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懂，也说明这位作者闲得手痒到能搬起词典在鸡蛋里挑骨头了。好不容易地终于找到了一条“确定可以使用该词称呼已经二十老几的李傻傻”的释义了。作者为了掩饰他虚伪的学识，特别解释说自己“其实查词典也是多余的”。在他的嘴里，李傻傻是“本来就是个长不大的问题少年”。并且作者还可以大言不惭地“放眼大千世界”，提出如今“年龄与心智不对应的现象”已经成为事实。好象满天下的大龄人都是傻逼赫赫的小P孩，就他这么小的孩子比大人还聪明，还要具有心智。看来作者骂得还不过份，还没有完全骂出来，有所保留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名人了嘛”，所以作者就高抬贵手，手下留情，而“不再将其病症一一列举出来了，仅是在文中稍加提及”。还好，作者没有把读者们也当作是心智与年龄不对应的傻逼，特别交代了一下“读者当能辨别”。
“如今，在完成了‘名利的原始积累’之后，李傻傻终于抛弃了这些像贴在电线杆和公共厕所里包治‘淋病梅毒’、‘尖锐湿疣’的广告一样的得意之作。”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边说李傻傻以前的在未成名之前的作品全是名利的原始积累，一边又说是像“淋病梅毒”、“尖锐湿疣”般的得意之作。既然作品如此的臭不可闻，那又是如何成为李傻傻名利的原始积累呢？前后矛盾，一看就是胡说八道。
一个叫“红×”的书名竟然让作者有了如此之深的联想。李傻傻的“那只是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的解释似乎让作者感到惊诧，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就说“但我绝对不敢苟同这个说法”，作者再次借助一个“非圈内”的人说“得知他的‘下半身’出身时当即撇了撇嘴”、“这种人还会想到作业？分明是想利用谐音，‘×’、‘插’都一个音啊！”如此恶毒的攻击真不知道作者是如何来的勇气，恬不知耻地夸自己是圈内人，然后攻击李傻傻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作者连“×”都能联想并释义为“插”，可见作者的想象力非同小可。“不然他苦心孤诣立起来的牌坊岂非毁于一旦”，作者攻击李傻傻一边要做婊子，一边还要立牌坊……其用心险恶恐怕还要超乎寻常。
“我更倾向于把“×”看作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李傻傻只不过是列了一个永远无法求解的方程式：红× =青春体验小说。之所以无解，是因为李傻傻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青春体验小说。他宣称《红×》是一部青春体验小说，却又无半点激情，死板板的。人不轻狂枉少年，那些岁月我也经历过，可也比他描述下的刺激、有趣多了。叙述节奏懒洋洋的，半死不活的，青春的激情何从谈起？故事构架平庸无奇，土得掉渣。一方面又还想宣称“朋克”、时尚，毫无自知之明地吹嘘、标榜自己是另类的活力四射的“80后”先锋人物。”就在作者张口乱喷的时候，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出卖了自己，前面说李傻傻是个老孩子，现在又说自己也经历过少年时代，并经历过李傻傻的那些岁月，这么说，作者是个老家伙了，果真如此的话就更糟糕，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自重，把脸当屁股使唤真的让人觉得可怜。毫无廉耻地宣扬堕落消极的极端主义，说什么“人不轻狂枉少年”，干脆就说成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得了！像作者这种又轻狂又风流的人，他们的话是不值得信赖的。
这里我得借用评论家李建军在他的著作中说的一段话：“争论可以直率、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它认同和遵行T.S.艾略特的原则：‘批评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它用事实和作品内部的事象说话，言必有据，不发空论。最后，它用朴实而优美的语言说人话，而不是故意把话说得玄而又玄，谁也不懂。”
看来，在《十少年作家批判》里很少有人话，不担言无根据，满纸空论，而且是玄而又玄，无人能懂。
批判十少年作家的什么？
看完这本书，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什么也没留下。
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面对这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少年作家，面对他们惊人的创举和无法想象创作潜力，我们还能批判他们什么？
难道十少年作家那么多创下发行记录的作品真的是一文不值？真的是不堪一击？或者说，都是出版社和媒体的作用？
“说心里话，我不相信人们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批评的糟糕现状。商业情境中的互利原则对超功利的文学精神具有极大的瓦解性，对抗并最终克服市场伦理对文学的消解与异化，还需要那些忠诚地为文学负责的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巨大的代价。事实上，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困难不仅来自“市场伦理”，而且来自批评自身。本质上讲，批评乃是一种在冲突情境中发生并展开的精神交流活动。它是围绕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展开的心灵与心灵的角斗。正是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角斗，批评家和作家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也才有可能使我们获得对作家和作品的可靠的评价。”（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又有什么样的精神？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做着锈花碎片一样的违心的评论？
在题为《文学小太监》的对郭敬明的批判文章中，作者说：“文学小太监的表现常常就是：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缺乏健壮的骨架，表现出过分的阴柔；自动地放弃个性和表达自我的愿望，并把这种放弃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太监是一种最容易流于谗媚的动物。”
首先把郭敬明定义为文学小太监，太监是什么？是封建社会时行走于皇宫内的被阉割过的人，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么难听的字眼来形容阳光般的男孩郭敬明，说严重点，这就是人格侮辱，污蔑，诽谤，完全可以给作者定罪了。作者好像比我们国家的学者和专家都权威，张口就来，什么“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看似有“三分明理”在其中，其实是毫无价值的评论。作者一定没有仔细地看过郭敬明的书，才说出这些只流于形式评论的空话来。最后又不忘记辱骂郭敬明，再补上一脚，说什么太监是一种最容易流于谗媚的动物，他的意思是郭敬明是太监而不是人，只是个动物。该书的作者们好像对十作家的生活了如指掌，开口就是“在和时代长期拉锯般的生活里”，然后不免再侮辱一下别人：“韩寒由一个愣头儿青的文学青年，彻底蜕化成一个心怀叵测的老谋深算者。”，“愣头儿青”、“老谋深算”这样的词欲加在韩寒身上不免让人觉得有点戏剧性，其实我们都不相信韩寒是个“愣头儿青”，也看不出他“老谋深算”在哪里。而且作者们还坚定地说“他没有做过一件实际的事”。“希望通过写作换得的名声去北大复旦念书；当得知去北大复旦无望时，才不得不坚定信念，口气渐渐硬朗，立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反叛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妄加指责者的行径，作者自己恐怕是这样想的，才以为韩寒和他想一样。自以为他是韩寒肚子里的蛔虫，韩寒想什么要做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所料。这种敢于“解剖”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可谓勇气可嘉，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有点令人厌恶和反感了。
更可笑的是该书的作者批判孙睿“经常把如虚无、软弱、彷徨等等无聊情绪无限放大强加给读者”，如果孙睿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进而魔鬼般地破坏掉脆弱读者的原有生活经验和信心，并引诱他走出现有生活的轨迹掉进往复循环的无限的难受之中。”的话，那孙睿真的就不该被批判了，不知道这是夸还是损，只是觉得作者危言耸听的话语让人会想起戏台上吹牛皮不脸红的小丑。
该书其中的《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一种病》一文的作者这样发表他对小说的认识：写作最本质的东西其实是来源于作者自己在智慧层面上的自娱自乐。表达自我是日记该干的事，而小说则是故事、冲突、人物三者在节奏和语感层面上的联机PK。小说是没有优劣的，只有技术层面上的欠缺。至于某人的某某作品的走红则完全是一种商业运作。对于大众，我们要欺骗，要用包装和商业轰炸他们，引导他们。他们愚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这样，大概只要会认字的会讲故事的人都成小说家了，“小说是没有优劣的，只有技术层面上的欠缺”是一派胡言，几时见过我们现在惯于玩弄“技术层面”的所谓小说家写出过《红楼梦》？对于欺骗大众，用包装和商业轰炸出来的文学作品除了供人消遣之外，又能引导他们什么呢？他们愚昧，愚昧的没有把这类东西当作人生教材。
张悦然的小说甚至被评价为“是日记而不是小说”。在3篇批判张悦然的文章中，作者恭小兵批评张悦然的作品“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繁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而恰恰相反，张悦然浪漫的文字书写着青春的情感历程，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对生活有不同的认识，不能霸道地要求别人做事非要按照你制定的标准，你不喜欢的文章不一定大家都不喜欢，赢得了读者就是赢得了自己，好的作品自然会有读者去关注。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在《文学批判》中这样说到：“浪漫的就是以想象的方式描写情感。”写作没有一定定律，不是某一个人能为其竖规立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