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托尼·尤克，已经62岁了，并是三个孩子的祖父，给明尼波里教师退休基金会写了封信。几天后，汉森太太的女儿给他回了电话。她说，她就住在附近，她的母亲早在15年前就退休了，现移居南加利福尼亚。
“Hello ！”他立刻听出了他老师的声音。“汉森太太，我是托尼，托尼·尤克。”他觉得他声音颤抖，简直说不出话来。
当他解释完他打这个电话的原因之后，汉森太太说：“托尼，很抱歉，我记不得你了。我接触过的贫困的孩子太多了。”
“没关系。”他安慰她。他告诉她，说他准备飞往加利福尼亚去与她共进晚餐。
“噢，托尼，那开销太大了。”汉森太太说。“我不在乎。我想这么做。”托尼说。
9月28日，托尼飞往圣地哥。在那里他租了辆小车，买了一束玫瑰花，沿着海岸线行进，最终找到了汉森太太的家。84岁的汉森太太穿着盛装在门口迎接了他。她的白发刚刚烫过，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彩。托尼奔过去扶着她的双臂，轻轻地吻了她。“噢，托尼，”汉森太太兴奋地说，“玫瑰是我最喜欢的花。”
托尼带着汉森夫妇到了乡村俱乐部，在那里他们追忆着50年前的往事。托尼讲述了怎样收集血液和在学校和医院里为孩子们演出。“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托尼说，“我常常想起你和你买的鞋子。看，是你决定了我的一生。”
几个星期后，托尼收到了汉森太太寄来的一张精美的明信片，上面有她的手书：“在我的一生中，我收到过很多从前的学生寄来的贺词和感谢信。但这次与你相聚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难忘的体罚
也许，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样也有威信极高而能使所有学生都敬畏如神的老师，但肯定不会有哪位老师会像在我们镇上呆了三十多年的弗洛斯特女士那样，差不多成了全镇老少的严师，让大家都服膺于心。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走进众人的心底的，至于我，那是因了一次难忘的体罚：挨板子。
那是一次数学考试。试前，弗洛斯特女士照例从墙上把那块著名的松木板子取下来，比试着对我们说：“我们的教育以诚实为宗旨。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自欺欺人，虚度时日。这既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而我早已年纪不轻了，奉陪不起——好吧，下面就开始考试。”说着，她就在那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后坐了下来，拿起一本书，径自翻了起来。
我勉强做了一半，就被卡住了，任凭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于是，我顾不得弗洛斯特女士的禁令，暗暗向好友伊丽莎白打了招呼。伊丽莎白传来了一张写满答案的纸条，我赶紧向讲台望了一眼——还好，她正读得入神，对我们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赶紧把答案抄上了试卷。
这次作弊的代价首先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周末。晚上，又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才迷糊过去，又被噩梦惊醒——连卧室墙上那些歌星舞星们的画像似乎都变成了弗洛斯特女士，真让我心惊肉跳！早就听人说过，教室里一只蚂蚁的爬动也逃不过弗洛斯特女士的眼睛，这么说，她现在只是故意装聋作哑罢了。思前想后，我打定主意，和伊丽莎白一起去自首。
周一下年，我们战战兢兢地站到了老师身边：“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永远不做这种事了，就是……”（没说出口的是“请您宽恕”）“姑娘们，你们能主动来认错，我很高兴。这需要勇气，也表明你们的向善之心。不过，大错既然铸成，我们必须承受后果——否则，你们不会真正记住！”说着，弗洛斯特女士拿起我们的试卷，撕了，扔进废纸篓。“考试作零分计，而且——”看到她拿起松木板子。我们都惊恐得难以自持，连话也说不囫囵了。
她吩咐我们分别站在大办公桌的两头，我们面面相觑，从对方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窘态。“现在你们都伏在自己身边的椅背上——把眼睛闭上，那不是什么好看的戏。”她说。
我抖抖索索地在椅背上伏下身子。听人说，人越是紧张就越会感受到痛苦，老师会先惩罚谁呢？
“啪”的一声，宣告了惩罚的开始，看来，老师决定先对付伊丽莎白了。我尽管自己没挨揍，眼泪却上来了：“伊丽莎白是因为我才受苦的！”接着，传来了伊丽莎白的呜咽。“啪”打的又是伊丽莎白，我不敢睁开眼睛，只是加入了大声哭叫的行列。“啪”伊丽莎白又挨了一下——她一定受不了啦！
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请您别打了，别打伊丽莎白了！您还是来打我吧，是我的错！——伊丽莎白，你怎么了？”
几乎在同时，我们都睁开了眼睛，越过办公桌，可怜兮兮地对望了一下。想不到，伊丽莎白竟红着脸说：“你说什么？是你在挨揍呀！”
怎么？疑惑中，我们看到老师正用那木板狠狠地在装了垫子的座椅上抽了一板：“啪！”哦，原来如此！
——这便是我们受到的“体罚”，并无肌肤之痛，却记忆至深。在弗洛斯特女士任教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体罚究竟发生了多少回？我无从得知。因为有幸受过这种板子的学生大约多半会像我们一样：在成为弗洛斯特女士的崇拜者的同时，独享这一份秘密。
小提琴的力量
每天黄昏，我都会带着小提琴去尤莉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然后在夕阳中拉一曲《圣母颂》，或者是在迷蒙的暮霭里奏响《麦绮斯冥想曲》，我喜欢在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编织自己美丽的梦想。小提琴让我忘掉世俗的烦恼，把我带入一种田园诗般纯净恬淡的生活中去。那天中午，我驾车回到离尤莉金斯湖不远的花园别墅。刚刚进客厅门，我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种响声我太熟悉了，是我那把阿马提小提琴发出的声音。
“有小偷！”我一个箭步冲上楼，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大约12岁的少年正在那里抚摸我的小提琴。那个少年头发蓬乱，脸庞瘦削，不合身的外套鼓鼓囊囊，里面好像塞了某些东西。我一眼瞥见自己放在床底的一双新皮鞋失踪了，看来他是个贼无疑。我用结实的身躯堵住了少年逃跑的路，这时，我看见他的眼里充满了惶恐、胆怯和绝望。就在刹那问我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我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我问道：“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拉姆斯敦先生说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一定是你了，你和他长得真像啊！”
听见我的话，少年先是一愣，但很快就接腔说：“我舅舅出门了吗？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呆会儿再来看他吧。”我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少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
“是的，但我很穷，买不起。”少年回答。“那我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我语气平缓地说。
少年似乎不相信小提琴是一位管家的，他疑惑地望了我一眼，但还是拿起了小提琴。
临出客厅时，他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我在悉尼大剧院演出的巨幅彩照，于是浑身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远了。我确信那位少年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哪一位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
那天黄昏，我破例没有去尤莉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妻子下班回来后发现了我的这一反常现象，忍不住问道：“你心爱的小提琴坏了吗？”“哦，没有，我把它送人了。”
“送人？怎么可能！你把它当成了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亲爱的，你说的没错。但如果它能够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我情愿这样做。”看见妻子并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将当天中午的遭遇告诉了她，然后问道：“你愿意再听我讲述一个故事吗？”妻子迷惑不解地点了点头。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整天和一帮坏小子混在一起。有天下午，我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一幢公寓的某户人家，因为我亲眼看见这户人家的主人驾车出去了，这对我来说，正是偷盗的好时机。然而，当我潜入卧室时，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女孩半躺在床上，我一下子怔在那里。那位女孩看见我，起先非常惊恐，但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她微笑着问我：‘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机械地点头。‘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女孩的笑容甜甜的。我正要趁机溜出门，那位女孩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我鬼使神差地坐了下来。那天下午，我和那位女孩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在我准备告辞时，她给我拉了一首小提琴曲。看见我非常喜欢听，她又索性将那把小提琴送给了我。就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时，我发现那幢公寓楼竟然只有四层，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住在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也就是说，那位女孩其实早知道我是一个小偷，她之所以善待我，是因为想体面地维护我的自尊！后来我再去找那位女孩，她的父亲却悲伤地告诉我，患骨癌的她已经病逝了。我在墓园里见到了她青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
三年后，在墨尔本市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中，我应邀担任决赛评委。最后，一位叫梅里特的小提琴选手凭借雄厚的实力夺得了第一名！评判时，我一直觉得梅里特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颁奖大会结束后，梅里特拿着一只小提琴匣子跑到我的面前，脸色绯红地问：“布里奇斯先生，您还认识我吗？”
我摇摇头。“您曾经送过我一把小提琴，我一直珍藏着，直到今天！”梅里特热泪盈眶地说，“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我也以为我彻底完蛋了，但是您让我在贫穷和苦难中重新拾起了自尊，心中再次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今天，我可以无愧地将这把小提琴还给您了……”
梅里特含泪打开琴匣，我一眼瞥见自己的那把阿马提小提琴正静静地躺在里面。梅里特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我，三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原来他就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听见那位女孩凄美的小提琴曲，但她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她的纯真和善良曾经是怎样震颤了两位迷途少年的心弦，让他们重树生命的信念！
善良的心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早春——这天，惨白的阳光照着刚吐绿芽的树枝。年轻的我作为一名专门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正驱车驶向一处我不愿看见的地方去。警方广播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家中的车道上倒车时意外地撞倒了小孙女，导致了一桩死亡事故。
我把车停在警车和电视采访车之间，立刻看见一个身穿棉工作服的壮实的白发男子正站在一辆小型运货车旁。几只照相机对准着他，记者们把话筒伸到了他的面前。这位老人看来完全处于迷惑之中，正竭力回答记者的提问。他几乎只是在抖动嘴唇、眨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一会，记者们放过了那位老人，跟随警察拥进了一间小白屋。在我想象中仍能见到那位备受精神折磨的老人正俯首注视着车道上曾站着孩子的那块地方。屋旁是一个刚培土的花台，不远处有一堆黑油油的沃土。
“我当时只想到那儿去撒那些肥土，”老人对我说着，尽管我并没有向他提问什么，“我甚至不晓得她在门外。”他伸手指着花台，尔后又让手垂回腰际，重又陷入了思虑之中。而我正如一个合格的记者那样踱进屋去看有谁能够提供那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近照。
几分钟后，我速写本上记满了全部细节，口袋中插着一张那天真无邪的女孩在照相馆拍的小相片，又朝警察说的放尸体的厨房走去。
我随身背着照相机，是那种又大又笨的“斯比·古劳”牌的。这当时就象征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主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所有人都已退回屋外去了。我跨进厨房来到现场。
从拉着带绉边窗帘的窗口透出的阳光看到，在一张塑面桌上躺着一个包在洁白被单中的纤小的身躯。那位祖父不知怎的总想避开众人，他正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侧对着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出现，只是难以名状地死死盯着裹住的尸体看。
屋里非常宁静，时钟在嗒嗒地走动。我看到，那老祖父慢慢向前倾下身躯，曲起双臂犹如括号一般围住了小身形的头与足。然后他把头抵在裹尸单上，久久地动也不动。
在这寂然无声的时刻，我预感到将会产生一张有获奖希望的新闻照片。我测定着光线，调好光圈和距离。在闪光灯上安好灯泡，举起照相机，从取景框中构成画面。
画面中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堪称完美无缺：身着朴素工作服的祖父，背衬着阳光的白发，包在被单中那孩子的小身形，窗边墙头上黑色铁支架和“世界博览会纪念盘”所烘托出的这间陋屋中的气氛。外面，可以看见警察正在检查运货车那致命的后轮，而孩子的父母亲则依在相互的臂膀上。
我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仍不能按下快门。我强烈地意识到即将摄成的照片必定具有惊人的新闻效果和价值。我那职业责任感催促我将它摄下来。但我无法让手点燃闪光灯，那无疑会打扰可怜老人那痛苦的内心世界。
我最后放下了照相机，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我万分震惊地对自己是否适应新闻职业产生了怀疑。当然，对于这次失去获得新闻照片佳作机会之事，我没有告诉我的编辑和同行们。
每天在新闻广播或报纸上我都能看到处于极度痛苦和失望中的人们。人类的苦难已经成为一项可供观赏的运动了。当我有时在看新闻电影时，就不免想起那一天。
对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至今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