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瘾过后，任鸣见了一脸血的少年，心里又极愧疚：“傻弟弟，你这是何苦呢？”少年说：“只要哥哥能戒毒，我受一点儿委屈算啥？你如不戒掉毒瘾，我就永远呆在这里陪大哥，你哭我也哭，你笑我也笑……”任鸣笑着说：“傻弟弟，别再说了，要不我又要掉泪了。”事实上，任鸣的眼里已湿漉漉的。
半年后，任鸣的毒瘾彻底戒掉了。那时的任鸣紧紧地把少年抱在怀里，激动地说：“傻弟弟，哥哥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少年说：“该我感谢你，如你不收养我，那就没有现在的我了，我准变成了社会的罪人……”
伐木的兄弟
天黑的时候，山的身子显得更加厚重了，挡住了风。伐木场倒也凉快，山里的四十多个汉子就地睡在木板上，扯着七七八八的家常话。黑暗中，只听见“啪、啪”打蚊子的声音，谁也睡不着。
“哥，给一支烟吧。”来福的大弟来生坐了起来。“哥，这两天来鹏应该回来了吧。”来生弹了弹烟灰说。
“嗯，来鹏应该放假了，这里不通电话，说不定他早回来了。我们明天一早回家一趟。”来福划燃了一根火柴，火光映亮了他那张晒得黑亮黑亮的脸。二弟来财也被惊醒了。三兄弟这时都光着膀子坐在了一起，闷闷地抽着来福给他们发的廉价烟。
“哥，反正我们睡不着，不如现在就走。”来生扔了一块脚边的石头。
来福不吭声，抬头看了看那些伐木工。他们有的来了差不多3个月了。为了多挣点，还没回去过一次。来福没把这话说出来。来生看出了大哥的心事，便说：“来鹏的假期长，我们晚点回去也没关系，正好给三弟多挣点学费。”来财则说：“我们有两年没见到三弟了。”
来福皱着眉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摁灭，起了身，把上衣往身上一披，头也不回地走了。走了几步，来福回过头，大声道：“走啊，愣着干吗？”来生和来财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起身拍拍屁股，跟上了来福。
“哥，走夜路要把手电筒带上。”来财说。伐木场离来福家足有三十里路而且山路是围着山转的，左转右转，弯弯曲曲，好像看不到一点尽头。这地方很少有车，所有的伐木工都是走路来的。三兄弟也不知走了多久，但他们却没觉得累。山里的白天本来就静，现在是深更半夜，山就静得有些可怕了。
在半路上，来福掏出两百块钱来，对来财、来生说：“去给来鹏弄条毛狗吃。来鹏明天就二十一了。”
来财和来生这才想起来鹏的生日来。心里头不由得升起一种自豪感，步子越来越快。要知道，他们的弟弟在北京上清华啊，是全村唯一的本科生。
差不多走了3个多小时，来福三兄弟终于看见了自家的房屋。快到家门口时，天已经麻麻亮了。家门口的大黄狗呢，怎么没叫？来福用手电筒照狗窝。没有，大黄狗不见了。
母亲被惊醒了，披着衣服开了门，把3个儿子迎进了屋：“怎么这时候回来了？快，累了吧。”“妈，来鹏回来了没？”来福首先问。
母亲这时才反应过来“来鹏没和你们一块回来？他昨天从学校回来……听说你们为了他上学在伐木场做工。他一早就牵着黄狗找你们去了。他说大哥的身体不好，怎么，你们没碰上？”母亲的脸色这时像青菜叶。
“怎么会没碰上呢？”来财不解。“这个蠢才。他去找我们干吗？”来福在心里骂了一句。
来财心疼地说：“来鹏是读书人，怎么走得起那么远的山路。”
来福和来生刚把毛狗打了，来福炒菜很有一手，今天他掌厨，来生、来财一个砍柴，一个烧火。毛狗炒出来香得馋人，装了满满的一脸盆。来福和来生的孩子们想先吃点，来福说：“等来鹏叔叔回来后再吃。”一挥手全把他们赶走了。
夏天的太阳老早就凶得很，还只是上午八点多，太阳就晒得让人出油。大黄狗是这时候回来的。它一见到来福，就扑上来，不停地叫，不停地摆尾巴，不停地喘着粗气。来福慌了，觉得不对头，便蹲下来，脸挨近黄狗的脸，黄狗的眼里满是乞求，来福什么也不说，便和黄狗一道出了家门。
母亲跟着跑了出来：“来福啊，你等等我，我也要去找来鹏。”来福听到母亲几乎哭喊的声音，转身把母亲扶住，笑着说：“我去接来鹏，马上就回来。来生和来财在家陪你，狗肉给来鹏留着。”
好好好！母亲听话地回转了身，目送大儿子来福很远。
才只走了两里路，来福的双腿开始发酸了，毕竟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而且刚走了三十多里路。来福一屁股坐在了路边，大黄狗却不停地叫，还过来咬他裤脚，来福吃力地跟在黄狗的后面。心里是七上八下，来鹏不会有事吧。来福把草帽摘下又戴上。
快到伐木场的时候，在一个转弯的地方，黄狗对着山坡大声狂叫起来，来福往下一看，山坡下有一团黑影，一件蓝色的衣服挂在树上，很是醒目。来福大声叫喊了几声“来鹏”，没有回应。来福干脆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滚到了那件蓝色的衣服边，他终于看清了来鹏的脸。来鹏被压在一棵树下。那树是砍断的，来福猛喊了一声来鹏，来鹏居然睁开了眼说了一句：“好痛。”
“没事，大哥给你治。”来福用力把来鹏抱了起来，背在了身上。可坡那么陡，来福用尽了力也没法上坡。
大黄狗机灵得很，它跑到伐木场叫来了几个汉子，汉子们好不容易把来福兄弟弄了上去。
来鹏被抬到了伐木场，有人去叫车了。来鹏是什么时候死的，来福不知道，他只知道老四是摔晕了。
都是那该死的树。是谁砍的？是谁砍的？来福在伐木场号叫起来。
父母的礼物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后，我和妹妹去收拾他的房子。沙发旁倚着父亲的拐杖，茶几上摆着他喝到半残的茶和没有写完的字帖，还有阳光普照的阳台上因为没人打理而奄奄一息的花草……触景伤情，我们站在客厅中央，哭了。面对父亲留下的痕迹，我们不知该从哪里下手。父亲在遗嘱中把财产分配得很平均，把差不多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把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留给了我，因为已离婚的我带着孩子与前夫合住一套房子很不方便。
我和妹妹边掉眼泪边分头收拾。我收拾完卧室，过去帮妹妹收拾书房。在书房门口，我看见妹妹蹲在地上翻一只箱子。听见脚步声，妹妹抬眼看我，眼神复杂，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妹妹把箱子大大地打开：“爸爸有整整一箱子字画。”
父亲喜欢丹青，我们是知道的，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那些国画的宣纸有点儿泛黄，是年代久远的颜色。
忽然，妹妹自语般问：“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过这些字画呢？”她有些怨气，我听出来了，像父亲故意偏心留给我才不让她知道似的。我讷讷地解释：“爸爸也没和我说过。”妹妹怏怏地看着字画，一声不吭，脸色渐渐阴沉，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归我。
我有点儿尴尬，不知怎么解释她才相信，毕竟按照遗嘱字画的受益人是我，只好继续收拾书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妹妹走了，没跟我打招呼，看着被狠狠带上的门，我的心比被人狠狠抽了一下还难受。
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我和妹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这一箱子画，像一条鸿沟隔开了我们。我知道妹妹在心里埋怨父亲偏心，也会埋怨我。
第二天早晨，我送女儿去学校，刚锁好门，听到里面电话响，担心接了电话女儿会迟到，便没接。上班后，同事告诉我早晨有人打电话找我找疯了，我问是谁，同事说不知道，是个女的，听口气好像很生气。我想可能是妹妹，刚想给她打电话，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开口第一句就是：“姐，早晨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我解释了一会儿，她没再说什么，犹犹豫豫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我知道她想问画的事，我说：“是不是关于那些画？”
妹妹顿了一下：“是的，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中。“你想怎么处理？”“我们平分。”我告诉妹妹我要工作了，抽个时间，我们把那箱子画分了。听我要扣电话，妹妹急切地说：“姐，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那些画的价值吧。不然，我们不懂也分不公平，还有，在分那些字画前，最好把那只箱子封上。”
妹妹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话，好像担心被打断后便失去继续说下去的勇气。我听着觉得心里渐渐凉下去：“好吧，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扣了电话，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下来。
中午，妹妹在写字楼下打电话，约我去父亲的房子贴封条。封条是妹妹用电脑打出来的，上面签着她的名字按着她的指印，也给我留出来一块空白，让我签名按指印。看她忙得一丝不苟，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她那么陌生，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因为我们曾经是亲到没有缝隙的姐妹，来到这个世界时，父母就送给我们一份最好的礼物：我们是亲人，用来相互关爱。所以，我们之间，从不在心上设防，伤害却突然间就来了，像一颗蛀牙，让我痛彻心肺。
回公司的路上，我一直在哭，那条蛀虫在一刻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的亲情。之后的几天很平静，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找字画鉴定专家的事，其他都不提，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子字画来维系了。
周五晚上，妹妹说她已经联系到字画鉴定专家吴先生，我们明天一起把字画送过去。把字画抬到吴先生的工作室时，我真的希望这箱字画根本不曾存在过，我们多年的亲情，正在利益分配的冲刷下摇摇欲坠。
那些泛黄的画摆满了工作台，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让我们把画收起来。妹妹小心问：“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场价值？”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这些字画是临摹赝品，没有市场价值，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倒不错。”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
妹妹一张张地翻那些画：“怎么可能？”我拉了拉她的手，说我们走吧。抬着字画回父亲的房子，妹妹的脸很红，有点儿惭愧的样子。在父亲的书房，我把字画分成平均的两份，给妹妹一份，她不要，我塞到她怀里，然后告诉她：“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他留给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留着做纪念吧。”
妹妹跟我说对不起时声音很小，我们拉着手，坐在父亲的房间里掉眼泪。我想，我们哭，跟知道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关系，更大的伤心是：我们都看见了那颗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牙，它伤害了我们多年的亲情，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拔掉它。
我们都没再提起那些不快的往事，我们还有漫长的人生，可以相互扶持相互关爱，那颗蛀牙，总会被亲情软化，然后，被岁月掩埋。
因为，我们拥有世间最好的礼物：我们是亲人。
大拇指手语
我每次去巡视我的那个小店，桌上都会有好几份店员给我买的报纸。我对他们说过，什么报纸无所谓，关键是一定要是那个人卖的报纸。那个人很特别，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他有三十多岁，但只会说最简单的几个字，说得最好最清楚的就是：报纸，报纸……他是一个弱智的人，还有点儿轻微的腿疾。
我不喜欢别人叫他“傻子”，我觉得弱智只是智慧有限而已，不能等同傻子。而且他能如此以卖报的方式自食其力，也应获得尊重。所以我吩咐店员们，只要见到他，不管是否需要，都要买一张他的报纸，反正费不了几个钱。
最近店里新请了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周汛。他新颖的设计思路令我赞赏。但他的性格，却难免有些张狂。
有一天我走进店里，正好听到设计师周汛在对那位卖报人说：“这里暂时不需要这种报纸。”卖报人可能已经见多了这种驱赶，神情麻木地离开了。我走过去，对周汛说：“你不知道我的吩咐吗？”
“可是——”
我打断他：“我希望我们力所能及地善待他。”他低垂的眼神有些捉摸不定，停顿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可是，您知不知道您这样做反而是在真正地鄙视他？”
我看着这张年轻气盛的脸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您看，您特意要买他的报纸，就说明了在您心目中，您并没有把他和其他人一样看待，也就是说您对他施舍了同情。难道说您在施舍的同时，没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吗？”
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我很想反驳他，但潜意识里又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是啊，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真的只是单纯的帮助吗？可是，难道我表达自己的仁爱之心，也有错吗？如果说我对他格外地照应是看低了他，对他不公，那他先天而来的弱智和残疾又到哪里去寻公允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一个原本就遭受了造物不公的人一定放在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线上去公平对待呢？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有些意思。我没有就此问题与他再做更多的探讨，只是提醒他，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无论如何要比一个健全却不负责任的人更值得尊敬。
后来那个卖报纸的人始终再没来过我们店。过了一段时间，店里搞店庆，我邀请店员们带家人一起来庆祝。在庆典上，我开始为店员们颁发奖项。本年度的“最有前途奖”给了周汛。无论如何，这年轻人的才气还是掩盖不住的。“我能有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哥哥。”周汛站在台上，把目光远远地投到一个角落里去，好像是在招呼什么人。我们大家都一起朝那个方向看去，由于光线和距离的缘故，那里只能看到一片阴影。周汛等了一会儿，终于跑下台，到阴影里拉了一个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