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避民营企业的上市障碍，使以金杯客车为核心业务的华晨汽车在美国上市，仰融将华晨汽车的股权无偿捐赠给国有资产管理局，仰融戴上了一顶有国有资本背景的“红帽子”。这样，虽然其后国有资产管理局念仰融的好，又将这些资产委托给由仰融掌握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但从法律上讲，华晨汽车已经成了一家国有企业。
德隆这样的民企并不见容于中国的金融环境，触犯了金融监管的天条。你一个民企，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居然或明或暗地控制了20多个金融机构，如果任其做下去，岂不成了金融寡头？这是马克思曾严厉批判的对象。如果德隆出现在今天，如果德隆是国企，唐万新就是优秀企业家，然后到******当个部长，或再往上升，那也说不准。
据说，报到证监会的解决股权分置方案有几千种，但绝无可能找出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把这个难题推向市场，让千万个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来选择，他们更聪明。但聪明是第二位的。市场风传某著名央企上市公司将成为股改试点，此央企立即高调发公告否认，称股改是一件大事，不是某一个政府行政部门就能说了算的。在新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对抗。证监会的对手是显赫的央企、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
【第三十五回】·为华晨仰融几番兴讼
超强硬辽宁兵来将挡
美国上市引发国有资产流失调查
在业界，仰融以资本运作著名。“仰”这个中国人少有的姓氏，更给仰融以神秘感，似有什么外族血统。
仰融，原名叫仰勇，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人，初中毕业后先是做了一阵子厨师，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之后进入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又玩股票，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的根据地，著名的杨百万、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做庄，仰融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练出一番运作本领。
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1988年金杯汽车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股票，历时一年却响应寥寥。1991年7月，仰融利用华晨控股与金杯汽车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金杯客车），华晨控股投入现金1200万美元，占40%股份。1992年，仰融设想在海外用股权融资，将华晨控股在金杯客车中40%的股份在美国上市。1992年6月，仰融以华晨控股在金杯客车中持有的股权在百慕大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其间，华晨汽车又以换股方式取得金杯客车11%股权，加上华晨控股持有的40%金杯客车股权，华晨汽车控制了51%金杯客车的股份。此间，仰融还悄悄完成了对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的资本改造，其股权结构改为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是仰融。
对金杯汽车董事长赵希友来说，仰融乃天人——天上掉下的爷。据推算，1990年仰融只有33岁，却有如此国际视野。
1992年，为规避民营企业的上市障碍，使以金杯客车为核心业务的华晨集团在美国上市，仰融将华晨汽车的股权无偿捐赠给国有资产管理局。之后仰融又成立了非营利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信托有限公司4家，仰融戴上了一顶有国有资本背景的“红帽子”。这样，虽然其后国有资产管理局念仰融的好，又将这些资产委托给由仰融掌握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但从法律上讲，华晨汽车已经成了一家国有企业。
1992年10月，华晨汽车在纽约上市。上市文件所披露的股东名单，既非华晨控股也非金杯汽车，而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行500万股普通股，每股16美元，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仰融出任华晨汽车董事长兼总经理。如此一来，华晨汽车（代码：CBA）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当时的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一时震动极大。此时证监会尚未成立。华晨汽车上市未久，一起针对此次上市过程中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展开了。不久，金杯汽车董事长赵希友抱病，并很快下台。
改革者多难软着陆，此一例。
仰融想要一条兔腿
从1995年起，华晨汽车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把全公司最精良的研发人员调集起来，专门针对一汽集团的解放牌面包车“小解放”开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海狮车型。有这样一段无从证实的轶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一汽集团董事长耿昭杰，耿昭杰傲慢待之，仰融不忿。海狮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卷着图纸再找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呢，也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500台，一年打个折就是5000台，你每台车给我10000元，总共5000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耿昭杰拒绝了。海狮车采用丰田技术、模具和丰田管理方式，面市后仅一年，“小解放”就由盈转亏，又两年，被迫退出了竞争。
到2001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246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各种关联公司158家，华晨汽车控股其中138家。华晨汽车拥有8条汽车生产线，10多家汽车整车和部件工厂，在中国汽车行业形成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金融、实业交融结合的体系。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下线仪式上，仰融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2001年1月，沈阳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2000年华晨汽车的税后利润为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2001年2月沈阳政界发生大地震，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腐被拘，全市重要涉案官员达122名。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是想“乘乱溜走”。
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辽宁，年初由大连市********升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还具体地提出了大连方案，但仰融则坚持在宁波建厂。
矛盾在2001年秋激化了。2002年3月11日，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汽车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函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仰融不妥协，3月21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华晨汽车，双方撕破脸皮。
2002年5月底，仰融赴美不归。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汽车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
仰融说，10年来政府没给过一分钱，靠自己的投资和指挥将净资产1200万美元的华晨汽车在美国上市，目前华晨汽车的净资产已达30亿元人民币，加上华晨汽车旗下的其他企业，总资产接近300亿元人民币。仰融认为，虽然华晨汽车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但“华晨系”资产中肯定应有属于他个人的资产。
仰融举例说，好像别人给了你子弹，你用自己的枪去打了野兔，结果提供了子弹的人却说，野兔应该全部归他，这合理吗？西方理论认为子弹不是动态的，要放到枪中，还要能打中，你有好枪，你有好眼力，才能打到兔子，万一你开枪打了人，提供子弹的人不一定承担责任。仰融认为，其实民营企业的产权界定很容易，当初虽然没有约定，但你还了人家的子弹，另外再协商分一条兔腿或一些兔肉，也就解决了嘛。
把中国地方政府告上美国法院
2002年10月，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0月14日正式受理。
之后4天，10月18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发出对仰融的逮捕令。在中国，争夺产权的民事案让位于经济犯罪的刑事案先行，因此，一棍子把仰融的民事起诉搁置了。仰融为香港居民，持有美国绿卡，时身在美国，而中美两国间无引渡条约。所以，辽宁的逮捕令更多的是名义上的，似乎只是为了抢个司法程序的先手。
这里有两点令人感叹：一个早先满天飘并罩住无数人的红帽子（民营企业注册为国有或集体企业），到了2002年竟还会套在仰融这样的精英头上；另一点是，如果传闻属实，严肃的逮捕令竟成为某种交易的砝码。
2002年11月，仰融的全权代理律师吴克祥公布了仰融在美国立下的捐赠资产委托书，主要内容是：委托受托人将法律确认我应得的“华晨系”资产，在扣除律师费、应付税款和其他一切相关的费用开支后，全部捐赠给委托人书面指定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这就很像一些“索赔一分钱”的争气官司了，像愤青，而不像职业经理人，或资本家的做派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是2003年6月介入仰融案的。郎咸平称，仰融在媒体上看到了我指责仰融在英属百慕大起诉有违“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但另一方面，仰融对我提出的制度化处理“华晨系”资产归属的方案非常感兴趣，所以两周以来不断通过他人传递消息，表示愿意就“华晨系”资产问题进行商谈，而且希望我牵头作为独立第三方加入与地方政府的谈判。“我如果出任这个独立第三方的角色，将是完全义务的、不收取报酬的。”
郎咸平认为，中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社会转型期间很多经济问题法规上尚未有明确的规定，通过简单化的行政处理恐怕不合适。这个时候，由专业的独立第三方经过较为深入的计算，提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方案，相信更加利于利益各方接受。“我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仰融个人，而是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平。华晨事件牵涉到国际资本市场，处理不好，不仅是影响国际观瞻的问题，还是鼓励民营企业家安心在内地做事的大问题。”
但事情的发展已容不下郎咸平坐下来慢慢设计方案了。2003年8月5日，仰融将辽宁省政府及省长薄熙来告上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开启了个人将中国地方政府告上美国法院的先河。
辽宁方面依然坚决。2003年9月29日，辽宁省省长薄熙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是华晨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不是民营企业家，辽宁接收华晨国有资产是执行国家的有关文件。”
事到如今，郎咸平还能说什么？郎咸平说：“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仰融个人，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没有任何私心，因此我无所畏惧。我不同意仰融状告辽宁省的唯一原因是维护国家形象，因为我太清楚美国的法制系统了，我也太清楚诉讼的后果对国家形象的打击将是多么严重。但目前我已经无法停止这一启动美国司法史上最受关注的控告中国地方政府的大案件，一切都太迟了。在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亲自要求下，我已和仰融签订解除独立第三方的书面协议书。除非奇迹出现，否则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停止这个已经开始启动而将大损我国国家颜面的控诉案了。无奈的退出将同时带走国家的颜面和东北的福祉，但至少我曾经努力过。”
郎咸平说他没有私心。其实有私心也没关系，谋利益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大家要说同一种语言，在同一种法律框架内说事儿。如果此法律不通，就难免用彼法律。其实，仰融的第一张诉状并不是投送到美国法院，而是送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但却被驳回了，客观上把一件涉及本国公民权益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拱手让给了美国法院。而且，仰融并没有隐瞒自己要打国际官司的意图，但辽宁省政府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回应，终于把司法裁判权交给了美国人。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此举令辽宁省政府陷于两难：应诉则开了先例，今后可能会遇到更多这样的麻烦，不应诉则面临缺席审判乃至海外财产被美国法院强制执行的严重后果。”
200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美国百慕大法院的判决下来了，驳回仰融以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为名义的起诉。大法官菲利普·斯托判定，香港华博公司从未拥有华晨汽车（CBA）的任何股权，华博公司提出的“其以信托方式将CBA的股权交给基金会”的主张构成滥用法院程序，是在蓄意误导法院，是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菲利普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告诫仰融，如果此后他本人以个人名义重新起诉，就意味着他在此前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言都是谎言，希望他不要再做浪费法律资源的事情。
期间，仰融还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