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司惊得********一身冷汗
********要增强经济实力，要化解利差损、增强偿付能力，要改善法人治理结构，要吸取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要做到这一切，便是上市，成为公众公司。
2003年12月1日，********上市路演开始。中国银行、花旗集团、瑞士信贷集团（2006年更名为瑞士瑞信银行）及德意志银行为********此次全球发行的联席保荐人。实际上，对于********的上市模式，投资者是存在疑问的。香港联交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的提问超过1600个，其中一半问题涉及1999年之前的老保单。由于中国寿险业在1999年前销售了大量高利率保单，预定回报率高于7.5%。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7次降息，到1999年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息已经只有2.25%，这导致人寿保险公司出现了大量的利差损。
********能得以过关，最终还是借助于国家信用：财政部和********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并经营共管基金，管理老保单账户，解决利差损保单问题。这样，********股份公司承继优质的资产和销售渠道，不再有利差损的负担。
在********上市前一个月，2003年11月6日，中国人保（2328.HK）在香港挂牌，募集资金54亿港元。中国人保上市成为当年全球最大首次公开募股。但这个纪录只保持了一个多月，即被********取代。
2003年12月17日和18日，********在纽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发行价格为：全球机构投资者每股3.625港元，香港公开发售每股3.59港元，每份美国存托凭证（ADR）（每份ADR对应40股H股）18.68美元。********（2628.HK）共筹集资金34.8亿美元，为第一家在香港、美国同步上市的保险企业。
在中国金融业，一向稍显拖后的保险业，有********和中国人保的两军突起，竟一跃成为改革前锋。
2006年12月12日，********（LFC）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每份ADR 97.64美元报收，这个价格已经是最初发行价18.68美元的4倍多。********前董事长王宪章曾在********纽约上市当日，以23.25美元的开盘价购买了100份********股票，两年半后溢价320%，为他带来了7439美元的收获。
然而，路多不平。美国官司让********惊出一身冷汗。
********2003年12月在香港和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之际，它在招股说明书中罗列了19页的风险因素，其中警告说，“应该注意，本公司乃一家中国公司，所处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在若干方面和其他国家不同”。但是，这个警告也许过于含蓄。
2004年2月2日，中国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母公司——********保险（集团）公司涉嫌违规资金约人民币54亿元。********在2月3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的声明中辩称，2003年********保险（集团）公司的账目已经过审计，但涉及的期限截至2002年年末，距公司2003年6月30日的重组相距6个月之久。
3月16日，美国一家律师行Milberg Weiss Bershad Hynes &Lerach LLP号召2月3日前持有********股票的美国投资者进行集体诉讼登记。
其后，国家审计署新闻发言人回应********涉讼事件，表示审计署作为国家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其审计依据、标准与境外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依据和标准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差别。
********涉讼事件引发国内大哗，有人指责审计署缺乏大局意识，因部门利益导致********处于尴尬之地，也使国有银行的上市困难增多。《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刘杉撰文说，显然，指责者是从国有企业改制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从传统观念看，这种指责似乎有道理，至少可以认为审计署不够讲政治。不过，如果我们把审计署的所为放在一个大坐标系中，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审计署工作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国家财产安全，防止少数人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侵害纳税人的利益，事实上代表纳税人起监督政府的作用。另一个意义在于，让人民知道政府的错误所在，审记署审计长李金华公布审计结果，使纳税人可以对政府行为进行直接的评判。********的诉讼烦恼与国家财产安全相比，只能算是局部问题，而********之所以出现信息披露问题，恐怕其他方面更应找找原因。李金华之于********，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国有财产的“看门狗”。
2004年4月27日，********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的非正式调查函。2006年6月7日，********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局公函，称针对********的非正式调查已经终止，且未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采取任何执法行动。
中国保险企业改制上市，不仅要接受股东和监管层的监督，还要受到股民的审视；不仅是中国股民，还要受到上市地海外股民的苛查。
WTO一剑封喉要了法定再保险的命
2000年4月，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经理戴凤举中气十足：“按净保费规模计算，中国再保险目前已位居世界同行前20强之列。这里，我们可以向诸位大胆地承诺：请不要担心我们的偿付能力。”戴凤举的十足中气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家再保险企业，既有国家授权搞法定分保，又可以相机搞非法定分保；既捧行政命令的碗，又捞市场经济的鱼。这样的企业当然是爷，黑白通吃，中气十足。但是，在2000年他还没有察觉到，一个危险正在逼近，这个危险要动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根——法定分保。
不仅是戴凤举，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也没有察觉到这个危险。在2000年4月全国再保险工作会议上，冯晓增谈到世界贸易组织，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为了牺牲民族利益，而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借鉴国际保险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发展和壮大民族保险业。
但有一个人可能预料到世界贸易组织会坏了法定再保险，此人就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百名学生面前，龙永图哭了：“前几天欧盟为给哪几家保险公司发执照与我们争了起来，临走时威胁我，如果不同意，就不要指望欧盟再支持中国。给哪家保险公司发执照是我国的内政，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血压一下子就升高了，现在还像是在腾云驾雾。”
保险市场开放是中国入世谈判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是对手要价最高的行业。
2001年9月12日22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获得通过。在再保险市场，中国承诺从2003年开始，每年减少5%法定分保，直到2006年全部取消。在银行业，中国承诺5年内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区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的限制，允许设立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等。
如果说，1958年人民公社结束了保险国内业务的说法有些似是而非的话，那么，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终结法定分保确是实实在在一剑封喉的。当保监会还在考虑做加法，酝酿引进法定再保险执行主体以形成竞争机制时，世界贸易组织则在琢磨着做减法，革法定分保的命。所谓开放拽着改革跑，在这里得到明确的体现。
1840年，西方列强用炮舰撞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就在关门还是开门之间摸索，在前进还是后退之间流血。有人说中国与西方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实际也许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1901年，美国人向西方列强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中华大地乃案旁羔羊，只等一刀。100年后，中国门户开放的要求基本上达到了，但却是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中国、不同的氛围、不同的谈判基础上实现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被洋枪洋炮押送过来的，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之船真正驶进世界民族之海，进入全球化的航路。自此中国自觉或被迫地用另一种思维走另一条道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入世将加速中国的改革，将深刻地影响每一个中国人。
【存档】30年间几次金融宏观调控
1978年，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了14.2%，“洋跃进”又上了一大批项目，当年国家外汇储备不到20亿美元，出口只增长28.5%，进口却增长51%，外贸赤字达到11.4亿美元，财政赤字猛增，现金发行增加16.6亿元，货币信贷失控。于是在1979年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城市加快体制改革之时，再次出现了经济全面过热，投资和消费双膨胀，银行信贷和通货双膨胀。尽管1984年当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只有2.8%，但滞后到1985年为8.8%。1988年尽管在年初就提出了“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信贷政策，但仍没能顶住经济热浪的冲击。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放开粮油副食品价格，形成抢购挤兑风潮，1988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至18.5%。
到1993年，有沈太福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有炒股票、炒美元、炒黄金、炒地皮、炒开发区的经济过热，有乱拆借、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擅自变相提高利率的金融秩序混乱，有宏观调控和******的“约法三章”。1992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为5.4%，1993年一季度上涨至14%，1994年为21.7%，1996年下降至6.1%。
之后，1998年至2002年出现了通缩。1998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为–2.6%，1999年为–1.4%，2002年为–0.8%。
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中国再次拨转船头，从反通胀到刺激经济，便有了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