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能咸方圆，没有制度就无法实施管理。重视不重视制度建设，是“法治”路线与“人治”路线的主要区别。按照法家的主张，不管是行政管理、人员任免、官员提拔等等，都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按照制度办事。制度最好定得严密一点，不要让管事的人手上有太多的自主权，否则开后门的、拉关系的、行贿受贿、结党营私的，就都会出现，腐败就产生了。而最大的腐败就是对制度和原则的破坏。在韩非子看来，有了严密的法规制度，奸臣便没有空子可钻，儒家提倡的什么仁义忠廉的道德就没有必要了。换句话说，有了“法治”就可以不要“德治”，个人品德与能力因素似乎可以忽略。
韩非主张以法代德，他说：“圣人之治国也，不恃人之为吾善，而用其不得不非也。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主张不用贤，不用智，认为依法而行，各尽其能，可使智愚各守其职。贤才在一国之中，始终是少数的；依法用人，所用之人多得很，并可收到行动一致的功效。用少数有高尚德行的贤才，还不如用依法而行的多数人。
“为治者用众而舍寡”，因而“务法不务德”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不务德而务法”，表明了韩非对道德与法律的根本立场。
道德与法律的对立，从小的方面讲，也可以理解为人情与原则的对立，按照法家的主张，那就是坚持原则，而忽略人情，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常听人用“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来规劝别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当两者存在冲突时，个人要以大局为重，发扬风格，做点自我牺牲。正因如此，“小事讲风格”被许多人奉为行事圭臬，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笔者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打着“小事讲风格”的旗号，做着并不“风格”的事情，黑白混淆，公私不分，放弃或丧失了本应坚守的原则，拿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做交易，或贪图一时痛快，或满足个人偏好，或谋取一己之利。这种“风格”说白了其实质就是弄权，就是在看似小事的问题上，丧失了应该坚守的原则立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从马德到成克杰，从胡长清到王怀忠，他们最终成为社会的蛀虫，无一不是从一些不讲原则的小事做起。慢慢地，就利用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或买官鬻爵，或染指工程，一个电话决定一人仕途，一张字条转租一个项目，量变引起质变，步步演变蜕化成人民的公敌。他们如此恣意妄为，关键就在于不拘小节、丧失原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们须时刻牢记“规矩”，万万懈怠不得，做大事要遵守，做小事也得坚持。
各个国家几乎都有这样的规定，即重要部门都必须凭证件进大门，谁都不能例外。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些门卫是打了折扣的。至于那些认证不认人的门卫，他们遵守原则的故事至今仍然会成为美谈。
在前苏联时期，列宁曾参加一次会议，进门的时候没有带证件，被卫兵拦在门口不让进去，列宁身边的警卫员赶忙解释说这是列宁同志，是今天会议的报告人。卫兵说，我当然认识列宁同志，他是我们尊敬的领袖，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会场的安全，只有带证件的人才允许进去，没有证件的人一律不允许。警卫员差点儿和卫兵急眼了，但卫兵还是坚守纪律，不让列宁进入。列宁不仅没有责怪卫兵，而且表扬了他。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IBM公司董事长沃森身上。有一天，沃森带着一个国家的王储参观工厂，走到厂门口时，被两名警卫拦住：“对不起，先生，您不能进去，我们IBM的厂区胸牌是浅蓝色的，行政大楼工作人员的胸牌是粉红色的，你们佩戴的粉红色胸牌是不能进入厂区的。”董事长助理彼特对警卫叫道：“这是IBM的董事长沃森，难道你不认识吗？现在我们陪重要客人参观，请放行吧！”警卫说：“我们当然认识沃森董事长，但公司要求我们只认胸牌不认人，所以必须按照规定办事。”
沃森看到这样尽责的警卫非常高兴，非但没有责怪，而且给予表扬，并安排助理赶快更换了胸牌。
原则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要与他人打交道，而与他人打交道就需要讲原则，否则这种交道就无法正常进行。一个国家的公民讲究原则的程度是其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7、做一个不侵害他人的人
活在世界上，我们必须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一定会与许多说不清的风险相遇。但是，如果缺乏对自己基本负责的态度和对内外风险的防范之心，就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情感、事业等多方面的破坏。
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事业等都得到必要保证，这就是基本的“生存智慧”。
“害人之心不可有”，就是我们的生存智慧之一。就是对待别人，不应该存有伤害之心。假如心术不正，那么老天也不会站在你这一边。只有存心中正，不贪不阿，才能在真正的竞争中取得成功。
有一位妇人，年轻貌美，但心术不正。因为婆婆经常待在家中，她难得有寻欢作乐的机会，于是便在心里合计着怎么杀死婆婆。
终于有一天，妇人找到了机会。
“明天，山那边有个庙会，我陪婆婆一起出去走走，烧烧香。”她对丈夫说道。
第二天，妇人陪婆婆赶庙会。回来时，天色已晚。她们走在一条陡峭的坡路上，心寸杀机的妇人假装一个踉跄，把年迈的婆婆狠狠地撞下了陡坡。看着婆婆骨碌碌地往下滚，妇人装模作样地哭了起来，悲悲切切地回到了家。
滚下山坡的婆婆被树挡住了。虽然后来找到了一条小路，但面对满天的星星，她悲痛欲绝。这时，她看到前面有两个人影，正背着东西朝她走来。婆婆想开口跟他们说话，不料嘶哑的嗓子却发出魔鬼般的怪声。那两个人大叫一声“鬼”，扔下东西飞快地跑了。原来，那两个人是盗贼。天亮后，婆婆背起盗贼扔下的东西，回到了家中。
妇人看到婆婆进门，吓得浑身颤抖。这时，老人开口道：“我在山谷中，得到了许多财宝。”她打开了包裹，里面都是金银珠宝。儿子和妇人的眼睛都直了。“财宝太多，我年老体弱背不动，只能带来这么一点儿。”老人接着又说。
夫人听婆婆这么一说，又看着摆满一地的财宝，信以为真，贪念顿生。她说：“我一定要去背回更多的财宝。”说完，她就急忙往那条山路赶去。在陡坡上，她顺势往下滑，可她却没有婆婆那么幸运。这一去，她就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
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去结识完美，你会发现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原来就在这里。
8、做一个不轻信的人
在人性问题上，韩非子与他的老师荀子相近，而“相近”就意味着不尽相同。荀、韩都把人的欲望本能和好利恶害的自然取向看做人性的内容，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不同的是，荀子对人的欲望本能（自然属性）做出了道德评价，认为这些本能是“恶”的，与道德相背反的。所以荀子主张“化性起伪”，通过教化改变人性的自然倾向使其符合道德的要求。韩非子则未对人的本性做道德判断，只作客观描述。他认为，人生而具有好利恶害的自然本能，此种本能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一事实是一切礼法制度赖以建立和施行的前提。所以，韩非不主张“化性”，而主张“因性”，亦即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故其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韩非子从现实利害关系出发，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好利恶害是人的本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冷冰冰的利害关系。他举例论证说，君臣之间表面上是一种君仁臣忠的伦理关系，其实是一种利害关系。“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韩非子·备内》）。在韩非子看来，君有权势和利禄，臣有心计和智能。君以利禄和权势使臣下向自己尽忠，臣以自己的心计和智能换取君主的官位与利禄，二者实是一种利害关系，就像雇主爱自己的佣人一样，是为了让佣人更好地为主人服务；佣人千方百计讨主人的欢心，也是为了从主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佣金。有什么道德情谊可言？君臣之间无骨肉之亲，故可以利害关系视之，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骨肉之亲又如何呢？韩非冷漠地写道：“且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 ”（《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认为，父母之于男婴与女婴一贺一溺的不同态度，并不是因为父母对子仁而对女暴，而是出于一种利害关系的考虑。父母子女骨肉之亲犹是一种利害关系，至于社会上一般的人际关系就更是如此了。韩非举例说：“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把人际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一概看成利害关系，表现了韩非的冷漠与偏颇。但是，作为一个主张以法治国的冷峻的政治家，韩非对人性弱点的认识和对人际关系的分析，又的确有其深刻的一面，他抓住了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利害关系，这就为他的强权政治论提供了人性论的根据。
从人的利害关系出发，韩非向君主提出一条基本的为政原则：切不可信任身边的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韩非子·备内》）。人主过于相信自己的大臣，就有可能大权旁落，甚或成为被大臣所害的劫君弑主。人主过于信任自己的子女，奸臣便可利用其子女以成其私，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就是其实例。人主大信其妻，奸臣就可能利用其妻的私心以成其私，在历史上便有过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的故事。妻子与人主有夫妻之情、骨肉之亲犹然如此，其他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人们会问，假如人主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岂不是天下无可用之人了吗？对此，韩非也有自己的解释。他指出人主不要怕没有可信任的人，问题在于要有术以察奸，使那些心怀狡计的人不敢或不能售其奸，行其私。
战国时，楚王非常宠爱一位叫郑袖的美女。后来，楚王又得到一位位新美女。楚王开始喜新厌旧，把郑袖冷落到了一旁。郑袖是一个非常工于心计的女人，便暗暗筹划算计新美人。
郑袖先是想尽办法与新美人亲近。新美人对郑袖的热情没有任何怀疑，反倒心生感激。有一天，郑袖悄悄告诉美人：楚王心情不好时，如果看到女人掩鼻遮口的羞涩模样，就会开心。
新美人信以为真，每当楚王心情不好时，便做出掩鼻遮口的羞涩模样来。楚王觉得奇怪，郑袖乘机告诉楚王：新来的美人私下说，大王身上有臭气，见面时得掩着鼻子才行。
楚王一听，怒不可遏，便令人割掉美人的鼻子，赶出宫去。于是，郑袖又夺回了楚王的宠爱。
“防人之心不可无”。讲的是凡事要多一个心眼，所谓“防人”，实际就是采取必要的防卫手段，让人无法加害自己。
我们立身处事，也应该像韩非子说的那样，不要轻信于人，遇事冷静，多加思考，分清是非，增强自主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9、做一个会藏的人
在如今竞争残酷的社会里，人为了生存，会采取各种方法来积蓄力量，打击对手。而任何人，只要接触社会，便多多少少练就一些察言观色的本事，他们会根据你的喜怒哀乐来调整与你相处的方式，并进而顺着你的喜怒哀乐攻你的心。假如你失去警惕，喜怒哀乐形于外，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意志受到了别人的掌控。如果你的喜怒哀乐表达失当，有时甚至会招来无端之祸。因此，高明处事一般都不随便表现这些情绪，以免被人窥破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城府越深，便越不为人所看透，这样，他人就不可能摸清你的想法，你也才有可能驾驭对方于无形。
对于曹操杀杨修，历史学家说法不一。多数人会认为是因其聪明过人，才高压主，曹操妒才，不能容之而遭杀身之祸。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杨修参与了曹植与曹丕的太子之争，曹操怕死后引起兄弟不和，留下后患，遂痛下杀手。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关键是在于杨修能看透曹操心里想什么，这才是曹操最忌恨的。曹操能行霸王之道靠得就是治人心，如果自己的内心轻易被人看穿，那还了得，所以这才是杨修致死的根本原因。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彪之子。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建安年中，举为孝廉，任郎中，后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仓曹属主簿。他不仅是曹操的得力谋士，而且是曹操“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其文学造诣，与“建安七子”并驾齐驱，天下文士争相与之交好。
杨修的聪明多才，既博得曹操的赏识，但也因聪明过度，妄度他心思，惹得曹操颇为，最终被曹操置之死地。
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见解和喜怒哀乐，被称为“深藏不露”，这是上司用以驾驭控制下属的一种重要方法。聪明的人一般都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别人摸清自己的底细和实力，这样别人就难以钻自己的空子，就会对你产生神秘感，这样就不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韩非的阴谋权术的特点是秘密性：“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法是公开的，术是秘密的。
凡阴谋权术，都是用秘密的方式，暗中算计或伤害自己营垒内部的人，以达到算计者设定的某种目的。术是君主暗中控制和对付群臣的方法和手段。韩非子吸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一种阴谋权术——无为术。君主不把自己的意图亮明，让臣下无从捉摸，使臣下不能附和逢迎，这是无为术的一层内容。另一层意思是说，君主故意装出无智无欲的样子，站在隐蔽的地方以观察臣下的毛病，然后出来发号施令、采取措施。“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于下。”（《韩非子·主道》）韩非子认为，行无为术可以使君主看清群臣的长短善恶，接着进行赏罚。目的是使君主坐享其成，功劳归己而过失归臣：“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动，规败则臣任其罪。”（《韩非子·八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