梦幻世界，显示出当时诗歌回归自然的倾向。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些颂的写法比较接近屈原的《橘颂》。和panegyric相比，ode的颂扬对象更为广泛，并不局限于王权、伟人等，可以是任何引起诗人遐想的事物。
杨国斌采用了hymn一词。hymn源自希腊文humnos及后来的拉丁文hymnus，是指歌颂众神和英雄的赞美诗，后来颂扬的对象更为广泛，但通常为上天、圣人、国都等。也有人认为hymn可能是希腊语hymenaios的变体，原指婚礼歌曲，因为在希腊神话中Hymen（海门）是婚姻之神。不管怎么说，hymn一词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
总的来说，四者的翻译各侧重于“颂”的某些方面，比如sacrificial poetry强调颂的祭祀效果，panegyric强调民众对王权、伟人的颂扬，ode泛指赞颂，hymn则更多了些宗教意味。
“歌”比较容易理解，基本上与英文中的“song”可以对等，因此各译本采用的翻译基本相同，只有施友忠在“歌”前加了修饰词folk，译为民歌。歌源于民间，这种看法显然是不错的。刘勰在《明诗》中引用《书?大舜》中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又在乐府中指出：“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诗与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诗与歌别”，应该注意二者的区分。因此，当刘勰将“赋颂歌赞”同列为以诗为本的文体，其所说的歌当是指发源于《诗经》的词配乐的音乐作品，《乐府》一篇对“歌”的历史流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日知录?乐章》：“《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顾炎武《日知录集释》，扫叶山房石印本，卷五，第5页。然而，“歌”与民歌是有区别的，刘勰虽然指出“匹夫庶妇，讴吟土风”是乐府歌的重要来源，但是对这一点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他在引用诗歌时不知不觉偏向官方的作品。不论是他所赞赏的“雅声”，还是他所批评的《桂华》、《赤雁》之类的靡曲，都是朝廷的作品，而不是民间的歌谣。虽然刘勰对《乐府》的看法值得商榷，至少我们应该理解，他所说的“歌”并不局限于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