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张悦然的创作历史，从一开始的《毁》到后来的《痣爱》。她注重的一直都不是情节的叙述。但由于重复出现的那些‘忧伤的词汇’，它们是难得一见的、唯美的。这里我们必须认可张悦然在词汇运用方面的特色。我承认她在词汇组合领域内是天才独具的，而且这种语言组合的天才能力和安妮宝贝同出一辙。这种特色，发展到后来的《这些那些》、《竖琴，白骨精》以及《1980》等，就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烦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据说这段评论的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我也认为，虽然上述话有些偏激，但至少也算是文学评论，算得上是一家之言，总比那些对事对人针锋相对又夹带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评论要好许多。翻完整本《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也只有恭小兵“批判”张悦然的这篇还尚可登堂入室，算得上较有思想的评论。
再看看其他评论，“张悦然笔下的爱情是很有问题的。那是一种靠打打电话，发发e-mail的现代爱情格式。尽管主人公的内心有爱，但总是无法得到结果和肯定。因为他们很可能连自己也不相信。说这种爱情类似于精神上的柏拉图的话，显然有些滑稽。说这种爱情偏向于虚构出来的诗意和空灵，倒很是贴切。只是，所有刻意雕琢出来的东西，自然难成气候。张悦然的文字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的典范，而且文字非常个人化，很多《萌芽》的写手也具备同样的素质去成为一个又一个张悦然。他们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只能怪市场的不良运作，一个人的冒尖除了靠媒体托起外，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大众的承认。所以那些自命不凡的少年写手说穿了就是媒体或某个领域的传话筒，省略了“工具”以免打击一大片。仔细审阅她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除了华丽的语句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小说语言整体上带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风格，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似乎只有用这些技巧来填补内容的匮乏了，可以说她离真正的文学还差很远。”
有句话不得不让人深思，真的不知道这十少年作家应该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怎么样才不算和“真正的文学”有差距？我想这是值得研究，不过不是靠一两个评论家能才能得出答案的，迄今为止也没有标准的答应，因为学海无涯，我们都在不段的学习和进步中。也不是一篇信口开河的妄加评论所能开释的。评论家邵燕君说，真正的文学是以血泣书的，而不是用唾沫涂抹的，不管是不是“名家”的唾沫。这句话值得深思，真正的批评有自己的坐标和航向，任何一种见风使舵都会使之沦为附庸。“到处说好话的批评是‘捧场’的批评”，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让我验证了“故意说坏话的批评很可能是急于寻求‘入场’的批评”的事实，“两种批评貌似殊途，实则同归”，“因为，它们在乎的都是利益。”，“真正的批评在乎的是是非，并且能一板一眼地论证是非曲直”，可是《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的批评在乎的是什么？他们的论证大多数都是个人化的想象和异想，自以为是的武断，他们的无理显得文字更加苍白无力，在他们的评论里看有理有节，看不到宽容厚道，看到的只是嫉妒和恶意的人身攻击，不但在原则问题面前虚与尾蛇，神情暧昧。而且充溢着太多的唾沫，它们在各种“好话”和“坏话”中飞扬，淹没了赤子之心和真知灼见。“无论是真正的文学还是真正的批评，它们首先是一种态度，同时是一种能力。”
而我从该书中看到的是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在名利奴役下反映出的“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和“颠三倒四”的能力。
批判十少年作家的什么？这些少年作家写出了连一些大作家看都为之汗颜的文字，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事，还要要求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才不会遭到这么针对性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要求这些孩子写出什么样成熟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他们也在成长，生活的阅历会越来越丰富，作品也会逐渐走向成熟，当有一天他们走进不惑之年，他们的文字又是什么样一种境界？评论家是帮助作家和作品不段地长大和成熟的，而不是一棍子就敲死，看不到一点一毫的优点，如果真如《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说的那样，韩寒是“破旧的钥匙”，“郭敬明是文学太监”，春树是“没脑袋”，李傻傻“有问题”……等等等等，我们看来是永远看不到他们的希望了。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卓越的研究中发现了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的形象。“拾垃圾者”这个形象几乎是必然地与商品生活的繁盛及都市文明的贫困、空洞联系在一起。本雅明十分敏锐地指出：“当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拾垃圾的便在大城市里大量出现。现在我在《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发现了这一帮“80后”评论圈里的“拾垃圾者”，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