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克教授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把一些蜜蜂和苍蝇同时放进一只平放的玻璃瓶里，使瓶底对着光亮处，瓶口对着暗处。结果，那些蜜蜂拼命地朝着光亮处挣扎，最终气力衰竭而死，而乱窜的苍蝇竟都溜出细口瓶颈逃生。这一实验告诉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有时我们需要的不是朝着既定方向的执著努力，而是在随机应变中寻找求生的路；不是对规则的遵循，而是对规则的突破。我们不能否认执著对人生的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在一个经常变化的世界里，灵活机动的行动比有序的衰亡好得多。
只知道执著的蜜蜂走向了死亡，知道变通的苍蝇却生存了下来。执著和变通是两种人生态度，不能单纯地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单纯的执著与单纯的变通，二者都是不完美的。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要学会执著与变通二者兼顾。
随机应变，灵活变通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让人受益匪浅。
孙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他的《孙膑兵法》到处蕴含着变通的哲学。孙膑本人也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
孙膑初到魏国时，魏王要考查一下他的本事，以确定他是否真的有才华。
一次，魏王召集众臣，当面考查孙膑的智谋。
魏王坐在宝座上，对孙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从座位上下来吗？”
庞涓出谋说：“可在大王座位下生起火来。”
魏王说：“不行。”
孙膑说：“大王坐在上面嘛，我是没有办法让大王下来的。不过，大王如果是在下面，我却有办法让大王坐上去。”
魏王听了，得意洋洋地说，“那好，”说着就从座位上走了下来，“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坐上去。”
周围的大臣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也都嘲笑孙膑不自量力，等着看他的洋相呢。这时候，孙膑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虽然无法让大王坐上去，却已经让大王从座位上下来了。”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对孙膑的才华连连称赞。
魏王也对孙膑刮目相看，孙膑很快就得到魏王的重用。
在处理问题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按照常规思维去思考，如果我们能像孙膑那样，学会灵活变通，那么你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4、修炼你的算计力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兵法·地形篇》
能占据有利的地形的话，那会有助于用兵的。预料判断敌情取得胜利，算计地形的险峻平坦及道路的远近，这是智慧的上等将帅取胜的根本。
孙子在本篇中先论地之道，其次论败之道，再论上将之道，孙子按此程序论述是何用意？论地之道，是教导为将应重视因地制宜；论败之道是教导为将应重视管理指挥，它包含因地制宜，但又比因地制宜更为重要；论上将之道，是教导上将应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料敌制胜上，因地制宜和管理指挥都应服从和服务于料敌制胜。要做到料敌制胜，就要注意二个方面：
一是处理好料敌制胜与地之道的关系。孙子认为作为上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料敌制胜上，不应拘泥于地形。地形只是作战必须考虑的一个辅助因素，研究地形是为了计算险厄远近。张预曰：“能审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敌制胜者，兵之本也。”
二是处理好料敌制胜与君命的关系。为此，孙子提出了“国宝”的品格，他认为上将必须具备国宝的品格，才能料敌制胜。国宝者，能正确对待君命，即“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正如张预所说：“与其从令而败事，不若违制而成功。”国宝者，能正确对待个人名利，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这就是说要以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进退。正如杜牧曰：作为上将，应该“进不求战胜之名，退不避违命之罪”。
作为指挥者，其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应放在“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料敌制胜”主要有“三料”，即一要料准情报需求；二要料准自己的势力；三要料准敌方的挑战。“计险厄远近”主要有“三计”，即一要计算实施这项任务的风险与困难；二要计算完成实施这项任务的时间；三要计算这项任务的得失、利弊。此外，作为指挥者，还要组织好人员、技术及后勤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制胜于敌。如美国寻找苏联沉没的潜艇一事，可谓是“上将之道”。
1968年，在太平洋西北海域，一艘苏联潜艇在经过这个地区时发生爆炸，潜艇连同艇上的一百多名苏联官兵统统葬身鱼腹。由于潜艇沉没位置离美国海岸较近，美国的电子监听系统收到了信号，而苏联方面却没有得到丝毫信息。美国一面封锁信息，一面悄悄派人到出事地点侦察。美国得知在沉没的潜艇上载有三枚核弹头后，便决定不惜工本，把潜艇打捞上来，以研究苏联核潜艇、核导弹和其他各种装备的技术奥秘。打捞任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派出一组专家和四千人参加代号为“贾尼弗尔行动”的打捞行动。
打捞专家首先勘察和确定了潜艇的精确位置，接着反复研究切实可行的打捞措施。要把潜艇打捞起来是极其艰难的。潜艇沉没在三千多米深的水底，洋面上波涛汹涌。潜艇重达四千吨，上面又有核弹头，非常危险。专家们认为，必须建造装有超重型吊车的巨大浮坞，用粗大的钢缆捆缚住潜艇，才能将它慢慢吊出水面。特别是若大的浮坞和数千人在此行动，很快就会被苏联发现，造成麻烦。为了掩人耳目，掩盖打捞行动的真实意图，中央情报局和美国休斯矿业公司大老板休斯秘密商妥，由休斯公司以勘查和开发海底锰矿的名义实施打捞行动。为此，休斯公司拨出巨款，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载重量为三十六万吨的巨轮，代替浮船坞。巨轮尾部拖曳着一个相当于足球场大的浮体，浮体下装有打捞行动专门设计的爪钩，由巨轮和浮体上的精密仪器操作。一切准备就绪后，又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此庞大的家伙是在美国西海岸建造的，它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于是，不得不进行漫长的航行，绕过美洲角进入太平洋。
直到1974年6月，以探矿为名的打捞行动才正式开始。为了躲避苏联侦察卫星的眼睛，防止泄密，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制造了一个椭圆形巨盖，把整个浮体罩起来，以阻挡空中摄影。六辆大吊车在浮体下面日以继夜地工作。在潜艇周围的海底，有大批的声纳装置、深海摄像机和磁性探测仪在为吊车充当耳目。在打捞期间，苏联人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这里真是在开采海底矿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打捞人员终于打捞起潜艇。整个打捞行动前后共耗资三亿五千万美元，但是，美国人得到了苏联大量的技术和军事机密，其价值无法以金钱计算。因此，许多美国人把“贾尼弗尔行动”视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技术成就之一”。
成功的指挥者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善于利用外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如敌情、地形、交通、物质装备等；第二是善于利用内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要做到善于利用内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指挥者就应该具备如孙子所说的国宝品格，即要有勇气，甘当无名英雄，不计较个人得失，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履行好自己的职能，不唯利，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进退。
孙子在本篇最后还指出了料敌制胜的条件，这就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
首先，孙子列举了三种非全知的情况，即只了解我军能打，而不知敌军不可以打；只知敌军可打，而不知我军不能打；知敌军可打与我军能打，而不知地形条件不可以打，这三种都是半知，打起仗来，取胜的可能性只有50％。
5、修炼你的攻守力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说：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先要做到不会被敌方战胜，然后捕捉时机战胜敌人。不会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能否战胜敌人则取决于敌人是否有隙可乘。所以，善于打仗的人，能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但却不可能做到使敌人一定被我战胜。
这段话的精髓是“先胜”，换言之，这段话是孙子“先胜”思想的代表句。
领会孙子的“先胜”思想须从“先”和“待”两字人手，“先”和“待”蕴意深邃，是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的体现。“先”，强调了在彼己作战这对矛盾中，己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转变敌我态势的根据，是取胜的内因。只有首先使己方强大而不被敌方战胜，胜券才可能掌握在我方手中，因此要把功夫下在己方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战争的胜败，主要靠己方的综合实力“先为不可胜”，这就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内因对战争胜负起着主要和决定的作用。只有“先为不可胜”，才能使己方获得上乘的“状态”之“军形”，强大的“实力”之“军形”；正因为“先为不可胜”，敌人摸不到我方的真情，或者说，我方隐蔽了自己的外形，做到了敛迹藏身。因此，“先为”两字是“形”的要枢。
“待”的含义是等待和寻求战机的到来。为什么要等待呢？等待是为了让敌之虚假消失而看到真实，因为虚假消失而真实来临之前会有空隙、间隔，所以要等待。真正的赢家都在得势未到时懂得养精蓄锐，充实自己，等待时机。如果攻敌的条件尚未成熟而勉强进攻，己方之“形”则会暴露。敌人就会抓住我方的败“形”不放，迫使我方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战机的造成，必须专心致志地等待导致敌人失败的因素趋于成熟。由此可见，“待敌之可胜”，道出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武林之道认为：“要成为好的猎手，必须先学会等待。”“等待最好的时机，忍耐到最适当的时机，有时要比武功高强还重要。”（《游侠纳兰》）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对“待时”的高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孙子讲的“待”：“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待”的含义还包括忍耐。所有的忍耐，都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一个人不能忍耐，便不能成大事，只能成小功小业。人生旅途中有大半的时候都在等待和忍耐。一个人必定要能等，才会有收获。越是能等，收获越大。“一切成功，都得经过忍耐……天下是可以凭冲劲闯出来的，可是要保天下，却不能凭冲劲，而是要靠忍耐”（《温柔一刀》）。忍耐的高境界是韬光养晦。中国人讲究韬光养晦，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生存发展就得韬光养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战败无条件投降，受到美、苏、英、法四国的占领和全欧洲的猜疑怨恨，原来统一的国家被分裂成东、西德两国，分别被美、苏所控制，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德国人忍辱负重，不急不躁，埋头苦干，把经济搞了上去，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三。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卸任总统时曾经反复叮咛并告诫美国人要一心办好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所以“待”的深层涵义是韬光养晦的忍耐。
“待”的含义虽然是在忍耐中等待和寻求战机的到来，但也必须指出，“待”不是一味守株待兔或姜太公式的钓鱼，而是要适时地创造时机、战机和条件。运气是不能掌握的，与其等待运气，不如去创造运气。机会像甘蔗，力榨才会出汁。机遇永远垂青于时刻准备着的人。学暗器的人永远最懂得把握机会。
历史上，隋文帝先备后战灭陈国，可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佳例。南北朝后期，北周相国杨坚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隋王朝。隋文帝胸怀大志，决心一统天下。然而，当时北方的突厥人不时南侵，隋文帝自知力量，不能两面作战，便制定了先灭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在与突厥交战期间，隋文帝对南方的陈国采取了十分“友好”的策略，每次抓住陈国的细作（即间谍），不但不杀，反而以礼送还；遇有投靠隋文帝者，若是陈国人，隋文帝从隋、陈的“友好”出发，断然拒绝。为增加国家实力，隋文帝大胆实行改革，简化政府机构，鼓励农耕，提倡习武。击溃突厥后，隋文帝着手灭陈的行动。其“先为不可胜”的举措是：第一，误其农时。江南收获的时间较早，每到收获季节，隋文帝就派人大造进攻陈国的舆论，令陈国紧急调征人马，以致延误农时。第二，烧其粮仓。江南的粮仓多用竹木搭成，隋文帝派遣细作潜入陈国，因风纵火，屡屡烧毁陈国的粮仓，如此经过几年折腾，陈国的物力、财力皆受损失，国力日益衰弱。第三，惑其军队。为了迷惑陈军，屯兵大江前沿的隋军每次换防时都要大张旗鼓，令陈军恐惧不已，以为隋军将渡江作战，而正式渡江前夕，隋军又派出大批细作进行骚扰、破坏，搅得陈国军民不得安宁。第四，加强训练。为了渡江作战，隋文帝派杨素为水军总管，日夜操练水军。杨素建造的战船，最大的叫“五牙”，可乘八百人；小的叫“黄龙”，也可乘一百多人。面对磨刀霍霍的隋军，陈国国君陈后主竟然麻木不仁，依旧醉生梦死。太史令章华冒死进谏，昏庸的陈后主竟将章华斩首示众。公元588年10月，隋文帝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当元帅杨素的“黄龙”战船在破晓时抵达长江南岸时，陈国守军还都在睡梦之中。隋军除在岐亭（西陵峡口）遭到陈国南康内使占仲肃在江中以三条巨型铁索的阻截外，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第二年正月二十日，隋军攻入陈都建康，陈后主仓皇躲入枯井之中，后被隋军搜出，陈国就此灭亡。长达近两百年的“南北朝”——中国社会长期分裂的局面终于结束。
“先为不可胜”要在“先”字上狠下工夫。香港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这个人口不足七百万的弹丸之地，曾创下许多骄人的纪录。那么，创下这些奇迹的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人们以为，“先”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衣冠楚楚的白领，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工作狂。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只有工作，才是最好的生活享受。不少老板，虽已过古稀之年，甚至直奔九十大关了，依然天天朝九晚五，像上班族那样早出晚归，还不时天南海北地飞来飞去。有多个身价十数亿的老板被问及平日里有些什么爱好时，几乎千篇一律地回答：工作。好些传统的消遣方式（比如打麻将）和现代的娱乐活动（比如打网球、高尔夫球），一概与他们离得远远的，更不用说舞厅、夜总会那样的地方了。李泽楷是香港的成功者。他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显赫的背景？超人的智慧？幸运女神的青睐？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不少人也许只知道他那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可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李泽楷一年之中坐飞机多达一百六十次以上，也就是说，他差不多每隔三四天就要为公司的事坐飞机离开香港一次。香港人的“先”，就是不停顿，就是勤奋，不停顿的勤奋就能使自己始终处于“先行”、“领先”的位置，进而达到“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