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他真的不再Available了，可能我真的太一相情愿了，可能我们没有缘分吧。可是喜欢一个人一定需要拥有他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既然忘不掉，那就让他留在回忆里，成为一个故事，默默地祝福他就好，毕竟这种幻想的美好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能带给我的，还有短信中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Baby”给我带来的悸动，电话那头曾经传过来的他轻轻演唱的《只想一生跟你走》。不再去揣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再去想他说那些做那些事情时候的出发点。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在大家眼里，我还算是个乐天派，或者被称之为“傻”吧。自己对于不开心的事情总是有意无意地就记不得了，所以每个人每件事最后留在我印象里面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就像猪八戒都被诠释为“春光灿烂”一样。很快就到了“六·五世界环境日”，尚世集团作为汽车节能业的领军人物也和我们非政府机构一起被邀请参加了这天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论坛，我便又与韩瑜有了叙旧的机会。周林没有出现在会场，他的上司却来了，方思贤，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我们到场的时候，他正在放在膝头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完全看不见长什么样，只能看到理了个短短的寸头和笔记本的牌子。
那次会上也瞥见过几眼，交换过名片却也未能交谈过。其实很多开会也就是这样，大家都显得很热情、很敬仰地去互相交换一下名片，同时脸上的笑容都像海绵里再也盛不下的水快要流出来一样，可是过后可能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机构，甚至连是否见过面都不记得了。韩瑜和决定其前途的方亲切地打着招呼，我在他抬起头的时候顺便“你好”了一下，可是没想到他却误认为我是韩瑜新认识的小同事，直到韩瑜“严肃”地纠正了他的严重错误，韩瑜就是有这个本事，不管怎么样说话，都能让听的人觉得很舒服，即使是纠正上司的错误，也让上司乐呵呵的。那时的我真是被人浇了一头凉水，真想跑到主席台拿过话筒高唱“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小小小草”，那也难怪周林那天没有注意我了，唉。心里不禁安慰自己“平凡可以，但是我并不平庸”。校园生活的好处就是同寝四人从不间断地互相打击，互相锤炼，直到阿Q精神都深深镌刻在心中。“精神胜利法”着实让我平静了一下。虽然甚为心寒，但是也得表现出北大人的宽广心胸与热情好客。于是，我还是提议晚上在学校周边的餐馆三人共进晚餐。饱餐之后我们去了后海的Blue Lotus散步喝酒聊天。
方，一个有很多故事而且很善于讲故事的上海老男人（我们80后的可能都习惯称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为老男人），每每拿出他的Phone找出图片作为他Presentation的背景。平时挺多话的我那天很安静，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故事实在很动听，还是因为坐在对面的他让我更多地想起了那天没有出现的周。顺着透明瓶子里跳跃出的蜡烛的微微的光，我静静地看着他，偶尔点缀性地插入了自己的一点评价和笑声，做了一回好听众。饮酒归来，我和韩瑜回到了她住的酒店，看着她那么晚还要工作，我便忍不住跑过去给她做了个局部Massage。“嗯……很不错的呀！”“那当然啦！”我也没谦虚，领悟能力不错的我在被美容院的人按过来按过去几次之后便深悟其道。“晓晓啊，你真是火中送炭，雪上加霜啊！”“嗯！”我刚在津津有味地品尝赞许和感谢，就觉得有点不对。“错了错了哈哈，瞧我混乱的。”经过点拨，我才发现了错误，然后两个人一起乐了起来。我洗完澡躺在床上，浴室里水流还在哗哗作响。
夜深人静的夜晚我多么想给某人发条短信，告诉他希望今天见到的是他呀，就在挣扎犹豫之际，手机响了，是方的短信：“Thank you for the good time！ Keep in touch.”这条短信真的像一根救命稻草，我终于没有时间去想着给周林发短信了，怎么说回想起过去那段过于主动的不够矜持的表现还是会让我觉得脸红，虽然说我们这个年代的女孩子已经被提倡主动积极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虽然说“大叔，恋爱吗”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用语，但是如果回应很消极还是会让人觉得尴尬。方思贤这样的人还是挺值得一交的朋友，幽默、绅士，当然看起来也很下饭。于是我很快地回复：“Me too！I really had a good time.”英语就是这样，总能特别轻易地就让人感觉到别人的感恩情绪，看上去特别美。不过回过来说，这个夜晚的确还不错，只是缺少了一个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发了好多短信，直到再也坚持不住，沉沉睡去了。第二天的会议依旧只有半天，会后我们便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聚散离合，人来人往，总是来匆匆去也匆匆，这个最好就不要匆匆了，留点回忆比较好。可是联系不会断，因为有手机，因为有网络，前提只有一个--你想找到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的日子里会跟一个一样喜欢音乐、同样乐观积极的方互传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发送着自己偶尔的心情。不过做这些的时候我始终都提醒着自己对方是一个已婚人士，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但是不希望引起任何人的什么误会，所以总是很小心地把握着分寸。上半年的节日真是多，没过几天就是端午了。端午小长假之后，领导临时交代了一个出差上海的任务。虽然只要去三天，可是我很快通知了上海的各路好友，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还有韩瑜，当然还有方，因为他总在强调着“If you happen to be Shanghai, please let me know.”而我也一直把他当做一个谈得来的大哥哥，所以便把他也放到了短信群发的行列里。在飞机上的时候，我看着自己带的材料准备着下飞机之后的会谈事宜，其实也就是为了更好地Kill time。
可是看着看着，脑中就总是间歇性地冒出一个问题：“我该不该见他？”如果飞机不降落，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永远得不到答案。这次的出差任务不是特别繁忙，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可以自己安排，第一、二天分别和年少时的死党们分别聚了一下，聊聊阔别许久之后的变化以及对于对方的思念，出差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是让我觉得出差有所值的最重要的一点，毕竟要自己掏来回路费看同学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到一个城市，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叙旧，否则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那些熟悉的笑容。聚到很晚，我打车回了酒店。作为一个“特困生”，我真应该倒头就睡，可是心里总有那么一些隐隐的东西，再加上洗澡以后人又变得清醒了，所以我就不再委屈那张可怜的床任我翻来覆去的折磨，而是开始折磨人了。拨通了死党谈小雅的电话，知道她永远都不会早睡，所以为了解救正在被她蹂躏的电脑，我准备牺牲一下长途话费。“喂，女人，没睡吧？”其实我知道她肯定没睡呢，一边说一边带着狡猾的笑容。“怎么了？去了上海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居然还能想起同性。”我们总爱互相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