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灭元大功徐氏居首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讨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人马北伐中原。在任命徐、常时朱元璋对他们有过一段评价：“命将出师，必在得人，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无如副将军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但患其轻敌耳。身为大将，好与小校争能，甚非吾所望也。”当时徐达和常遇春虽同属朱元璋所倚重的名将，但在朱元璋心目中，徐达还是要胜出一筹的，在“长于谋略”和“严于律草”方面尤其如此。
徐达根据既定的“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的北伐总战略，从淮安挺进山东，首先攻克沂、莒、密、海诸州，分兵扼守古黄河要道，阻敌增援，主力部队继续北上，于十一月攻克山东重镇益都以及临淄、寿光等州县。十二月，济南及登、莱守将献城，山东全境平定，“撤其屏蔽”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正式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徐达以“首功”被封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同年三月，北伐进到了第二阶段，徐达率水陆大军，溯河南上，进军河南，攻克永城、归德、许州，对梁守将左君弼献城降，四月，明军自虎牢关直趋偃师、洛阳。洛水一战，元兵损失惨重，洛阳守将李克彝弃城逃往陕西，梁王阿鲁温开门迎降，五月，潼关守将、张思道亦战败西奔。至此，“剪其羽翼”，“控扼潼关”的战略任务，亦告胜利完成，“元都孤立，幽蓟自倾”，灭元是指日可待的了。
同月，朱元璋亲自赴汴梁和北伐众将领一起商讨进取元都。在会上，徐达充满自信地说：“臣自平齐、鲁，扫河、洛，元将王保何逡巡太原，观望不进，及潼关既克，元军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今乘势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朱元璋非常赞同他的主张，马上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闰七月，徐达从河阴、渡黄河北上，分兵攻取了卫辉、彰德、磁州，并在临清与山东诸路大军会合，沿运河继续向北挺进，迅速攻下德州、长芦、直沽，并攻占了元都外围的重要战略据点通州，元顺帝闻讯后，知元都已无法保住，遂于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仓皇逃跑，北逃上都开平。徐达于八月初二率军从齐化门进入元都，除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因顽抗被杀外，其余不滥戮一人，“士卒无侵暴，人民安堵”，徐达治军之严明，于此也可以看出，明军进入大都，旋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元王朝的统治，终于被推翻了，这样，北伐的第三阶段直趋元都的战略任务，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便胜利完成了。
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诏立功臣庙于鸡鸣山下，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居首”。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乃下诏大封功臣，授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予世券。”
四、秉心以德 谨饬自守
徐达一生南征北战，“廓江汉，清淮楚，扫西浙，中原声威所震，直连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良好的军事素养呢？这应该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分析。
首先徐达勤奋好学，他因家境贫寒，从小便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但徐达并没有甘于现状，与此相反，更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一平时打仗当然是非常紧张激烈的，但他仍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抓紧学习，“归朝之日，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雍雍如也”，可见他对子自己的学习提高是从不放松的，对于有才学的儒士也是非常尊敬的。徐达熟知我国古代兵法，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知识，从而使自己逐步成长为杰出的帅才，就是他学习的结果。
其次是严于律己、他治军严明，“令出不二”的治军作风和他严于律己紧密不分开。徐达深深懂得，如果将帅不以身作则，作出好榜样，兵是很难带好的，也是难以激励士气的，所以他时时、事事、处处对自己的要求极严，在生活上参与部卒同甘共苦，“士卒不饱，不饮食，不营定，不就帐，伤残疾者，视慰问，给医药”，因而深得军心，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所向克捷。他的地位虽然是愈来愈高，但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也愈来愈严，从不居功自傲，放纵自己。朱元璋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受命而出，成功而返，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平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徐达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洪武六年胡惟庸出任中书省丞相，他专横霸道，招财纳贿，看到徐达功高望重，他初“欲结好于达”，借以壮大自己的在朝中的势力；但徐达鄙薄胡的为人，不屑与之为伍，胡惟庸竞使用阴谋诡计，“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但福寿不为所动，揭发了胡惟庸的阴谋，徐达更“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指出胡惟庸心邪术诈，既贪奸又阴险，不宜委以丞相的重任，没过几年，胡惟庸的罪行充分暴露后，被朱元璋罢职处死。
徐达虽然有功于朝廷，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徐达一生九佩大将军印，削平群雄，安定天下，立盖世功，但他还是始终恭谨自恃，敬遵礼制，每遇征战，“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代”，在建国后，他并没有脱离戎马生涯，曾三次挥师塞北平虏，其余大部分时间镇守北平，在那里整饬城防，操练兵马，屯田积谷，做到常备不懈，使北方边防日益巩固。“每岁春出，岁暮召还，以为常。还辄上将印”。他与朱元璋的关系虽素有“布衣兄弟”之称，但他从不因此忘形放肆，相反，在“帝前恭谨如不能言”。有一次，朱元璋对他说：“徐兄功大，来有宁居，可赐以旧邸”，要将朱元璋称吴王时所居王宫赐给他住，但徐达不愿逾制，坚辞不受。朱元璋便在旧邸设宴款待徐达，“强饮之醉，而蒙之被使卧床就寝”。徐达醒后，发觉自己睡在朱元璋过去睡过的龙床上，不禁大惊失色，急忙下床，俯伏阶下，连称“死罪”！朱元璋只好“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赐给徐达，并在新邸前建“大功坊”，以表彰徐达开国之功。
洪武十七年，徐达在北平背生疽，朱元璋对他的病情非常担忧，马上派徐达长子****祖持敕前往慰问，并将徐达接回南京治疗。但徐达的疽疾仍继续恶化，于洪武十八年二月七日病逝，终年五十四岁。朱元璋惊闻噩耗悲恸不已，为之辍朝，亲临哭奠，这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子孙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北，并亲自撰写神道碑文，以纪徐达的丰功伟绩。又命“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一人擅政九族被诛明初的小丑篡位者——胡惟庸传
一、专权结党图谋不轨
胡惟庸（？~1380），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龙凤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奔了明太祖朱元璋，被授任元帅府奏差。不久转宣抚使，又转任宁国主簿，后进升为知县，再升为吉安通判，不久摧拔为湖广佥事。洪武元年，胡惟庸被召任太常少卿，再进升为太常寺正卿。
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以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江广洋被贬降为广东行省参政，明太祖以右丞相人选难择，很长时间没有设置右丞相，这样一来胡惟庸就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了。同年七月，胡惟庸被提拔为右丞相。过了一段时间，明太祖朱元璋又改任胡惟庸为左丞相，而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能，对他宠遇有加。胡惟庸也自勉勤任事。曾经以构执小节及时把握机会，勤勉做事迎合朱元璋的意图，朱元璋对他的恩宠日盛，好些年独自担任丞相。甚至胡惟庸处死和黜陟一些官员，都不用奏请明太祖，胡氏就可以自己直接决定。内外诸司大臣上书向明太祖朱元璋奏事，都要经胡惟庸将疏奏取来查看，如果对自己不利的疏奏，胡惟庸就把它们隐匿起来不报告给明太祖。在这种情形下，四方急于谋取功名的人和那些被罢职的功臣武夫，竞相到胡惟庸家门，行贿馈赠大量的金帛、名马、好玩等物，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恶劣行径深为痛恨，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从容到数胡惟庸的罪行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多次数说胡惟庸的罪行。于是胡惟庸于是心生怀恨，就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拉拢徐达，结果反被福寿予以告发。
御史中丞刘基也曾经揭发胡惟庸的劣迹。后来刘基患病，明太祖派遣胡惟庸带领御医去看他，胡惟庸于是趁机投毒暗害了刘基。刘基死后，胡惟庸做事更加肆无忌惮，他和太师季李善长相互勾结，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从侄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曾对胡惟庸进行了弹劾，结果险些惹来灭门之灾。从此，胡惟庸的势力更加嚣张。他老家定远县的旧宅有一口井，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筝，高出水面好几尺，阿谀奉迎的人们纷纷争引符瑞，又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冢上夜里都有照亮夜空的火光。胡惟庸听了更加高兴，于是渐渐产生了图谋不轨的念头。
渐渐的，互为用开始拉拢与朱元璋有嫌隙的官员。吉安候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用四匹马拉的车子。朱元璋对此很生气，他斥责陆仲亨说：“眼前中原地区战火刚刚停熄不久，老百姓刚刚恢复劳动生产，登记户口，购买马匹，生活相当艰苦。如果朝廷的官吏们都效仿你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即便是卖掉全部子女也不能满足你的奢求！”于是便罚陆仲亨到代县捕捉盗贼。平凉候费聚奉朱元璋之命安抚苏州的军民们，但费聚却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事情为朱元璋所听知，朱元璋对费聚很恼怒，责令他前往西北地区去招降蒙古人。费聚到西北后没取得什么进展，朱元璋又对他加以申斥。陆仲亨、费聚二人十分恐慌害怕。胡惟庸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暗地里用权利胁迫引诱这两个人；陆仲亨、费聚二人平素鲁莽骁勇，看到胡惟庸正在当权用事，便与胡惟庸密相往来。
有一次，陆仲亨、费聚路过胡惟庸家受邀宴饮。喝酒到了微醉之时，胡惟庸把左右的人打发下去，对陆、费二人说：“我们这些人所做都是违法之事，一旦被皇帝发觉，那怎么办才好？”陆、费二人听了胡惟庸的话非常恐慌。于是，胡惟庸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给陆仲亨、费聚，要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招兵买马。
胡惟庸又曾经让心腹陈宁到兵部批阅全国各地的军马籍，命令都督毛骧把卫士刘遇贤以及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人搜罗为心腹，他对他们说：“我以后在关键时期将对他们有所任用。”太仆寺丞相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又是胡惟庸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也叫李存义暗中去怂恿李善长谋反。李善长年纪已经老了李善长却对朱元璋有着深刻地认识和深深的恐惧，他坚决拒绝胡惟庸的提议，不同意和胡惟庸一起干，但经不起胡惟庸的再三说服，最后只好勉强同意默许，但并不参与其中。胡惟庸更加以为谋反可以取得成功，于是，他就派遣明州卫指挥使林贤渡海招诱倭寇，让倭寇如期响应他，另外，胡惟庸又派元朝的旧区耆老旧臣递送书信给元朝的继承者，表示向元朝的继承者俯首称臣，同时请蒙古军队在外面响应他的叛乱。但造反的事都还没来得及实行，正赶上胡惟庸的儿子在街上骑马，摔死在车下。胡惟庸把驾驶车辆的人处死了。明太祖朱元璋听知后非常生气，加上平时他对胡惟庸的所为已有耳闻，便结合这一机会严申律法，下令胡惟庸给死者偿命。胡惟庸乞求给死者的家属一些金帛，把此事敷衍过去，但朱元璋不允许。这样一来，胡惟庸更加害怕，于是就和御史大夫陈宁、御吏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造反，加快了起事的步伐，并暗中通知全国各地以及追随自己的武将，让他们起来响应。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意，起初信誓旦旦的人都开始推诿，在朱元璋的强权面前只余了一个可笑的胡惟庸暗中对立。
二、胡狱株连穷究党羽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来向明朝进贡，胡惟庸等把此事压下来，不让朱元璋知道，宦官出来见到占城贡使，入宫向朱元璋奏明情况。朱元璋知道后非常愤怒，下敕责怪有关机构的大臣，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向朱元璋谢罪，并把责任归咎于礼部，和部尚书等官吏又推诿到中书省头上，朱元璋见他们如此推逶，更加气愤，把诸位相关大臣都关起来，追问其主要责任。没有多久，明太祖就赐死汪广洋，汪广洋的妾陈氏就是没入官府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勃然大怒，说道：“没入官府的妇人女子，只配给武将功臣家，文臣怎么能得到呢？”于是命令司法机构进行调查。因而，朝廷发现了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官员们都受牵连，应当抵罪。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上书朝廷，告发胡惟庸企图谋反政变的罪行，另一御史中丞也把胡惟庸一系列秘密活动报告了朝廷、朱元璋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把他们交给廷臣官员严加审讯，供词中也涉及到陈宁和涂节两人，廷臣们说：“涂节本来也参预了胡惟庸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发现事情不能成功，这才开始揭发胡惟庸的谋反举措，涂节本人难辞其咎。”于是，朱元璋下令诛条杀胡惟庸、陈宁以及涂节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