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契是不是等同于和约，是不是等于contract？《易经?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时契相当于刻在甲骨等上的文字。《礼记?曲礼》中说：“献粟者执右契。”注曰：“两书一契，同而別之。又合也。”有右契，亦有左契，老子还说“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于人”，注曰：“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此处契是不是一定为合同、协议呢？当然，契往往是符节、凭证、字据等，所谓执左契者，是执行法规的人，有其变通之处；而执右契者则是制定法规的人。但是执契者往往掌握着大局，可以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老子之所以说“有德司契”，就是指有德的人可以掌握法规科条，契而不责。又《周礼?天官》中说：“宰夫掌官契以治藏。”此时，契也是官员手中掌握的条规、法则等，只有合乎这些法规的行为才可能被允许。司契者掌握好法规，并能灵活运用。
contract一词在英语中可以理解为“两方或两方以上就某些事情的规则达成的协议”，通常受法律约束，而且合同各方都担负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合同的签订方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这一点和“司契”的说法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契的双方地位似乎很不平等。不论是前面说的“有德司契”者，还是“掌官契”者，都明显处于统治的地位，契的另一方——民，实际上仅仅是条规的遵从者。尽管宇文所安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意在contract前面加了creditors half of（债权人的那一半），希望能表现出司契者的地位，但是这个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词并不能帮助读者理解“司契”的内涵。刘勰所谓的“司契”就是指掌握（行文法则的）要领。
后半句“垂帏制胜”，乍一看，易令读者联想到汉初“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博望侯张良。和上文联系，这一句似乎表示，若能掌握行文要领，神终能与物游，作者就可以坐在屋内，遐想千里，获得最后的成功。施友忠、宇文所安的翻译都明确表现了这一见解。但是，垂帏一词却另有来历。按杨明照的校注，垂实为下，垂帏即下帏。《史记》中提到 ：“（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话，如“董生下帏，发藻儒林”（《汉书?叙传第七十上》），“下帏覃思，论道属书”也有“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等。故此后学士常常用此来形容放下帷幕，在室内潜心修学。如晋束晳《读书赋》曰：“垂帷帐以隐几，披纨素而读书。”再者，古来文章提到张良时，也并不用垂帏一词，而多用“运筹帷幄”，由此看来，刘勰用“垂帏”是为了再次强调积学储宝。也就是说，好的神思和想象，仍不离个人修为和经验的积累。因此，施友忠和宇文所安的翻译显然有偏差，杨宪益和黄兆杰的翻译又都流于模糊和简单，杨国斌对后半句的翻译体现了刘勰的思想，diligence（勤奋）正是积学的外在表现。
施友忠的翻译虽然总的来说比较准确，但是在个别字句的理解上也有误，比如“理郁者苦贫”，应指思路阻塞贫瘠者，却被翻译成“if he is not clear about principles”，变成对原理不清楚的意思；“至变而通其数”中的“数”是指易经中占卜的算法，从而引申为变化的原理，他直接翻译成number（数字），就不太准确。杨宪益的翻译比较简单，在几处遗漏信息。比如一开始的“其思理之致乎”根本就没有翻译出来。又如“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应与前一句“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相对，反映出写作构思时那种义与思之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微妙距离。他的翻译是“an idea may be hard by yet hid from your mind as if by mountains and rivers”，仅仅说明“义”难以捉摸，使思路如隔山河，却并没有反映出那种密与疏的张力。
宇文所安的翻译比较征实，但也有小小的差错。比如“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他的翻译是Thus concept (yi) is received from thought (ssu), and language in turn is received from concept. These ［language and concept］ may be so close that there is no boundary between them, or so remote that they seem a thousand leagues from one another.
宇文所安在“密则无际”的英文翻译前用括号注明（language and concept），认为后面的疏密关系的主体是言和意。但是，此处明明有意、思、言三个主体，而不仅仅是言和意的关系。又“淮南崇朝而赋骚”一句被翻译成“the Prince of Huainan composed his Sao in the space of a morning”，即淮南王在一个早上就创作出他的《骚》，把淮南王看成《骚》的创作者。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典故，就是孝武帝下诏使淮南王。不管古人留下的记载有什么变化，有一点可以明确，淮南王作的并不是《骚》，而是和《离骚》相关的文章。而刘勰用“赋骚”，证明他所取的正是《离骚赋》一说。
黄兆杰的翻译中纰漏较多，既有用词不当之处，也有理解不力之处。比如“左思练都以一纪”，其中一纪当指十二年，而黄兆杰翻译成“a decade”，是指十年。当然，一纪并不一定是实指，也许黄兆杰是有意用“decade”来泛指虚数，表示十年左右。又如“子建援牍如口诵”，是指曹植才思敏捷，提笔成文，流畅得仿佛是在背诵写好的文章。杨修《答临淄侯曹子建笺》中说：“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可见，所谓口诵不一定是用口念出来，主要强调背诵成篇。黄兆杰的翻译为“Cao Zhi composed, not with the mind, but with the mouth”，即曹植创作时不是用心，而是用口，这和我们熟悉的曹植七步为诗的故事有一些吻合，但极易引起误解，也不能确切表达刘勰的意思。另外，“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比较公认的理解是“拙劣的文辞中也可能蕴涵巧妙的意义，平庸的事例中也可能萌发新意”。因为刘勰后面用布与麻的比喻来说明文辞、素材经过作者的努力也可以孕生出巧妙的、新颖的含义。黄兆杰的翻译是“Graceless words can be bred of a cunning thought and it is possible for a mundane metaphor to sprout from a novel notion”。首先，breed一词作及物动词时表示生育、生产，用法如下：
Its hard for pandas to breed new generations. 熊猫繁殖后代很难。
This expression tends to breed public sympathy. 这种表达方式容易引起公众的同情。
或者表示协助生育、繁殖，如：
He makes money by breeding dogs. 他靠养狗为生（给狗配种）。
如果使用被动语态，通常接介词by，表示“由……生养”，或接介词in，表示“在……（环境）中生养”，却很少见接of的用法。如：
Ten puppies were bred by the female dog.那只母狗生了十只小狗。
The famous writer was bred in such a culture.这种文化孕育了那位著名作家。
因此，笔者认为be bred of的用法是不妥的，拙辞与巧义的生养关系不明确。另外，后一句的翻译可以理解为：平庸的比喻也可能从新意中萌发出来，这样一来，显然和后面布与麻的比喻不相符，和刘勰想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
杨国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总的来说失误较少，但仍有错误出现。比如“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竟翻译成“To master the rules of writing and produce fine works, there is need to labor the mind”，言下之意是，要掌握行文法则写出好文章，必须要劳情。“不必”变成“必须”，这一错误使译文呈现出完全与原文相反的含义。
第五节 小结
翻译是《文心雕龙》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不要说将《文心雕龙》翻译成英语，即使是将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9年后，《文心雕龙》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此《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终于起步。在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今译全本有陆侃如、牟世金合著的《文心雕龙译注》(1981)，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1982)、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1986)等。此外，赵仲邑、向长清、贺绥世、龙必锟、李蓁非、王运熙等人也都有全译本，张光年更于2001年出版《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一书，试图在保证语义清晰的前提下，同时体现原著的语言修辞特征。各种译本层出不穷，在理解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可见《文心雕龙》一书的理解对本国学者而言也是十分艰难的。
在前面几节的讨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心雕龙》英译者的迷惑与挣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在现代汉语与现代英语之间进行转换翻译，也常常产生信息的丢失、衍增乃至扭曲，要把文言文作品翻译成流畅准确的英文，就更多了一层障碍，而翻译以骈体文形式书写的《文心雕龙》，则更是难上加难。译者一方面要注意原文字句的含义，一方面还要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让读者能感受到原文的文采，要同时做到这两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英语翻译活动中不仅涉及翻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还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中观念的碰撞。译者对字句的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还必须对字句的文化内涵乃至历史渊源有所了解。只有这样，译本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才能接触到更丰富与准确的信息。
早在中国翻译事业的起步阶段，严复就提出翻译的“信”、“达”、“雅”三标准。所谓信，即译语和源语信息尽量对等；达，即译语符合目标语的语法、语义规则，能清晰地表达信息；雅，即译语表达形式与源语表达形式较为一致，或者说，译语能够体现源语的语言风格、修辞特征等。对于《文心雕龙》的英译而言，要达到这三个层次的标准实非易事。不过，要实现“世界文学”共生、共进、共通的目标，就必得有人承担翻译这一“不可完成的任务”。第一章曾提到，第一个《文心雕龙》的全译本就是施友忠的英文译本，而随着英译本问世，世界上更多学者开始对《文心雕龙》关注、重视。
本章仅仅讨论了《文心雕龙》一些重要篇章及范畴的翻译，内容不多，但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英语翻译的艰巨与意义。有些学者对翻译作品抱有成见，认为《文心雕龙》是不可译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看懂原文的能力才有资格研究《文心雕龙》，因此，《文心雕龙》的外文译本是不必要的。事实上，《文心雕龙》的外文译本不但有传播刘勰的文艺理论思想等益处，对专门从事《文心雕龙》研究的学者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篇章的翻译中，我们发现译者的翻译有差异，有舛误，同时也有灵光闪现之处。译者对某一处内容的争议，往往反映出一些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母语研究者视而不见的。国内的学者因为长期浸淫在传统语境中，已经习惯在学术研究中将现代文论话语和语义多元化的传统话语杂用，因此对一些问题难以察觉。和现代汉语翻译相比，英语翻译虽然与原文更多一层隔膜，但是英语译者的遣词造句往往要经过极为痛苦的思索和选择，翻译者在对源语进行转化时不得不咬文嚼字，对原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不断玩味、考证，从而在与原文本的不断对话中发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举例来说，传统校释《文心雕龙》者可以通过引经据典、采纳群言的方式，此种方法成立的前提是读者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或者说，前人的话语是构成社会群体知识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可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并不具备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共同认识，用典本身就需要解释，翻译者无法用一种陌生的话语来解释另一种陌生的话语，故必须在目标语中寻找最相近、最具有表达能力的话语。另一种传统的阐释方式为超级概括式的点评，比如刘知几谓《文心雕龙》“体大虑周”，鲁迅曰“解析神质，包举洪纤”，中国读者看了之后即使说不清楚，也可以会心地点头，西方读者则要问体如何大，虑怎样周，神质又是什么等等问题，译者也必须站在读者的角度思索这些中国读者可能视为理所当然的问题，此过程同时也是对《文心雕龙》进行深度研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