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是世界文化中的奇葩，对世界文化的成熟与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大量外来文化进入华夏大地，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中国文化起着十分显著的主导作用。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世界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古代社会的文明中心。它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一 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成就与传播
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主要反映在思想精神领域，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则显得苍白无力。其实不然，中华民族的先辈们，不仅在神州大地上创造出了璀璨的精神文化，而且还培育出了超越于那个时代、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文化，为人类物质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天文学
在古代社会，中国是世界上观测天文现象最精确的国家，也是保存天象记录最丰富的国家。现在世界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前28年5月10日。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欧洲记录太阳黑子最早的一次是公元807年，比世界公认的中国记录晚800多年。据统计，从西汉直至明代的1600余年间，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多达百余次，而且完全凭肉眼观测所得。
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九年(前1034)，“有星孛于紫微”。这是对彗星的最早记录。《左氏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前613)七月，“有星孛于北斗”。这颗“孛于北斗”之星就是哈雷彗星。这是世界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欧洲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公元前11年，最早记录哈雷彗星是在公元66年，分别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和670多年。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的平均周期为76年，而从春秋至清代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书中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共有31次，几乎没有漏载过。
世界有关陨石的最早记载也是出于古代中国人之手。《竹书纪年》载：“夏帝癸十五年(前1599)，夜中陨石如雨。”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陨星落地后坠入地底很深处，“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不但如此，他还认识到陨星的主要成份是铁。直到1803年以后，欧洲人才认识到陨石是流星体坠到地面的残余物。
中国人还最早记载了日蚀(或日食)。《尚书·胤征》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荒酒失职，没有预测出当年发生的日食，受到夏王的征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已发现的殷商甲骨文中有5次日食记录。《春秋》一书中有37次，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公元前720年2月22日的日全食，比希腊塞利斯记录的日食早135年。伏尔泰曾高度评价中国人说：“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录下日蚀和月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科学家在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的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此外，战国时魏人石申绘制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星象图，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还探讨了日蚀形成的原因，唐代僧一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子午线长度的测定等等。
正是由于天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才使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先进的历法，并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发明了最早的指南针——司南，由此将天文知识成功地运用于航海。
与其它文化成就一样，中国天文学成就外传的基本渠道是：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向南传播到越南和印度等国，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波斯、阿拉伯，然后扩散到欧洲。
(二)数学
古代中国在数学方面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首推十进位值制。史载：“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尚书》中每见“亿兆”、“兆民”(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之文，商代甲骨文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13个数字记数，足见中国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使用了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与现行的阿拉伯数字，除符号不同外，别无二致。而欧洲使用笨拙的罗马累计法，一直延续到12世纪。古巴比伦人和中美洲的玛雅人虽然采用位值制，但巴比伦是六十进位，玛雅人是二十进位。印度到公元6世纪末才开始使用十进位值制，而且很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李约瑟指出：“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
成书于公元前后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目前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数学著作。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数学领域里的最高成就。《周髀算经》中有关于勾股定理的详细记载、图解及论证，我们称为商高律则，而欧洲人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传说该定理为殷人商高所发现，至少不比希腊人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晚。《九章算术》将246个实际问题分列于九个数学分章之下，加以解答，类似今天的《数学题解》之类的书籍。该书在人类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正负数的发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数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富盛名的数学家要数刘徽、祖冲之。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第一次提出了极限思想，并创造使用割圆术，由圆内接正192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6，指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其周长就愈逼近圆周长。祖冲之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确定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直到1000多年以后，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法国数学家维也特才打破了祖氏纪录。
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时期达到繁荣的顶点，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秦九韶、李治、杨辉和朱世杰成就最为突出，被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在国际数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其中，秦九韶在其闻名于世的巨著《数学九章》中创造的“大衍求一术”，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已确实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中国数学最早外传到朝鲜和日本。早在6世纪时，个别佛教僧侣就把中国算术原文从朝鲜带到日本。在朝鲜三国时代(57-668)，有关田地、农作、租税等计算法，据信都是来自《九章算术》。日本古代学校所用数学教科书为《孙子》、《九章》、《周髀》等。中国数学对印度等国也有影响。有学者认为印度的几何学“来自希腊和中国”。例如印度数学家巴斯卡拉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和中国数学家赵君卿的证法完全一致。苏联学者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数学和希腊、罗马、印度、中亚细亚和中世(欧洲)的关系还很少研究。但是这种关系是存在着的：不少国家的数学手稿上，算题的数据恰恰与中国的原著相同。”
(三)医药学
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腹内寄生虫(称为蛊)、蛀齿(称为龋，即牙虫病)等疾病的记载，并有了根据病症表面所在部位，对病症进行分类的观念。在战国后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成书的《黄帝内经》，是当时的“医生”根据各自的诊治经验，集体编撰而成的重要医学典籍。该书共记述了44类311种病候。汉代的《神龙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书中收录了各类药物364种，对每种药物的主治疾病、性味、产地和采集都有详细记述。公元659年，由唐朝政府组织苏敬等人修成并颁行的《新修本草》，载药9类844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方最早的药典——1494年成书的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早835年。东汉时期，被人们誉为“医圣”的张仲景编撰了《伤寒杂病论》。该书讲究理、法、方、药相契合。理就是辨病理论，法即治疗方法，方即配方、药方，药就是实施治疗。它为中医临床辨症施治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巢元方编撰的《诸病起源论》和“药王”孙思邈编撰的《千金药方》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的重要医学著作，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中国古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是明代李时珍于1578年完成的不朽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190万字，共收录药物1892种、插图1162幅、医方11096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的药物学成就，涉及动植物、矿物、化学、地质、农学、天文、地理等许多科学领域，不仅对中国医药学和自然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647年，《本草纲目》第一次被译成拉丁文，后来又被译成英、日、德、俄等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其中英译本就有10余种，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达尔文高度评价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另外，中医诊疗方法之精髓的针灸疗法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广泛使用。在唐代，中国的医药学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传入日本的医药学著作达1309卷。日本政府还规定，医学专业学生必须研读中国医学典籍《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等。宋朝曾两次向朝鲜赠送医书《太平圣惠方》，并派遣医官带去药物百种。这一时期，中国的朱砂、牛黄等60多种药物也大量运往欧洲。元代，中国针灸医生曾奉命赴越南治病。中国针灸疗法和姜茶、大黄等多种药材还传往阿拉伯国家。由于中国医药学的世界性影响，波斯医生专门著书介绍中国医药学。
(四)重大技术发明
古代的中国出现了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重大技术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1.造纸术
早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前数百年，中国已经发明了造纸术。中国纸的制造最初由蚕丝衍化而来。《说文》就称：“纸，丝也。从系氏声。”可见，早期的纸用丝絮黏成。1957年，西安灞桥出土了西汉初期的麻纸，成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在此前后，新疆罗布淖尔、陕西扶风、甘肃居延、敦煌马圈湾、天水放马滩等地也都有西汉麻纸的发现。这些考古发现确凿表明，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发明了造纸术。
公元105年，蔡伦把以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蔡侯纸”。“蔡侯纸”的出现，是人类用纸张取代竹、帛的关键性转折。隋唐五代时期，造纸用料进一步发展，除麻纸、植皮纸、桑皮纸、藤纸外，还出现了檀皮纸、瑞香皮纸、稻麦杆纸和新式的竹纸。
中国的造纸技术先传到了朝鲜和越南。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逐渐传往朝鲜、日本，以后又经阿拉伯、埃及，传到欧洲的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地。据《日本书纪》记载，610年高句丽僧人昙徵将造纸术带入日本，8世纪中叶又从中亚传到阿拉伯。公元750年，大唐帝国与波斯帝国(中国史称大食)在怛罗斯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生战争。此次战争，大唐军队战败，大批中国兵士被俘。更有影响的是，它引起了古代世界科学技术的一次重要交流。由于被俘士兵中有不少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工匠，致使中国的造纸和纺织技术传入了中亚、西亚各国。阿拉伯人在撒马尔汗等地建立起了第一批造纸工场。8世纪初，巴格达建立了造纸厂，据说还招有中国造纸工人。此后，在大马士革也出现了发达的造纸业，纸品远销欧洲各地，造纸术随之传入欧洲。从公元751年起，阿拉伯人垄断欧洲纸市场达400多年。欧洲的第一次造纸记录是在公元1150年。这一年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在那里开设造纸场。直到1212年以后，造纸工场才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造纸术的传入，结束了欧洲落后的羊皮纸时代，加快了人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进程。1690年，中国的造纸术传到美洲。
纸的发明与传播，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欧洲，它大大缩短了欧洲近代化的过程和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史学家威尔森斯认为：“没有从中国传入的纸，也不会有文艺复兴。”“纸对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2.印刷术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两晋时期，人们借鉴古代印玺和石刻的经验发明了墨拓技术。隋代，在墨拓的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印刷术——雕版印刷。8世纪前后，雕板印刷已在中国普遍采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印刷的《金刚经》，雕刻精美，图文浑朴凝重，墨色浓厚匀称，清晰显明，表明当时的雕印技术已经达到高度纯熟的程度。这件珍品一直保存至今，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1423年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比我国晚了近600年。到宋代，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此印刷事业飞速发展。至19世纪末，中国印刷的书籍超过了世界其它地区印书的总和。我国雕板印刷术在8世纪至10世纪之间传到朝鲜。公元13世纪，伊朗已经掌握了中国的雕板印刷术，并用此来印刷纸币。在14世纪前后，欧洲出现雕板印刷品，其原料和制作方法与中国类似。
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平民毕昇在雕版印刷业已普及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活字印刷方法已具备现代印刷的基本过程——铸字、排版、印刷，比15世纪中叶德国人谷登堡制造的铅活字印刷工艺要早400年。继泥制活字后，中国人又相继发明了磁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方法。印刷术的发明和传布，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1585年，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公元1456年，德国约翰内斯古滕堡以铅活字印制成《圣经》，是欧洲人用活字印刷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比毕昇晚了400多年。与纸一样，印刷术的传入在欧洲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希腊古典文化的传播，对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火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