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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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宗教文化(1)

人类学家研究发现,世界上没有无宗教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宗教不仅没有减弱和消亡的迹象,反而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据最新统计,全世界有基督教徒20亿人,伊斯兰教徒15亿人,佛教信徒3.6亿人,道教信徒268万。

在中国,原始社会便有以自然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宗教观念,商周时代有以天神、地祗、人鬼为主要内容的多神崇拜,汉魏以后有土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传播。它们互相排斥、互相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尤深。

(第一节) 佛教文化

佛教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到明清时期已形成了三大系统:汉语系佛教,即内地佛教;藏语系佛教,即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行于云南傣族、布朗族、崩龙族、瓦族等少数民族中。千百年来,佛教与我国汉、藏等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佛教文化。

一 佛教在古代印度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佛教在印度的迅猛传播中逐渐形成了不少派系,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发展时期。至13世纪初,佛教在外族的侵入和自身的粗浅演变中绝灭了。

(一)释迦牟尼创立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迦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485)。据佛教文献记载,悉达多天资聪慧,相貌堂堂。父王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建功立业,成为“转轮王”。可在14岁那年的一次郊游中,悉达多目睹了现实世界充满痛苦,从而导致了人生态度的巨大改变,萌发了出家追求解脱苦难的念头。29岁时,悉达多不顾父王的劝阻,毅然离别妻子,抛弃王位,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出家了。6年过去,他并未获得解脱痛苦的真谛,而在毕钵罗树下东向跏趺,端身正念,立下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经过七日七夜的冥思苦想,他终于超越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障碍,心如平镜,疑惑全释,烦恼尽失,豁然悟出了一切真理。从此,人们称或他为佛陀,即真理的觉悟者;或称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得道成佛后,开始了说法济世的宗教活动。在其后的45年间,他奔走印度各地,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受感化而衷心的信奉,其慈悲救世的精神教化着成千上万的世人,直到80岁在拘尸那揭罗城外的婆罗双树林涅槃。每逢农历四月初八佛之诞生日,十二月初八佛之成道日,二月十五日佛之涅槃日,我国内地的佛教徒都要举行盛大法会,以纪念、缅怀这位佛学先祖。

(二)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演变

佛教在印度大致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四个历史发展时期。

原始佛教:佛祖在世和去世后的一百年间为原始佛教阶段,当时教内团结,教徒对教义的理解和修持的戒律基本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改变,佛教在迅猛外传中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形成了众多的派系。

部派佛教: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第二次结集前后,佛教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形成了尊重传统、保守旧规的上座部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大众部,史称“根本分裂”。两派在教理、教规上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对教主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上座部认为,佛祖是一个历史人物,其伟大在于他思想正确、智慧精湛、人格高尚。大众部则认为,佛祖具有无量寿命和无边法力,是超自然的神灵,历史上的佛陀不是真身,而是为教化众生而显现的肉身。其后,佛教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一世纪间,上座部七次分裂,成为十二派。同时,大众部四次分裂,成为八派。史称“枝末分裂”。这便是部派佛教时期。

大乘佛教:佛教内部的分歧和论争为佛教的改革和创新奠定了基础。公元一世纪,佛教进入“大乘佛教”时期。大乘佛教宣称能够承载无量众生从生死轮回的此岸到涅槃解脱之彼岸,故称“大乘”,而贬抑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小乘佛教亦自以为正统,指责大乘为歪理邪说。大乘与小乘的区别既反映在教义、教理上,又体现在持戒修行上。在看待佛陀的问题上,小乘还保留着佛祖身上的历史迹痕,而大乘彻底神化佛祖,提出佛陀有三世十方的说法。在追求理想的境界和目标上,小乘重视自度(自觉),即自我解脱,以证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理想,而大乘重视度他(觉他),即普度众生,以修持成佛为终极目标,并创设成佛前的阶梯“菩萨”。大乘佛教还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以龙树和提婆所创立的中观派为代表的初期大乘(公元1-5世纪)、以无著和世亲所创立的瑜伽行派为代表的中期大乘(6-7世纪)、与密教并行的后期大乘(7-12世纪)。

密教:公元4世纪前后一度衰落的婆罗门教在吸取民间信仰、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演化成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佛教则在吸收印度教的仪规、方式的基础上于六七世纪形成了新形态,即密教。密教主要信奉《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仪规繁琐而复杂,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皆有严格规范,8世纪以后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后来,密教越发粗俗,走向邪门左道。10世纪以后,中亚伊斯兰国家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侵入印度,捣毁佛教设施,杀害佛教信徒。到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绝灭了。

二 佛教在华的发展演变

佛教在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传播、发展、演变的历史,一致经历了初传(西汉至西晋)、发展(东晋南北朝)、鼎盛(隋唐)、衰落(宋元明清)四个时期。

(一)佛教在华的初传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西域大月氏国使节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从那时到西晋为佛教初传阶段。其佛事活动主要是译经,所展示的特征则是佛教的神学化。

佛教最早在汉朝的上层社会传播。东汉明帝夜梦天降金人,遂遣使西域求法,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名曰《四十二章经》,并延请西僧到洛阳传教译经,还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其异母弟楚王刘英晚年笃信佛教,设法堂,做佛事,祭祀释迦牟尼。然而刘英因广结党羽、图谋篡位而被废,佛教受到株连。在其后的一百年中,不见佛教活动的文献记载。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给佛教的传播以新的契机。《后汉书》有桓帝合祭浮屠、老子和“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的记载。此时,一批印度、西域僧人来到中土洛阳,传法译经,如安世高翻译小乘经籍,传授默坐静虑禅法。又如支娄迦谶讲说《般若经》,传播大乘教义。

三国而西晋,求法译经更盛。东都洛阳成为译经中心,大批佛经被译为汉语,其代表人物是竺法护、竺叔兰。竺法护,月氏国人,世居敦煌,是一个汉化很深的胡僧,精通西域三十六种方言,翻译有《光赞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159部,计306卷。竺叔兰,天竺人,精通梵、汉两语,与无叉罗合作译出《放光般若经》,立即风行洛阳,掀起了西晋佛教界研究《般若经》的热潮。还有朱士行者,亲赴西域求取真经,得梵文本《大品般若经》九十章、二万余颂、六十余万字。佛教信徒开始增多,洛阳和长安两地已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人。

(二)佛教在华的发展

东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期。一方面,佛教自身适应了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国化进程加快,从而增强了在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后劲;另一方面,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给佛教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还有,后赵、前秦、北凉和梁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推动着佛教的迅猛发展。后赵国主石勒、石虎敬重西僧佛图澄无以复加,定佛教为国教,废除西晋禁止汉人出家的规定,诏允汉人出家。又如梁武帝萧衍潜研佛经,四次舍身出家南京同泰寺,其《断酒肉文》断禁汉代以来僧侣可食“三净肉”的习惯。允许汉人出家、禁止出家人吃肉饮酒,对后世佛教的发展和教徒的生活影响巨大而深远。

佛教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寺庙广建,僧尼巨增。在北方,据《魏书·释老志》统计,北魏太和元年(477)境内有寺院6478座,僧尼77258人。北齐灭亡时,寺院增至三万多座,僧尼达200万人。在南方,东晋有寺院1768所,僧尼24000人。到萧梁时,寺院增至2846座,僧尼达82700人。

二是高僧辈出,译经讲法。鸠摩罗什,天竺人,后秦请入,厚待如“国师”,组织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亲译佛经35部,294卷。法显(?422),山西武阳人,三岁出家为沙弥,20岁受具足戒,历时14年,途经29国,亲赴印度取经求法。道安(312-385),俗姓卫,山西常山人,12岁出家,日诵佛经五千言,弘法襄阳,全面整理已译佛经,编纂成《综理众经目录》,开创了佛教目录学。慧远(334-416),山西楼烦人,先儒后释,卜居庐山西林寺,移居西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达30年,曾针对东晋《沙门应尽敬王者》的诏书,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提出儒、佛异途同归,把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说改造成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三是义学形成,宗派创建。自东晋始,随着佛经的大量传入,研究佛教教理、教义之风日盛,并因此形成了七宗十四派。其中研究《般若经》得名的般若宗最盛,而道安、慧远的本无宗又是般若宗中最大的一派。

其间北朝佛教的迅猛发展引发政权与教权的矛盾。寺院占据土地,广泛度人,接受布施捐赠,通过高利贷、出租耕地等办法聚集财富,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兵源补给。因此,北魏和北周进行大规模的捣毁佛教运动。太武帝太延四年(438),下达第一个排佛令,将50岁以下的僧侣全部充作兵役。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发生盖吴内乱,平叛中发现长安一寺院内私藏兵器和财物。皇帝怀疑僧侣与叛军勾结,下令杀尽长安和各地僧人。因太子故意拖延宣布,才使大批僧侣和经书幸免于劫难。北周武帝信谶纬,重儒术,建德三年(574)五月,下令200万僧道还俗,财产分配给王公朝臣。

(三)佛教在华的鼎盛

隋唐是中国汉语系佛教的鼎盛时期。隋朝二帝扶持佛教的发展,尤其是炀帝自称“菩萨弟子”,自度僧人1620个。《辨正论》说,杨氏二君在位37年,寺3985所,僧尼236200人。唐朝利用国家财力、物力、人力进行译经、求法、建寺等活动,不仅使汉地佛教极盛一时,而且推动了佛教向朝鲜、日本、越南的传播,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全国有寺院数千所,僧尼达50余万,寺院经济实力雄厚。唐武宗“会昌毁佛”中,被捣毁寺院就有4600余所,强令还俗僧尼26万,没收寺田数千万公顷,解放寺院奴婢15万。

当时汉地佛教出现了八大宗派:

天台宗创始于隋代,盛行于唐朝,尊印度龙树为初祖,以北齐慧文为二祖、南陈慧思为三祖,而实际创始人是四祖智(537597),世称智者大师。智者师从南岳慧思,潜心精研《法华经》,后来在南京瓦官寺开讲此经。南陈太建七年(575),智者率弟子二十余人入居天台山十年,创立了在佛教义理和观行两方面都独树一旗的天台宗。天台宗奉《法华经》为经王,因而又称法华宗。

三论宗是以印度大乘中观派龙树所著《中论》、《十二门论》及弟子提婆所著《百论》为依据形成的宗派。此“三论”由鸠摩罗什译成中文,其弟子僧肇和刘宋僧朗进行过研究,并分别提出了“关河旧说”、“山门义说”。吉藏(549-623)在二僧“古三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三论宗。吉藏后来居会稽秦望山嘉祥寺,世称嘉祥大师。此派生搬硬套印度大乘理论,不适应中国国情,遂至中唐而绝。

律宗是以研习及传持戒律而得名的宗派。创始人慧光师从佛陀扇,潜心研究《四分律》,撰写《四分律疏》,成为律宗开山祖。此宗实际创立者是道宣(596667)。道宣改造了印度的《四分律》,使之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并撰写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因道宣住终南山丰德寺,故又称律宗为南山宗。东渡日本传法的鉴真和尚就是道宣的三传弟子。

净土宗以至诚念佛,凭借陀佛的接引,进入西方净土。此宗信奉主要经典有《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实际创始人善导(613-681)一生盛弘净土,主张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以期往生西方净土。此派简便易行,深受社会各阶层信众欢迎。

密宗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创立的。大乘佛教在印度有显、密之分。显教是佛祖公开对一般信徒的说教,而密教是佛祖化身大日如来对内部众徒密传的法门。这三位南亚人在玄宗开元年间把密教传到中土,兴盛一时,但至唐末五代就绝迹了。

法相宗又名唯识宗,或称慈恩宗,是玄奘及其弟子窥基依据《成唯识论》创立的汉地大乘佛教宗派。玄奘俗姓陈,河南偃师人,13岁出家,法名玄奘,行程5万里,历时19年,去西天取回佛经。《西游记》据之演绎而成。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立宗依据,唐初法顺首创,三传至法藏(643-712),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故法藏实为创始人,武则天赐号“贤首大师”,因而此派又称“贤首宗”。

禅宗是中国僧人独创的佛教宗派。传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南朝时到中国嵩山少林面壁九年,创立了禅宗理论。实际创始者是六祖慧能(638-713)。慧能目不识丁,师从五祖弘忍,曾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遂得五祖器重,亲授《金刚经》,使之南归。十六年后大显于广东法性寺。后来弘法曹溪三十年,形成独具特色的禅宗南派。慧能门下禅师辈出,风靡天下。尤其是“会昌毁佛”后,各派相继走向衰落,而“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禅宗一枝独秀,宋元以后几乎成了中国汉地佛教的代称。

(四)藏传佛教的兴盛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相对汉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当汉地佛教走向衰落时,藏传佛教却在青藏高原蓬勃兴起,并向甘肃、蒙古、东北传播,在清朝统治时期极为昌盛。

1.藏传佛教的兴起

佛教早在公元7世纪就传入西藏。历代“藏王崇信佛教”,以致西藏“佛法之盛,印度似亦未有”。但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任赞普达玛“秉性暴恶,厌恶正法”,“西藏之圣教遂灭。”

11世纪,佛教以喇嘛教形式在西藏复兴。当时西藏封建农奴主分裂割据,喇嘛教也是流派林立,各自标榜,大则有噶举(白教)、萨迦(花教)、宁玛(红教)、本波(黑教)之分,小则在各派之下又各有分支,仅噶举派内就有四派八支之别。至明朝中后期,新兴的格鲁派后来居上,一举统一整个西藏,成为藏传佛教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