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丰富、深刻、华美的文学思想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总观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我们发现，西方汉学研究既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表现出异质文化背景中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本土的汉学研究有着显著区别。但是，以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为例，大多数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有的师从国学功底深厚的汉学家，有的曾在中国境内接受系统的中国语言文化训练，有的本身就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华裔学者，如果以国籍、语言的不同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与中国本土《文心雕龙》研究进行苛刻的区分，未免有些牵强、死板。事实上，英语世界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十分复杂，而中国本土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已经受到西方研究的启发，二者交织相融，相互影响。在调查中，笔者既看到完全遵循中国传统经学研究路线的西方学者，也看到十分西化的中国本土的古代文论研究者。例如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就声称，做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就应该用传统的方式，因此他在《中国文学读本》中有意采取译、注、评的方式来介绍一些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此书不但成为海外汉文化学习、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在国内也引起不小反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文心雕龙》研究与国内《文心雕龙》研究已经很难一分为二，但经过对研究资料的爬梳，我认为《文心雕龙》的海外研究仍然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而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尤具代表性。此外，若以历史为经，地域为纬，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还可反映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趋势。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将中国古代文论推向世界也是有益的。
首先，随着话语权的变化，《文心雕龙》研究以东亚为基点，逐渐向西方扩散。中国古代文论在海外的影响由来已久：《文心雕龙》早在隋唐时期就传入日本，几次刊印，对日本文论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学者公认空海《文镜秘府论》与《文心雕龙》有密切的联系；在新罗时代就传入韩国，如朝鲜人崔致远在9世纪左右所撰《无染和尚碑铭并序》中曾提到景文王引用《文心雕龙》言句 朝鲜崔致远（857～ ），字孤云，朝鲜新罗时期王京（今韩国庆州）沙梁部人，12岁时来到中国大唐求学，中进士后在溧水、高淳、扬州等地为官10年。其《孤云先生文集》卷二中《无染和尚碑铭并序》一文提及景文王拜无染为师问曰：“弟子不佞。少好属文。尝览刘勰文心。有语云。滞有守无。徒锐偏解。欲诣真源其般若之绝境。则境之绝者。或可闻乎。”景文王在位时期为861至875年，由此可见至少9世纪前半叶，《文心雕龙》在韩国已有流传。由于历史文化的接近，《文心雕龙》让韩日学者心有戚戚，毫无隔阂地在东亚土壤上生根发芽。20世纪20年代，斯波六郎、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等开始在课堂上讲授《文心雕龙》，并撰写了不少相关研究论文，使《文心雕龙》逐渐成为日本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分支。而此时的西方学者，还处于零星介绍中国诗歌作品的阶段。
1959年，施友忠翻译了《文心雕龙》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此后，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走向不可阻挡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英译本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全译本，当时别说日文或是韩文，就连现代汉语的全译本都还没有出现。直到1968年，才出现第一个日文全译本，由兴膳宏先生翻译。这是否说明《文心雕龙》的影响在韩、日比西方更小呢？事实并非如此。《文心雕龙》作为一本颇有影响的文论著作早就传入韩、日，而研究《文心雕龙》的韩、日学者必定精通汉语，因为汉语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语言之一，谁若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就必须精通汉语。中国传统文论著作通过汉语这种强势语言，直接传播到东亚各国。但是到了20世纪，英文逐渐变成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学术语言之一，1959年《文心雕龙》的英译本一出，欧美学者纷纷开始着手不同语言的翻译，各种研究著作先后问世，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陡然增多。《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不可否认，但客观地讲，《文心雕龙》在几度兴衰之后终于在现代成为一门显学，不能说跟其英译本的出现和盛行毫无关系。英语世界在介绍中国古代文论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这多少使国内学者对刘勰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不少新的想法。此外，在现有的《文心雕龙》研究中，许多学者都以《文心雕龙》的体系为重要研究对象，西方科学框架及价值观的影响显而易见。要之，英语研究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发展史确实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反过来，《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研究兴盛繁荣，也说明中国语言、文化受到更多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全球兴起的汉语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便是例证之一。总的来说，不论是通过翻译的方式，还是汉语教学的方式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传播，语言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其次，在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中，华裔学者已成为中流砥柱。如今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华裔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英语世界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中，华裔占了很大比重。《文心雕龙》三个全译本的译者施友忠、黄维梁、杨国斌均为华裔，其他节译者中也以华裔居多。从数量上来看，华裔学者似乎比西方血统的汉学研究者更关心《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以其美学价值和丰富内涵而著称，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相比，它的内容更为抽象，语言也更为复杂，因此要求研究者既能充分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又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怀有深深的爱意。早期西方血统的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部分缘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部分则由于学科的需要而半路出家，如从社会学或历史学转为中国文学，虽然也有可观成就，论点常令人耳目一新，但有时难免会出现偏见、粗浅等问题。大多数海外华裔学者生长在中国，因求学而到海外，无论语言基础还是传统文化根底，都比西方血统的学者占优。总的来说，西方血统的学者一开始似乎更关注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然后才逐步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产生兴趣；而海外华裔学者则更希望向世界绍介中国的文学思想，故而对文论类的作品兴趣更浓，而他们的努力往往让我们看到新的视角。此外，《文心雕龙》的难懂是有目共睹的，只有那些在汉语言及中国文化方面深有造诣的学者才敢涉足。总的来说，华裔学者的努力对《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华裔学者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一定能比西方血统的学者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华裔学者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海外接受系统训练，对西方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在不同文化间游走，能更好地融通中西 ，跳出传统，以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不过，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这些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统所怀有的特别情愫，这使他们渴望《文心雕龙》为全世界的人所了解。
此外，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也使华裔学者在汉学界崭露头角。早期华裔学者大多来自港台，近年来，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到海外求学的大陆学子也越来越多。出身大陆的学者逐渐成为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重要力量，在《文心雕龙》的英语研究领域中，大陆学者的身影也显得格外沉着有力。他们不但对《文心雕龙》的英语研究作出相当贡献，也进一步推动了中西学界的学术交流。从现有趋势来看，华裔学者在未来的海外中国文论研究领域还将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