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宦官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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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媪相”北宋宦官 童贯(1)

童贯(1054—1126),字道夫,北宋开封人。少年时,净身入宫当了小太监。由于他生性乖巧,善于谀媚,在察言观色方面颇有过人之处,经过皇宫禁苑的几年摸打滚爬,他练就了一身奉迎君王的超人本领。这位年轻的小内侍。很快就成了皇上肚里的蛔虫,每当皇上有了什么想法,言谈中稍有流露,他便能马上举一反三,仔细地加以揣摩体会,提前作好准备。在皇宫,上起皇帝,后妃,下至宫娥、太监,竟然都很喜欢他。

童贯虽说已经成了中性人,却长得身材高大,健壮魁梧,相当威猛,皮骨坚劲如铁;下巴上长了十几根胡须,简直不像个太监,童贯的长相,特别能得到妃嫔、宫女的欢心。长期在天子身边行走,看惯了皇家庄严气派背后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他早早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史书上说童贯“有度量”,遇事不计较小得小失;又豁达“豪爽”,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钱。后宫妃嫔竞相在皇帝耳边说他好话,在众多宦官中他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得到一片赞誉声。

《宋史·童贯传》只有一句“少出李宪之门”,颇为耐人寻味。童贯在宋徽宗一朝独揽军权,在控制军权方面,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有关,受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

李宪字子范,是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比童贯大八岁,也是北宋中后期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宦官。宋神宗熙宁初年,为彻底制服西夏,北宋朝廷采纳了王韶提出的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王韶到了西北,在李宪的协助下,努力经营洮湟地区,三年之间,就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县南的迭部)、宕(今甘肃宕昌县)等州,拓地两千里,招抚吐蕃部族三十余万帐。宋王朝为此设置了熙河路,对准西夏右厢地区建立起了一道可进攻退守具有优势地利的战线。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西夏皇宫里发生政变,国王秉常失位被囚禁。宋神宗见有机可乘,决定调集大军,分五路出兵,要把西夏一举荡平。这场规模空前的宋军大出师,总统帅就是李宪。李宪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另一位宦官王中正出河东路,五路分道进军,最终会攻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五路宋军数十万人出发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期抵达目的地,沿途又一再受到西夏军的袭扰侧击,最终损失惨重,无功而返。李宪上奏宋神宗,主张把主力集中在泾原一路,向前进筑堡寨,直抵鸣沙城(今宁夏中卫县境),作大军出发的基地。种谔、沈括等人则要求朝廷大力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对这一山区地带的占领。宋神宗采纳了后一项建议,派徐禧视察边防,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修筑了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城刚修好,西夏发倾国之兵前来围攻,其精锐骑兵“铁鹞子”抢先渡过无定河,震荡冲突,锐不可当;主力步兵漫山遍野,蜂拥而至。守城宋军因水源被断,渴死大半,士兵绞马粪汁当饮料,竭力支撑。沈括、李宪闻讯,调军队前去增援,中途又遭到西夏军队的阻击,无法到达城下。最后,天降大雨,夏兵连夜急攻,永乐城宣告陷落,徐禧与守城蕃、汉官兵一万二千多人全部阵亡。李宪从此被宋神宗罢免,不再实际领兵。

后来,童贯长期统兵,主持西北军事,掌握北宋兵权长达二十余年,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童贯之所以能在徽宗一朝独揽军权,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曾经“十使陕右”确实有关系。童贯在控制兵权方面,可能受到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他们二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童贯真正发迹,得缘于蔡京。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由于哲宗没有儿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朝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向太后想立哲宗的异母弟弟端王赵佶,另一派是宰相章悖主张立哲宗的异母长弟申王赵僻,或是立哲宗的同母弟弟筒王赵似。大臣们分成两派,争得面红耳赤,知枢密院事曾布全力支持向太后,端王赵佶便当上了皇帝,即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后,表示要调和新旧两党,以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就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旧党失去了后台。这时,曾布窥伺宋徽宗的意向有了变化,向皇帝慢慢提出了“绍述”之说,要宋徽宗继承宋神宗的改革遗志,打起变法派的旗帜。宋徽宗征得曾布之说后就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自己继承宋神宗熙宁时期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事业。旧党宰相韩琦的儿子韩忠彦首当其冲,很快被排挤出朝。蔡京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担任右相,宋王朝从此跌进了宋徽宗、蔡京腐朽统治的黑暗深渊之中。

宋徽宗重用蔡京,与童贯大有关连!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又卑鄙无耻的典型小人。他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考中进士,任钱塘县尉,后逐步升迁至中书舍人。蔡京刚刚踏上仕途的那几年,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也曾追随变法派。宋哲宗元祜初,司马光主政,旧党得势,他又马上转身投靠了司马光。司马光上台后,尽罢王安石新法,限令各地在五天内,把募役法改回为原来的差役法,各地官员纷纷表示时间太紧,恐怕难以完成。蔡京这个时候,正担任开封知府,独独只有他十分卖力,按期把京畿各县的役法恢复了过来。到政事堂去向司马光报喜,司马光听完汇报后,高兴地对他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哲宗亲政后,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恢复宋神宗的新政,新党上台,旧党又遭打击。蔡京马上见风转舵,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章悖执政后,又想改革差役法,可再三讨论,见头绪太多,不敢下决心。蔡京便乘机凑上去讨好说:“这有什么难的!按熙宁时作法办就行,何必讨论?”在役法问题上,司马光和章悖代表的旧党与新党,主张截然不同。蔡京在十年之内,亲临其事,竟然能翻云覆雨,两面讨好,由此可见奸诈狡猾。

宋徽宗刚即位,旧党御史陈瓘上书,弹劾蔡京诡诈,又交通近侍。向太后讨厌蔡京,见了奏章,马上将蔡京赶出京城,贬为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蔡京对此非常不满,一路上慢腾腾,磨蹭着不愿去上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等人想打落水狗,便连续上奏,宋徽宗罗列了蔡京种种无耻罪状。宋徽宗只好把蔡京干脆撤职在杭州居住。

蔡京渡长江,沿运河坐船到了苏州,在苏州他想建一座佛寺。便召集当地僧人计议,都认为建佛寺要花费大笔钱财,有人说:“如果一定要完成此项佛寺,非求助于朱冲不可!”蔡京就打听这朱冲到底是什么人?原来,朱冲就是苏州本地人,为人狡猾奸诈,富有智术,出身贫贱,当过佃客,凶顽不驯,被主人抽了一顿鞭子。

他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去讨饭,路上据说遇到一个异人,送给他许多金子和奇书。他回到老家后,开了一家药铺,病人买了他的药后,一吃就见效。很快,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求医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便很快成为一方首富。蔡京听完介绍后,就让郡守请来朱冲。蔡、朱二人一见,谈了一番,便觉十分投缘,朱冲表示,不管花多少钱,都由他一人独自承担。几天之后朱冲就来请蔡京去度量基址,蔡京一到那儿,就看见空地上已经堆了一大堆巨木。蔡京十分吃惊,暗暗赞赏朱冲办事迅捷,能力过人,蔡京把建寺之事交于朱冲办理了。蔡京携带家眷到达杭州后,整日百无聊赖,以书画酒色自娱,暗地里在窥伺着政治风向,时刻准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守徽宗不但是一代昏君,而且也是位历史上出名的风流天子。他会吟诗作赋,又能书善画,宋代人说他的文采风流胜过南唐后主李煜百倍。这位宋朝天子,对玩乐特别有瘾,声色狗马,琴棋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踘(踢球)、谐谑,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凡是能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村夫野汉,都会得到他的宠信和重用。高俅本来是个听差的,因为在徽宗面前卖弄过他的高超踢球技艺,从而得到赏识,不几年就升任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中央禁军,并获得了“使相”的头衔。跟高俅一起在端王府邸随从人员看到高俅一再升官,要求徽宗对他们一视同仁,宋徽宗竟然说:“你们凭什么呢?你们有他的好手脚吗?”就这样,宋徽宗无心于政事,却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玩物丧志上。自古江南人杰地灵,美女才子如云,书画名家辈出。徽宗当上皇帝后,便在杭州设立了一个明金局,专门负责为他搜罗书画珍品和奇巧玩物。赵信马上就想到了他身边最得力的奴才。于是,向宋徽宗引荐。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乘船南下了,到杭州明金局去当主管。

童贯到江南后,日夜奔波于三吴大地,忠心耿耿地为宋徽宗搜访书画奇巧之物。杭州自然是他的大本营,童贯在此“居流累月”,这期间,结识了蔡京。一见如故。

你来我往,欢宴游玩,以至通宵达旦,蔡京其人,也善长书画,童贯在蔡京的帮助下,弄到了许多名家精品,每天派人专程送往开封。为引起宋徽宗的注意,童贯还经常把蔡京的书画作品夹在其中。精于书画的宋徽宗看到童贯十分尽心尽力,便非常高兴,见到送回的贡品更是兴致盎然。童贯每一次往京城送书画时,都要附带奏上一本,吹捧蔡京多才多艺,又对皇帝忠心不二。徽宗开始留意,有了重用蔡京的念头。在这同时,宋徽宗也很喜欢道教,对神仙方士以及幻术十分迷信。东京开封城里有一位叫徐知常的方士,经常出入皇宫禁地,用拜神论仙、符水道篆骗取皇帝的欢心。太学博士范致虚和这位徐知常私交不错,他们互相结纳,互相利用。范博士对徐知常大谈自己理想抱负,声称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施展手脚,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徐知常就问:“这是何故?”范博士答:“只恨无合适的宰相。”“那谁是合适的宰相?”范博士颇有深意地说:“兴化仙游人蔡元长(蔡京字元长)。只有此人为相,我辈方能大展鸿图。”

徐知常只要一进宫,有空便把范致虚的这番话广为传播。

后宫妃嫔和内侍宦官们众口一词,纷纷称赞蔡京,只要他一任相,就使天下太平。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宋徽宗很快把范致虚提升任为右正言,任命蔡京为大名府知府。

正在这时,朝里左相韩忠彦和右相曾布正在闹别扭。

是因为两人分属旧党与新党,意气相争,政见不合,二则因权力冲突,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右相曾布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以打击守旧派,他极力鼓动宋徽宗,把蔡京重新召入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京不久,起居郎邓洵武又煽动徽宗说:“陛下是神宗的儿子,现任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神宗推行新法,利国利民,韩琦却一再反对。韩忠彦现在更改神宗之法,可以说韩忠彦作为朝臣,尚能继承其父遗志;而陛下贵为天子,反而不能绍述先帝?如果陛下要继志述事,那就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还画了一张《爱莫能助之图》,献给宋徽宗。图中显示出,满朝辅相、公卿,都是想害政不愿绍述的人,能绍述先帝之志者,只有蔡京、温益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邓洵武指着图对徽宗说:“陛下现在想要绍述先志,可惜满朝大臣,却无一人能鼎力相助!”在曾布、邓洵武等人的怂恿下,宋徽宗改变了调和两派的态度。宋徽宗十分赏识蔡京,决意要让他当宰相,在宋守元年五月罢免了韩忠彦;在闰六月,将曾布罢相;七月,蔡京正式为宰相。

由于童贯的援引举荐,才使蔡京从一个贬逐之臣能够迅速爬上宰相的高位。蔡京内心颇为感激,自然不能忘怀。童贯只是一名内侍,却身份特殊,能直达天阙,大有利用价值。童贯行走好运的时机来到了。

自从蔡京当政之后,打起变法的旗号,宣称今后要恢复神宗熙宁、元丰间已行之法度,当年神宗想改革还没来得及改革的问题,也要重新更张。对元祜党人,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击。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又把神宗和哲宗当政时期的反对派范柔中等列为“邪类”,共计500余人,加以降官责罚。宋徽宗和蔡京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把元祜、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并规定这些党人的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更不能在京城居住,不能在京城开封附近作官。北宋末年的政局波澜迭兴,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蔡京一伙人,在内政上依照熙宁初年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

的作法,也在尚书省内设了个“讲义司”,蔡京自任提举。

为了使他们“绍述”新法的假戏演得更真,蔡京甚至于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新党”。

他们打着“绍述”的幌子施行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实际上却没有一件事符合熙丰旧制。这时的“新法”,已成为残酷压榨老百姓和排斥异己、打击迫害新旧党人的王牌。

蔡京对于边疆纠纷,也企图效法王安石重用王韶收复河湟的旧例,便策划对西夏用兵。北宋和西夏自从公元1067年重开战端以来,双方谈谈打打,和战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