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诗经·小雅·常棣》，作“兄弟孔怀”。孔怀：本为极其思念之意，后以孔怀指兄弟。
见《诗经·周南·汝坟》。迩：近。
《隋书。经籍志》：“《异物志》一卷，汉议郎杨孚撰。”
《古今注》中《鱼虫》第五：“小蟹也，生海边，食土，一名长卿。其有一螯偏大，谓之拥剑。”
警：同螯。蟹的大足。
何逊：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人。见《梁书·文学传》。
何逊《渡连圻》二首作“鱼游若拥剑，猿挂似悬瓜。”
见《汉书·朱博传》。
王利器《集解》引宋祁、方以智、周寿昌诸人语，以为作“乌”不误。
此段引文见《抱朴子·祛惑》，而本之王充《论衡·道虚》，其文述项曼都遇仙人事。《抱朴子》：东晋葛洪着。分内外篇。内篇二十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第五十卷，详论“人间得失，世事咸否。”
此三句说：简文帝不知“霞流”的典故本于《论衡》，写出不通的诗来，就好像郭象把惠施的话当成庄子的话一样。郭象：西晋哲学家。
字子玄，河南人。好老庄，曾把向秀《庄子注》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后向本佚失，仅郭注存。惠施：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
见《后汉书·崔驷传》附崔烈。锒铛：刑具，铁锁链。镍：同“锁”。
武烈太子：姓萧，名方等，字实相。梁元帝长子。《南史·忠壮世子方等传》云：“少聪敏，有俊才，南讨军败溺死，谥忠壮，元帝即位，改谥武烈太子。”
雁门：郡名。战国赵地，秦置郡。今山西北部皆其地。
鹅：古阵名。《左传·昭公二一年》：“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注》：“鹳、鹅皆阵名。”日逐：匈奴王号，地位低于左贤王。
康居：古西域城国名。东临乌孙、大宛，南接大月氏、安息，西与奄蔡交界。
大宛；古西域三十六城国之一。北通康居，西南邻大月氏。盛产名马。
小月：即小月氏。古西域国名。王利器案：“此乃梁褚翔诗，非简文诗也。梁简文《从军行》云：“先平小月阵，却灭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二，此盖相涉而误。又《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载褚翔《雁门太守行》云：“戎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
肖子晖：《梁书·肖子恪传》：“弟子晖，字景光。少涉书史，亦有文才。”陇：即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又名陇坻、陇坂。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
黄龙：指黄龙城。又名龙城、和龙城、龙都。故地在辽宁朝阳。
白马：赵曦明谓指汉代西南夷之白马氐。王利器按：“此及《雁门太守行》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颜氏以为文章瑕颖，未当。”又案：“《史记·荆燕世家》：“汉四年，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正义》：“《括地志》云：“黎阳，一名白马津，在滑州白马县北三十里。”则此处白马，正当以白马津释之，始与“东流”义会，不必远摭西南之白马氐以实之，且白马氐何得言“东流会”也。”王说是。
（ｌèｉ类）：原指丝上的疙瘩。引伸为毛病、缺点。
王籍：《梁书·文学传》：“王籍，字文海，琅邪临沂人。七岁能属文。及长，好学博涉，有才气。……至若邪溪，赋诗云云，当时以为文外独绝。”赵曦明按：“此书作“断绝”，疑误。”又《太平御览》五八六引“文外”作“文章”。
卢询祖：北齐人。袭祖爵大夏男。有术学，文章华美。
《苕溪渔隐丛话》前一引蔡居厚《宽夫诗话》：“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类，非不工矣，终不免此病。”亦言及王籍此诗之病累。
魏收：见《勉学》篇“俗间儒士”段注。
见《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声。
毛《传》：见《文章》篇“自古宏才”段注。
兰陵：故址在今山东峄县东五十里。萧悫：北齐人。字仁祖。曾任太子洗马。
此二句后人多有称道者。《苕溪渔隐丛话》后九：“皮日休云：
“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孟先生（浩然）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许濒《许彦周诗话》云：“六朝诗人之诗。不可不熟读，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锻炼至此，自唐以来，无人能及也。退之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此语，吾不敢议，亦不敢从。”《朱子语类》一四：“或问：“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辈多称此语，如何？”曰：“自然之好。又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李东阳《麓堂诗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
荀仲举：北齐颍川人，字士高。仕梁为南沙令，从萧明于寒山，被执。入馆除符玺郎。后以年老家贫，出为义宁太守。见《北齐书·文苑传》。
诸葛汉：即诸葛颖，字汉，丹阳建康人。有集二十卷。见《北史·文苑传》。此言琅邪，盖举郡望。
卢思道：隋诗人。字子行，范阳人。少时从邢邵学。曾仕北齐为给事黄门侍郎。北周时授仪同三司，后为武阳太守。隋初官至散骑侍郎。其诗纤艳，多游宴酬赠之作。
何逊：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人。任安城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后为庐陵王记室。其诗长于写景及炼字，为杜甫所推重。事见《梁书·何逊传》。
形似：这里是形象的意思，指描绘或表达具体生动。
扬都：即建业，古县名。治所在今南京市。
刘孝绰：南朝梁文学家。原名冉，小字阿士。彭城人。曾任秘书丞等职。能诗文，颇为萧统（昭明太子）所重。见《梁书·刘孝绰传》。
蘧车：抱经堂本作“蘧居”，王利器据孙祖志说校改。孙氏《读书脞录》七曰：“案：“蘧居”，“居”字误，当作“车”，盖用蘧伯玉事。何逊《早朝》诗云：“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见《艺文类聚·朝会类》、《文苑英华》，彭叔夏辨证云：“《集》本题作《早朝车中听望》，是也。”“忄画忄画不道车”，是讥何诗语，然不得其解，岂以“蘧车”二字音韵不谐亮耶？”洪业曰：案《烈女传·仁智》篇：“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蓬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
……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阉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夫伯玉之车，至阙而无声。何仲言《早朝》诗中之车乃响于北阙，是乖戾貌。无礼之车也。故孝焯讥之为忄画忄画不道之车，不得称蘧车也。”忄画忄画，乖戾貌。
此书未见着录，盖已亡佚。
谢跳：《南齐书·谢跳传》：“肌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梁书·庚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至如近世谢跳、沈约之诗，任防、陆仅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参见本篇“夫文章者”段注。
陶渊明：东晋诗人。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其诗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有《陶渊明集》。
何思澄：南明梁人。字元静。少勤学，工文辞，起家为南康王侍郎，迁治书侍御使，终武陵王录事参军。何子朗：何思澄宗人。字世明。
早有才思，工清言。历官员外散骑侍郎，卒年二十四。《梁书·文苑传》：“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郎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意谓宜在己也。”
［译文］
文章，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产生于《尚书》；序、述、论、议，产生于《周易》；歌、咏、赋、颂，产生于《诗经》；祭、祀、哀、诔，产生于《礼经》；书、奏、箴、铭，产生于《春秋》。朝廷中的典章法制，军队里的誓辞诰文，传布和发扬仁义，阐发和彰明功德，统治人民，建设国家，文章的用途多种多样。至于以文章陶冶情操，或婉言劝勉他人，进入特别的美感，也是一件乐事。在遵奉忠孝仁义尚有过剩精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学写文章。但是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于轻薄：屈原显露才华，宣扬自己，揭露国君的过失；宋玉相貌艳丽，被当作俳优对待；东方朔言行滑稽，缺乏雅致；司马相如攫取卓王孙的钱财，不讲节操；王褒私入寡妇之门，在《僮约》中自我暴露；扬雄在《剧秦美新》中歌颂王莽，损害自己的品德；李陵向外族投降受辱；刘歆在王莽的新朝反覆无常；傅毅依附权贵；班固剽窃父亲的《史记后传》；赵元叔过分倨傲；冯敬通秉性浮华遭压抑；马季长谄媚权贵遭讥讽；蔡伯喈与恶人同受惩罚；吴质横行乡里；曹植傲慢犯法；杜笃向人索求，不知满足；路粹心胸过分狭隘；陈琳确实粗枝大叶；繁钦不知检点约束；刘桢性格倔强，被罚做苦工；王粲轻率急躁，遭人嫌弃；孔融、祢衡放诞倨傲，招致杀身之祸；杨修、丁讷鼓动曹操立曹植为太子，反而自取灭亡；阮籍蔑视礼教，伤风败俗；嵇康盛气凌人，不得善终；傅玄负气争斗，被免官职；孙楚恃才自负，冒犯上司；陆机违反正道，自走绝路；潘岳唯利是图，遭到伤害；颜延年意气用事，致遭废黜；谢灵运空虚粗疏，扰乱朝纪；王元长凶恶残忍。自取恶果；谢緿轻忽傲慢，遭到陷害。以上这些，都是出类拔萃的文人，我不能全都记载下来，大致如此吧。至于帝王，有时也难幸免。过去有才华的天子，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数人，但他们都遭到世人的议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君主。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人，有盛名而又能避免过失的，不时也可以听到，但他们中遭到祸患的人还是占多数。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推究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文章的本质，是揭示兴味、抒发感情的，因而容易使人恃才自夸，忽视节操，急于追逐名利。当代的文人，这个缺点更加突出，若是一个典故用得妥当，一句诗文写得新奇，就神采飞扬，直达九霄，心气高傲，雄视千载，独自吟诵，独自叹赏，不觉世上还有旁人。尤其是言辞所造成的伤害，比矛、戟等更加惨酷，讽刺带来的灾祸，比狂风闪电还迅速。你们应该特别防备，以保大福。
做学问有敏捷与迟钝的分别，写文章有精巧与拙劣的分别。做学问迟钝的人，肯不断努力，不会妨碍他达到精通熟练；文章写得拙劣的人，尽管钻研思考，终会归于粗野鄙陋。只要能成为有学之士，也足以在世上为人了。如果确实缺乏写作天才，就不要勉强握笔作文。我看见世上某些人，极无才思，却说自己的文章清新华美，让丑陋拙劣的东西到处流传，这种人也太多了，江南一带称他们为“泠痴符”。最近并州有一位士族，喜欢写一些可笑的诗赋，向邢邵、魏收诸人挑逗，大家嘲弄这位士族，假意称赞他，他就杀牛酾酒，宴请客人，以招延声誉。他的妻子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妇人，哭着劝阻他。他叹息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所容，何况陌生路人呢！”他至死也没有觉悟。自己能了解自己，才算得上聪明，做到这点，确实不容易啊。
学习写文章，应先找亲友征求意见，求得他们的批评裁断，知道可以在别人面前公开了，然后才脱稿。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免得被人耻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人，多得说不完，但能达到宏伟精美的，不过几十篇而已。只要文章不脱离它应有的结构规范，辞意可观，就可称为才士了；一定要使自己的文章惊动众人，超越当世，怕要等到黄河变清才有可能吧！
不屈身于两个王朝，是伯夷、叔齐的气节；可以侍奉任何君主，是伊尹、箕子的道理。自春秋以来，士大夫家族奔窜流亡，邦国也时常被吞并灭亡，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名分。然而君子之间的交情，即使断绝也不会相互攻击辱骂，一旦屈膝侍奉别人，怎能因对方的存亡而改变初衷呢？陈孔璋为袁绍撰文，称曹操为豺狼；在魏国草檄，就视袁绍为毒蛇。因为这是受当时君主之命，自己不能作主。但这也是文人的大缺憾，你们应该认真斟酌。
有人问扬雄说：“您年轻时喜欢作赋吗？”扬雄说：“是的。作赋好比儿童学写虫书和刻符，成年人是不会干的。”我私下反驳他说：虞舜吟唱《南风》诗，周公写《鸱》诗，尹吉甫、史克写了《雅》、《颂》中的一些美好篇章，没听说过他们在幼年时代因此损伤了品行。孔子说：“不学《诗》，就不善辞令。”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把《诗》的乐曲进行订正，使《雅》乐和《颂》乐都各得其所。”孔子为了宏扬孝道，就引用《诗》中的诗句来验证。扬雄怎么敢忽视这些事实呢？如果说到“诗人的赋华丽而规范，辞人的赋华丽而过分”这句话，只不过表明扬雄懂得辨别二者的区别而已，却不知道他作为成年人该怎样去选择？扬雄写了《剧秦美新》，却胡胡涂涂从天禄阁上往下跳，惊慌恐惧，不能通达天命，这才是孩童的行为啊。桓谭认为扬雄超过了老子，葛洪拿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这实在让人叹息。扬雄只不过通晓算术，懂得阴阳学，所以写了《太玄经》，那几个人就被他迷惑了。他的遗言余行，连荀况、屈原都赶不上，哪里敢望大圣人的项背呢？况且，《太玄经》在今天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不过用来盖酱瓿罢了。
齐朝在位叫席毗的人，是位清明干练的士人，官至行台尚书。他讥笑和鄙视文学，嘲讽刘逖说：“你们的辞藻，好比朝菌，供片刻观赏，不是大材料，哪能比得上我辈这样的千丈松树，尽管常有风霜侵袭，也不会凋零憔悴！”刘逖回答他说：“既是耐寒的树木，又能开放春花，怎么样呢？”席毗笑着说：“那当然可以了！”
大凡写文章，好比骑着骐骥，即使马有超群的气质，也应当让它口衔铁勒来控制它，不要使它乱跑越轨，随意行动，以致陷入构坑中。
文章应当以义理情致为心肾，以气韵才调为筋骨，以事实典故为皮肤，以华辞丽句为冠帽。今人继承前人，趋向枝节，放弃根本，所写文章大多浮浅华艳。文辞与义理相比较时，文辞强而义理弱；内容与才华争高低时，内容繁杂而才华亏损。放纵者的文章，随意散漫，忘却了旨归；雕琢者的文章，材料如补丁加补丁，而文采不足。时俗是这样的，人们怎能独独避免呢？只是必须除去过分的华艳罢了。如果有人既有大才能、大名声，又改革文章体制，这实在是我所希望的。
古人的文章，有重大的题材，有超群的气势，它的体势和风格，距今天的文章实在相距甚远；只是词章简略质朴，不够严密细致。现在，文章的音韵格律和谐华丽，篇章语句配偶对称，避讳精确详尽，比过去强多了。应当以古人的体制剪裁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音调为末梢，求得两者并存，不可偏废。
先父的文章，十分典雅纯正，不随意跟从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编成《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竟没有一篇被收录，这也是因为他的文章不合世人的口味，没有郑、卫之音的缘故。他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共二十卷，我们几兄弟正在守丧，都没有来得及编辑整理，就碰上火灾被烧光了，终于不能流传于世。我怀此悲苦遗憾，痛彻心肺骨髓！先父的节操品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帝的《怀旧志》。
沈约说：“文章应当遵从“三易”的原则：容易了解典故，这是第一点；容易认识文字，这是第二点；容易诵读，这是第三点。”邢子才常说：
“沈约的文章，用典让人感觉不出来，好似发自内心的话。”因此深深佩服他。祖孝征也曾经对我说：“沈约有诗说：“崖倾护石髓”，这难道像在用典吗？”
邢子才和魏收都名声很大，当时人将他们作为榜样，当成宗师。邢子才欣赏和佩服沈约而轻视任防，魏收爱慕任防而诋毁沈约，他们每次在宴会谈论时，言辞激烈，争辩得改变了脸色。邺下人物众多，各有朋党。祖孝征曾对我说：“任防和沈约的是非，实际上就是邢子才和魏收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