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站在台上的光亮里，我和大家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是那个弱智的卖报人。
周汛说：“这是我的哥哥。”大厅里一片肃静。因为兄弟俩的差距实在使大伙儿惊讶，一时回不过神来。可是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周汛说：“这些年来哥哥每天卖报纸，没有一天休息过，你们相信吗？我能读完大学，全靠哥哥卖报纸赚来的钱。”
旁边的哥哥，开始脸上很茫然，也许他听不懂弟弟那么复杂的话。当弟弟说到“报纸”时，他的脸上才突然浮现出自豪的表情：“报纸，我会，我会卖报纸。”
周汛继续说：“我工作后不想让哥哥再卖报纸。但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还是到报亭去领报纸。他喜欢这样的生活，习惯这样的生活。那天，哥哥在店里遇到我，我才知道他还在卖报纸。从那以后，他不肯到店里来了，其实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有他这样一位哥哥啊。”
哦，原来如此。周汛宽宽的肩膀紧紧揽住身边的哥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的哥哥受过同学的嘲弄，我曾经把拥有这样的哥哥当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甚至曾经以为，除了我，没有人会善待我哥哥。但是，今天，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大家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哥哥同样的尊重和鼓励。我也感谢我的哥哥，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带头鼓起掌来。远远地我看到周汛转过身去对他的哥哥竖起了大拇指：“好哥哥，你是我的好哥哥！”弟弟的这个动作哥哥懂了，知道是夸他的，一直紧张着的他终于呵呵地笑出声来。
伴随着他不加掩饰的孩子般的笑声，台下的人也纷纷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在这无数的大拇指间，我看到周汛将大拇指转向了我。
后来，竖大拇指这个动作就被保留下来，只要见到周汛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周潮，我们就会向他竖起大拇指，这简单的手语，会顿时让他的脸上流光溢彩。
这手语也在店员之间流传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大拇指所表示的含义实在是太丰富了。那里面，有感谢，有佩服，有崇敬，有祝福，还有很多，很多……叫他一声哥自打两个星期以前，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就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妈妈不知是哭还是笑，不时地用手揉眼睛。通知书没到，她总担心我考不上；如今通知书到了，她又念叨着我路上咋走。我对妈说没事，我大了，自己能走的。妈叫我别犟，说不是叫黑娃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黑娃送。黑娃是谁？按理说，我要叫他哥。自从我爸去世后，后爸爷儿俩，就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我们家来。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每天天一亮，我就上学，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看到那两双眼睛，更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手，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吃。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很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跟他们住一起……有道是苦日子长，甜日子短，两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妈说今夜要跟我睡会儿。可妈躺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压低声音叫着我的小名：“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秀。你爸死后，妈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走这一步。妈又有病，这么多的地，家里没个劳力，多困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了，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还要两三万，这还得靠他们爷俩。哎，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女儿家，人大心大，妈也不怪你。天亮，你就要走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天亮临走，叫黑娃一声哥，好吗？他今年二十了，比你大一岁。”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这一点，我深深地懂得，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可天亮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人。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地干。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不管地里的活儿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妈还叫黑娃给我送雨伞，送雨鞋。
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黑娃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黑娃走到学校前面的大门时，老远地，我就跑出教室，去接黑娃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后来，黑娃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
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其实，黑娃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黑娃晒得很黑。要是命运能够公平地让他上学的话，我敢说，黑娃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黑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可是，很不幸，他妈死得早，甘肃老家，山沟里穷，上不起初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把他当成了整劳力，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我和黑娃上了火车，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轧嘎、轧嘎”声，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
坐在火车上，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我知道，我这一去，不是永别，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我好想妈妈，我就从车窗往外看，想看到妈妈。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黑娃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向对面的他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他似乎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一个人看那车外不停地流动的风景线。
一天一夜过去了，同坐在一起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我捧着本书觉得十分寂寞，几次鼓足勇气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有时，黑娃去给我打杯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
火车进了兰州站，停车十分钟。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卖。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一块，要不要？”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我见价钱还可以，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随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掉头想走。我正要喊，只见黑娃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凶狠狠地说：“找钱！”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娃那怒不可遏的样子。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黑娃一定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再转身看看黑娃，只见他已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车又开动了。我朝黑娃看了一眼，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早着哩。于是，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到西安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火车站好大呀！车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人海中，到处看不到一个熟人，我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好想哭。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地跟着黑娃往前挤，原先那种厌恶、傲慢的感觉，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那么贴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心里很害怕，问：“这走到哪儿了？对不对？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说：“不用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你走过吗？”“走过。那年，跟爸来新疆，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听妈的话，让他来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儿，准该哭鼻子了。
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灯火辉煌，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我一眼就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
打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高兴得大叫：“哎，陕西师大！那儿，你看，在那儿！有人来接我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连忙从人群中挤过去，拿出入学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往他们车上送。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
另一个男生走过去，从黑娃肩上往下拿包，问我：“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就一起上车吧。学校有招待所，对家属全部免费。”
黑娃放下包，说：“不了。妹妹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在车站上坐会儿，明天天不亮就回。”
那个大学生说：“明天天不亮就回？忙啥？到了西安，还不好好玩玩？难得来一趟，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去华清池洗个澡呀……来来来，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说话间，车开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说：“哎，跟你哥说再见呀。”“哥……”我从车窗伸出手，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好想哭。
他一听，连忙转过身，笑着对我挥手。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三弟的储蓄罐
三弟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从邻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很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
小妹“呱呱”落地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着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娃你养得起吗？”
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繁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津津的，塞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苹果在那时是多稀罕的水果啊，父亲就买了一个！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傍晚，我们给三弟来了第一个下马威。父亲和母亲都下地里去了，要很晚才回来，他们嘱咐大姐和我要做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和大姐得意洋洋地只盛了一碗白米饭端给三弟，姐妹仨躲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父亲专程买给他的肉片。吃完了我去收三弟的碗，还假惺惺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他睁着水汪汪的眼睛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二姐，我吃得很饱，你们做的饭真好吃。”我差点就感动了，但心想这是来跟我们抢东西的坏小子，心肠又硬了起来。
晚上父亲问起三弟饭菜吃得习不习惯，三弟还是那副感激的样子说：“好吃极了，大姐二姐也对我很好……”
三弟用稚嫩的真诚换来了我们对他的改观，我和大姐商量过，决定暂时放他一马。而对三弟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是在一个暴雨的天气之后。
那天我和大姐都上学去了，父母亲也都去了地里干活，家里只剩下三弟和小妹。早上下起了大暴雨，小妹在前天夜里已经受了风寒，下午的时候突然发起高烧来，三弟硬是咬紧牙关将小妹抱到村卫生院。那场雨真大啊，我和大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几乎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声音，可是三弟仅用一张雨布紧紧裹在小妹身上就冲进了雨里，听卫生院的阿姨说，三弟全身湿透闯进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昏过去了。
小妹两天后就康复了，可三弟却病倒了。父亲接他回来时我们都站在门口，我发现三弟伏在父亲的背上，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
晚饭时，我和大姐轮流给三弟夹菜，把他的碗塞得满满的。我们第一次亲切地叫他三弟，他也不吭声，耷拉着脑袋一个劲地吃。父亲说老三怎么也不说声谢谢，这孩子还得学学懂礼貌。我坐得离三弟最近，只有我看得到，三弟的眼泪一颗颗都渗进了饭菜里，他哪里还说得出谢谢。
小妹上学以后，父亲原本就不轻的担子更沉重了。好在我们几个孩子都晓得体恤。只有三弟比较贪玩，常常一放学就没了影儿，入夜了才能看到他拖着满身草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