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康柏华为6500元自杀
康柏华是上海股民。1992年4月，康柏华以293.35元的价格吃进107股延中实业，他自己73股，他弟弟34股。但吃进后两天每股就跌了5元。康柏华心紧了。4月13日，延中实业反弹，价格一度冲过300元。但康柏华舍不得卖。接下来延中实业一路狂跌，跌出200元。4月27日，康柏华咬牙以每股205元的价格抛出50股，每股亏损88.35元，共赔6500元。康柏华想不开，5月12日悬梁自尽。这是股市中第一个因炒股赔钱而自杀的股民。
【存档】红庙子市场
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已经建立起来，各种事务似乎纳入了轨道，但实际上依然有游击区，比如成都红庙子街，四川省交易中心就设在这里。
1992年8月11日，交易中心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益券，500元一张的债券转手可卖到850~1000元。另外，四川“八大家”川盐化、川金路、川天歌、川乐电、川长钢、川金顶、川长虹、自贡东碳这些“带鱼”都溜进红庙子街游荡。
在这条只有200多米长的小街两旁，摆满了办公桌，桌上放着成堆的人民币，上面拉了电线，挂着电灯，准备夜间交易。桌边挂着收购股票字样的白纸，收购者三五成堆地坐在桌子后喝茶，谈行情，晒太阳，等着人们持股来卖。那些以一元钱价格买来原始股的人，哪里禁得住转眼五六倍、七八倍利润的诱惑，纷纷持票上街。
赚钱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八大家”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各种债券、内部股权证（俗称渣渣股——川语，垃圾股之意）纷纷流进红庙子。与此同时，男女老幼，工农学商干，炒邮票的，倒卖烟酒的，都加入到红庙子的人流中，小小一条街每天进出达10万人次，虽然人声鼎沸，但秩序井然。有的摊主还雇了人，分工明确，有的守在摊位，有的在街上拉人卖票，有的数钱……
通常，沿街摆摊的是大户，有多少票都能吃完，仿佛有用不完的钱，而更多的人是散户，他们将股票、权证和身份证复印件拿在手上举在胸前，一边簇拥着向前走，一边讨价还价，既是卖家，遇上可心的票又变为买家。与正规股市不同，红庙子的一手为1000股，因为大多数股票、权证是1000元的面额，适合手里捏着几千、万把元的散户操作。
价格随时都在变动，但几乎全是在涨。在街头买上一手1000股，挤到街尾卖了就能赚1000元。红庙子内的成交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一方仔细验票和身份证，一方哗啦哗啦数钱，钱票两清，围观者满足地叹口气，低声传递着刚才的成交信息，成交者迅速消失在人流中，往往是从街这头还没走到中间就获知“嗨，又卖亏了”。街两边的住家出租小板凳，一天20元！“一天不吃饭，都不觉得饿。”
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没有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法人股、拟发行的认购证、出资凭证、交款收据等，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在炒。什么赢利能力、资产情况、发展前景、市盈率、市净率、分红一概不管，也不懂，有钱赚就行。红庙子没有市场管理，没有任何中介，没有“T+1”的交易间隔时间限制，也没有涨跌幅限制，统统都没有。
1993年5月，政府将股票自发交易市场迁到城北体育场，一楼作为企业咨询点，搭建统一的简易摊位，设立临时管理办公室。头天贴出搬迁公告，次日大早股民就到了城北体育场。城北体育场因有“北”字，股民用其谐音称为“白庙子”，以区别于红庙子。
搬迁后，人气仍然旺盛。这段时间，股票品种日渐增多，场内场外都有大量现金，这让金牛区公安局担心治安。然而，不论是红庙子还是白庙子，居然都没有现金被偷、被抢的事发生。
曾给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设计过股票的王冠武曾赚过一笔钱。当年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倍特）内部发行股票时，有人托他买了一些。一年后，该公司迟迟未上市，有些人急了，找他退股。他只好用积蓄把他们手上的股权证全接了下来。“当时想，这5万元算是黄了，半辈子的积蓄全没了。”
哪知过了一年，王冠武正在重庆出差，接到老伴的电话，“《四川日报》登了4个版，倍特明天上市。”王冠武整整一晚没合眼，第二天天没亮就出发，上午10点到倍特临时设立在体育馆的办公室，把手上的5万股入户。在一片排山倒海般“开盘了”的欢呼声中，倍特开盘价为19.8元，王冠武还没有反应过来，旁人提醒他“就是1万元现在变成19.8万元了”。朋友劝他稳住先别卖，王冠武就没动，“担心起来可真要命啊，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两个月后，倍特股价涨到23元，一周后又回跌到20元，这让王冠武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股票还有跌的时候”。当再次涨到25.6元时，王冠武全部卖出。那时股票是现金交易，王冠武看到那么多人民币不知所措，“说来好笑，证券所的人帮忙用旅行袋装好钱送我上了出租车，都快到家了，我才想起放在家里也不安全，又让车倒了个拐把钱存了”。王冠武自此不再碰股票，称受不了这样的强刺激。
1993年8月，中国证监会下文取消各地的自发交易市场，于是股民把手上的股权证进行了托管，但自发交易并没结束，一些人又聚集到冻青树综合市场交易，股民们也用其谐音称之为“青庙子”。但人气不如从前，股价也低了很多。之后，许多发行企业和托管公司都消失了，股权证和托管卡都成了一张废纸。据王冠武的调查，当时发行的200多种股权证中，只有约50种后来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其他的，不是企业消失了，就是找去了也没人管”。
实际上，到2000年12月8日，红庙子市场仍然活着，一张桌子两把竹椅，木板上写着内部职工股或股权证的名称……
【存档】深原野的钱被大股东拎走了
深市“老五股”中有一个深原野，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不幸的是，它也是新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第一个发生欺诈案的上市公司。
这故事的主角叫彭建东，广东潮汕人。《亚洲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彭建东——1982年，32岁（另有传说他当时只有24岁）的彭建东还在深圳的贫民窟里向往着好日子，他说：“我经常带着妻子出去，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一顿好饭上。”几年后，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之一的创始人，彭建东真的过上了好日子，有劳斯莱斯轿车，有高级别墅，有仆人。1989年彭建东花200万美元在悉尼市郊的富人区建了一个家；1990年又用560万美元在香港买了一幢华贵的滨海住宅；1991年在香港买了一栋价值4400万港元的日式花园，同一山坡上住着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
今天看起来，彭建东股市大鳄的手段谈不上令人眼花缭乱，但他是第一人，第一总是令后人仰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