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剧作家
（1910年—1996年）
小传
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语言大师，原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1933年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毕业前夕，完成了处女作《雷雨》，次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震动了当时文坛。1935年，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又创作了《日出》，连同1940年创作的剧本《北京人》，把中国话剧创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解放后，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常委、中国文联理事、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
代表作品
《原野》（话剧）
《北京人》（话剧）
《胆剑篇》（话剧）
《明朗的天》（话剧）
中学语文课文代表
《日出》节选
《雷雨》节选
“童年”
万家公馆的宝贝少爷
曹禺本姓万，名家宝，因繁体字“万”上面是“草”头，下面是禺，考虑到百家姓中没有“草”姓，只有“曹”姓，便把“草”谐音为“曹”，这就成了“曹禺”这个笔名的由来。
曹禺于20世纪初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官宦之家。他父亲万德尊，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宣化镇守使，晋升为中将军衔，还在黎元洪大总统手下当过秘书。
万德尊第二任妻子生下曹禺后第三天，便因产褥热离开了人世，万德尊为了照料失去母亲的曹禺，就把曹禺生母的妹妹请来，不久就结了婚，并成了曹禺的继母。
曹禺作为万家公馆的宝贝少爷，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他并不养尊处优，而是感到家庭精神生活的枯竭，一种隐隐的、难以排解的苦恼伴随着他，折磨着他，他父亲还责备他说：“你整天皱着眉，哪来的那么多苦恼？”
曹禺的继母很爱文学，又熟悉好多民间传说和故事。她告诉儿时的曹禺，西方有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的人好看、聪明，出了许多圣贤，那个地方叫“天竺”，唐僧就是到那里去取经的，于是曹禺便读起了《西游记》，迷上了里面所描写的神奇世界。
然而曹禺受继母影响最大的还是戏剧，她经常带曹禺去戏院看戏，有京戏、地方戏、通俗话剧。这样，曹禺便慢慢明白了：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
在把曹禺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继母同他的父亲有着不同的看法：曹禺的父亲希望儿子将来当一名医生，并让曹禺考过协和医院；而继母则主张曹禺应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
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30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白他，他们父子俩仇恨很深很深，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亲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里空气是非常不和谐的。我父亲40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继母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4点回家时，父亲和继母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仆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继母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
在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曹禺的童年怎么会是欢乐的呢？
“创作准备”
热衷于演戏
曹禺12岁时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校风严谨，功课扎实，曹禺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学校里各种读书会、话剧团活动频繁。曹禺还和同学办起一个叫《玄背》的副刊，写小说，写诗，忙得不亦乐乎。
但曹禺最热衷的还是演戏，他很快成了新剧团的演员。有件事对他震动很大：那一次，他们正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剧中主人公在舞台上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正是当时中国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封建军阀褚玉璞，以为一个姓易的青年，写了这部戏在骂他，便派了天津督办公署的爪牙来阻止演出。
这给曹禺很大刺激，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仿佛人要自由呼吸一次，都需要用尽一生的力气。”
“成名作的诞生”
《雷雨》热潮遍布全国
曹禺的大学时代是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度过的。到了清华以后，曹禺不仅是戏剧宣传的活跃分子，而且是古往今来世界著名剧作家剧作的研读者。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图书馆里读书，除了十九世纪美国、法国和俄国的小说外，读的大部分是剧本，加起来有几百本之多。他喜欢希腊三大悲剧家，喜欢埃斯库罗斯那雄伟、浑厚的感情；喜欢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希望从那里面学习观察现实的本领和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他早就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熟悉了周朴园、繁漪这类人物，从舞台演出的实践中，摸到了话剧艺术的特性，从中外古今的名家名作中，学会了戏该怎么写。所以在他刚刚读完南开中学的时候，便萌发了写《雷雨》的念头。
别看他当时只有18岁，已有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正诱发着他非把《雷雨》写出来不可，而且一定要让它激动人心。
但曹禺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又反复酝酿、推敲了五年多，所以当真正动笔时，他文如泉涌，连修改在内，总共花了不过七八个月的工夫。当然，在这七八个月里，曹禺完全沉浸在狂迷的状态之中，他没日没夜地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那个固定的坐位上，完全忘了上课、休息的钟声。
稿子写完以后，曹禺把它交给了当时正同郑振铎筹办《文学季刊》的章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的初中同学，他们的友谊一直没有断过。靳以为了躲避当局的注意，便把《雷雨》放在抽屉里压了下来，直到1933年底，巴金来到北京，担任该刊的编委，他才从抽屉里把稿子翻了出来，并喜出望外地说：“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像这样把我感动过，我是第一个喜欢《雷雨》的人……”于是，1934年7月，一部洋洋十余万言的四幕大悲剧《雷雨》，终于在《文学季刊》一卷第三期上全文发表了。
《雷雨》讲述了一个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家家庭的悲剧，通过对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爱情、血统、阶级关系的描写，作者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阴暗，启迪人们去思考造成这场家庭悲剧的原因。
1935年四五月间，蛰居日本的郭沫若应陈北鸥等人的邀请，在东京的神田——桥堂观看了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演出的《雷雨》，并得知影山三郎正将该剧译成日文，就写了《关于曹禺的〈雷雨〉》一文，文中说：“《雷雨》的确是幕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旁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的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显出十分苦心的痕迹……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相当受同时代人的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
紧接着，在国内北平和上海的话剧团体，差不多都同时演出了《雷雨》。演出激怒了国民党，饰演周萍的陶金后来回忆说：“一个星期后，警察抓走了八个演员，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并遭拷打，他们逼我们跪下，打我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
但是，正如真理是封锁不住的一样，反映了生活真实的戏剧作品，也是封锁不住的。自那时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成了一个争演、争看《雷雨》的热潮，这是一切反动势力所始料不及的。
就这样，曹禺一炮打响，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戏剧大师的地位。
“巅峰之作”
把罪恶亮出来
曹禺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再接再厉，仅隔两年左右，便又推出一部力作《日出》。曹禺在《日出》跋中说：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的刺着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的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的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按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我绝望地嘶喊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
这就是曹禺在创作《日出》时的心境。接下来他又说：
“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跨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变沉为海。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
这就是曹禺创作《日出》的思想和动机。
该剧描写旧中国大都市的社会生活，控诉社会黑暗势力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迫。
剧本以交际花陈白露和她的旧情人方达生之间的矛盾作为戏剧情节的线索，编织出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光怪陆离的画面，这里有银行家潘月亭的买空卖空；有小职员李石清向上爬的丑行；有小书记黄省三为保饭碗，而到处低三下四地哀求……特别是陈白露，她在那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中，变得消极、沉沦，最后以死告别黑暗的世界。作者在第三幕写了一个“宝和下处”，让观众目睹了下等妓女翠喜和“小东西”这些沦落社会底层的女性所遭受的凌辱，这就从上下两个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日出》的公演，再次把中国话剧舞台推向高潮，同时，也引起了文艺界的热切关注。茅盾、叶圣陶、巴金、朱光潜、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李广田、杨刚，以及美籍教授谢迪克等，都纷纷发表评论。
茅盾认为《日出》“是半殖民地金融资本的缩影”，“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出》是第一回”。
叶圣陶指出，曹禺的《日出》和茅盾的《子夜》一样，都是采集了丰富的材料，刻意经营写成的。
巴金认为，《雷雨》强调“命运”，《日出》则强调社会性，这是一个进步。
美籍教授谢迪克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趣闻轶事”
曹禺观察生活
曹禺平时最爱观察人物，在四川时，他每天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观察街上过往来去的人们。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的后面，这个人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着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
黄久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
还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仔细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曹禺害怕耗子
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难怪老舍在四川，干脆把他的书房叫做“老鼠斋”。
曹禺最憎恶、最怕的就是耗子，因为几年前，曹禺在一个小城里教书的时候，他已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尔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已被耗子咬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是怎样珍惜自己的心血，就不难理解曹禺那时那刻的心情了！
又一回，很冷的一天，一个同事在路上见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曹禺胃病又犯了，浑身发抖，下了课，这位同事来到休息室，看见曹禺还没好，就告诉学生提前下课，这时，曹禺用力按住胃部，哎呀！他脸色苍白，大喊一声：“耗子！”令同事大吃一惊，曹禺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儿跑到墙脚。
棉袍里子上真的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吓得我们这位大戏剧家半天都回不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