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笑话本身或民俗学的的立场来看，《笑林广记》都是本值得细阅的书；在中国众多笑话书中，它的地位也非常重要。这次重新印行，我们愿对这本书及我们的工作，略作说明：
一、俳优与笑话
传统的书籍分类法，将“笑话”划归为小说的一种。但，中国人对小说的观念，一向较为含混。《汉书》《艺文志》里，只大略地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语。对笑话而言，这种定义是不够的。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廿八中，曾将这些内容庞杂的小说综合为六类，其中有一类是志怪。所谓志怪就是记载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或经验。《庄子·逍遥记》说：“齐谐，志怪者也。”齐谐这本书，既然是庄子以前的作品，则中国志怪小说的来源当然更早。书名叫《齐谐》，大概是写些燕齐一带滑稽有趣的事吧，可惜这书已失传了。宋人东无疑虽然也补写了一册《齐谐记》，但纯粹是些怪事的记，与笑话无关。倒是比东阳无疑稍早的邯郸淳，写了三卷《笑林》，是中国第一本笑话书。邯郸淳，又名竺，字子叔，东汉颖川人。《笑林》一书，亡佚已久，仅存遗文二三十则，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广记》等书中。调侃戏谵，为中国一切笑话文学的开山之作。例如：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这是大家耳热能详的笑话，也是宋明以来，许多笑话书的典范。执竿者固然愚态可掬，自以为是的老人，尤笨得无以复加。但我们注意，那个笨老者在提出他那套令人发噱的办法时，说话的语态和自负多闻却正愚不可及的神味，造成了中国笑话文学中独特的一种《冷隽》的笔法。利用对比与反衬，烘托出一个惹人发笑的场面：文字表面很温和，不愠不火，却是运笔如刀、深刻万分。正因《笑林》文学简洁，述精彩，诽谐而不伤温厚，所以在当时即有许多仿作相继问世。如杨松珍的《解颐》、侯白的《启颜录》等，都很著名。《启颜录》十卷，内容丰富，但事较浅浮，也较喜欢用鄙俚言语谑人。诽谐太过，有时不切免流于轻薄。中国笑话书中，有很大一部份猥亵或尖刻的毛病，是承继这个传统而来的。
《启颜录）之后，唐何自然的《笑林》、宋吕居仁的《轩渠录》、沈征的《谐史》、周文玻的《开颜录》、天和于的《善谑集》等书，都很著名。其中仁兴书堂汇刻的《笑苑千金》三卷和《笑海丛珠》三卷，都能说明除了文人的努力之外，书商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明清以来，因为笑话书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雅俗共赏，书商除了翻刻增印之外，也有许多拼凑割裂，以应付市场需求的刊本出现。俗字、别字、错字、夺文、衍文甚多，造成后人阅读
的障碍。但就整体来说，对笑话的推广与延续，书商的地位极为重要。我们可以想象：当读者在茶边灯下，蜷缩著翻动一页页笑话书时，那份喜悦与畅快，是可以清除对这些俗文误字的不满的。《笑海丛珠》的扉页上，有仁兴堂的说明，大致可以代表一些笑话书的意义及这类书籍印行的原因与目的。
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优旃、方朔、东坡、佛印之徒，莫不以此游戏人间。则亦人生乐事也。书市旧有《笑林》，陈腐鄙里，使人听厌。本堂重新收拾江湖新奇名话，重新刻梓，流布四方。虽木石心肠，听之亦当莞尔①。事实上，每一本新的笑话书问世，都是听厌了旧材料，重新收集江湖新奇名话而加以改编的。所以每书重复雷同的情形十分严重，有许多笑话竟因此而不能确知原出于某书。——当然，对读者而言，源出于某书并不重要，他们所专注而关切的，只是笑话本身。和《笑海丛珠》上所提到的那些人物（东坡、佛印、东方朔等）一样，人们在笑话的谐谑中，获得了许多生活的闲趣与智慧。
以上这些说明，是就《笑话书》的起源与演变而说的。若论起中国的笑话，当然不仅限于此。笑，是人类这种无毛直立脊椎动物的特征之一，所以它的来源也和人类一样古老。笑话的前身是人们彼此间“开开玩笑”，《论语》里孔老夫子所谓“前言戏之耳”即是此类。当人们自觉地运用这些有趣的事情做为谈话的材料时，笑话即已成型。《韩非子》《孟子》等书所记载的一些宋人故事，嘲笑的意味很重，也带着不少讽劝，成为中国笑话的典型。只不过没有辑录成专书而已。为什么中国笑话起源很早，却一直要到汉末才有这方面的专书出现呢?要考察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溯源于古代的“优人”。
据《列女传》所说，夏桀时已有优人了，这种记载可不可信，我们不管，目前确实可考的优人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优施、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优人善长歌舞与调谑，因为他们都是些侏儒，所以动作滑稽，言辞灵活。相传有名的晏婴也是个优人，但已不可考证了。这些优伶，本都是王公巨室所豢养的一批开心果，遇到节日庆典，就找他们出来歌舞调谑一番，供人哈哈一笑。但优人虽是贱业，却有个很可贵的传统与职业道德。那就是他们的讽刺或戏谑，往往在笑话本身之外，涵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大部分是讥讽时事、劝谏帝王，少部分是讲示人生道理。他们有机智，也有胆识，往往对国家政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例如秦始皇要造广大的园囿，不准群臣反对，扬言谁敢反对就杀谁。一些文武大臣无不惊栗。只有优旃十分高兴地拍手迎合秦始皇，并且建议园子愈大愈好，如果造好了，希望能多养些鹿。秦始皇当然很高兴，连忙问他养鹿干什么?优旃说，以后六国军队来攻，可以派鹿用角触杀他们。秦始皇这才默默地打消原来的念头。因为很明显的，国家要富强、要抵抗外侮、要发展拓植，须要人力与物力，如果开辟广大的园囿供帝王个人赏乐打猎，对人力财力的损失多么严重！优人惯用以退为进、正言若反的方式，达到劝谏的效果。
汉朝的东方朔也是个很著名的例子：汉武帝想遣散他的奶妈出宫、回家啃老米饭，乳娘不愿意，只好去求东方朔。东方朔告诉她，明天去向皇帝辞行时，要不断回过头来看皇帝。第二天老奶娘向皇帝告辞，退出大殿时，照着东方朔的嘱咐，频频回头看汉武帝，武帝正觉得奇怪时，东方朔却大喝：“你这蠢老太婆!还不快走!你以为皇帝还记得你从前抱着他喂奶的事吗?”——聪明的读者，您应该可以想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了。东方朔与优旃，是许许多多优人中的一份子，只因他们的故事，被后代笑话书用得很多，《笑海丛珠》也明白地列出了他们的名字，所以我才提出讨论。其实这些精采的故事，不胜枚举，元人王晔，曾收集这些优人著名的谑谏，著成《优谏录》一书，可惜原书今已亡佚。王国维另外辑成了《优语录》一书，仅仅唐宋两朝，就有五十条之多，其中有许多都被明清笑话书收录为笑话了。洪迈《夷坚志》说：俳优侏儒，周技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谏时政。这种特质，影响了我国滑稽文学很深，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滑稽与笑话，自始就是在供人赏乐之外，别有寓意。从来也不曾脱离这个传统而发展。
那么，俳优和笑话书籍的兴起又有什么关系呢?优人戏谑与一般人的笑话不同处，在于他们通常都与歌舞配合演出。《NF8B6粱传》：“颊谷之会，齐人使优拖舞于鲁君之幕下。”《魏书·裴注》也载司马师废帝奏说：“使小优郭怀袁信于广望观下，作辽东妖妇（状），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依据这些记载，优人的谑诽表演虽已不能知其详情，但其配合歌舞则是可以确定的。他们的表演虽配合着歌舞动作，但其基本形态，仍是以言辞的戏谴为主，与纯以歌舞为主的巫人不同。正因为他们是当时制造笑话和一般人民听取笑话的来源，所以优人的存在，代替了文学与书籍的传播。中国在秦汉时，有笑话而满有笑话书籍的编辑，这无宁是个重要且基本的原因。
然而，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说的：“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歌舞戏谑和演播故事，截然不同（虽然后者是由前者直接演变而来），前者仍是笑话或小说的品类；后者则属于戏剧的范畴。综合歌舞以演播故事，汉代的参军戏即是此类。《乐府杂录》：“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从参军戏开始，优人又替中国的戏剧开拓新路了。参军戏，直到唐宋还很盛行，有许多笑话书采用了戏里的对白，即成为精采的笑话，可见它虽然形态已改，但和笑话的血缘关系还是很密切的。然而正因俳优在后汉时将谐谑转成戏剧，以往利用俳优以口语簿达的人，遂也一转而须藉文字的记载来传播，笑话书——如《笑林》之类——孕育而生。
当然，戏剧和笑话，既都与优人关系密切，中国传统戏剧中也必有专以调谐为主的戏。又因为“参军戏”原是谐谑和歌舞故事的混合体，所以日后戏剧的发展也各伸展其一面，成为两种系统，一是滑稽戏，以言语为主，讽讥时事或谐谑；一是歌舞戏，以歌舞为主，扮演故事。唐、五代与宋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滑稽戏实质上已与笑话无异了。例如郑文宝《江南余载》卷上：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观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旁一人问：“谁?”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观，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②这则笑话在《笑林广记》中也曾记载着，只不过省略了人名罢了。我们可以猜想伶人针对这个主题（贪官）应如何讽刺，一定构思甚很久，才会有如此新奇的讥嘲，可令这位贪官在皇帝座前战悸难安了。伶人不但讥刺贪官，也讽劝皇帝，刘续《霏雪录》。
宋高宗时，瓮人煮馄饨不熟，下大理寺（相于现在的法务部）。优人扮两士人、相貌各异。问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日丙子生。优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问故。优人曰：“铗子饼子皆生，与馄饨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瓮人。仅因馄饨没煮熟就要坐牢，可真是“天威不可测”了。但优人们却不惧皇帝老爷的威风，有了过失，还是照样讽刺你。
又《唐史》卷二五三“僖宗本纪”：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昔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跟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于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肤若应击毯进士举，须考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郧，恐陛下不免驳放!”是一则十分典型的例子。可惜措辞太严峻了，所以后代无法转化成笑话。其他许多事例则多半成为笑话中极好的材料，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一：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并库。寿皇从之。方且讲究未定。御前有饷，杂剧。伶人妆一卖故者，持裤一腰，只有一只裤口。买者得之，问如何著之?卖者曰：“两脚并做一裤口。”买者曰：“裤（库昔）却并了，只恐行不得。”寿皇即寝此议③。多么新颖有趣而不着痕迹的劝阻呀，这一则故事在后代笑话书里又变成了夫妇吝啬讥嘲，也是很传神的。像这类典型的滑稽戏，见于各家笔记中甚多，不一一摘录，但它确实是中国笑话里头一项很珍贵的资产。正因为中国笑载话和优人的谐谑及滑稽戏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日本人清水荣吉在《笑苑千金》编后记里便说：“从中国笑话对话形成和内容来研究，似乎以称呼为滑稽故事比较适切些。”为了说明笑话和滑稽戏的关系，我们愿拿出宋金时代杂剧院本中称为“杂砌”的滑稽戏来证明。“笑苑千金”又称“新编古今砌话笑苑千金”，而《笑海丛珠》也题名作《集南北诨砌笑海丛珠》。关于砌话或诨砌，据李啸仓说：“诨有暴露与讽刺的意味；砌只是单纯的滑稽”。另外，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载，金元院本名目中，共分十二类，其中一类就是“诸杂砌”，这一类的院本，多达三十帙。可见滑稽戏和笑话之间，确实是有一层血缘的关系了④。
二、笑话书的编纂
在五四的反传统浪潮里，鲁迅为他的《苦茶庵笑话选》作序时，因为对笑话这种源流的考察不够缜密，所以才写下了“查笑话古已有之，后来不知怎地，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不复见著录，意者其在道学与八股兴起之时乎!”。笑话受宋金滑稽数的影响已如上述，如果士大夫知识分子都看不起这些调谐，会将它录为文字记载吗?如果士大夫帝王君臣都不在意它，它的讥讽会有效吗?它还有存在的意义吗?退一万步说，写《轩渠录》的吕居仁，不就是著名的学者兼道学家吗?把文化遗产强分为平民大众和士大夫贵族的论调，是毫无意义的。笑话中固然有许多口白俗语，但除了知识分子，平民会将它编成书吗?何况，笑话会有什么疆界呢?如果连笑话都有阶级欣赏的疆界，那还叫做什么笑话?别忘了，笑话所描述的对象是人性，平民有人性，士大夫就不是人吗?坦白说：真能体会笑话的是知识分子，真正为笑话出力的也是知识分子。平民、劳苦大众，喔，如果真有这么个奇怪的阶级存在，那么，他们就是不劳而获的听众。用他们混沌而企盼的眼神，谛听着知识分子向他们吐露一些人生世相的滑稽、喜悦和智慧。
这类知识分子普遍存地存在于每一个朝代，冯梦龙是其中较杰出（或著名）的一位了。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又字子犹。因为他念书处称为墨憨斋，所以又自称墨憨子。一生对民间艺术的提倡与传播不遗余力。他曾刊布民间情歌集《冯生挂枝曲》，又重订明人传奇为《墨憨斋定本传奇十种》，增补《三遂平妖传》，劝沈德符刊行《金瓶梅》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三册白话小说选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界的瑰宝。朱彝尊在《明诗综》卷七十一中评论他说：“善为启颜之辞，间入打油之调。”像这样一个喜欢戏谑开玩笑的民俗学者，在一些小说歌曲之外，如果没有对笑话也进行过一番努力的话，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果然，《笑府》十三卷便在他的手中问世了。《笑府》原本十三卷。题墨憨斋主人撰。冯梦龙原编有《古今谈概》，集史书传记中笑话之大成。至清初被人删改为《古今笑》或《古笑史》。惟有《笑府》并不以史书为依据，纯系创作或搜录旧有笑话而重编。《笑府》就是《笑林广记》的原本，因为《笑林广记》已问世，《笑府》也随之湮灭不传。今传者惟有日本风来山人选译的本子。风来山人是日本十八世纪的天才作家，删译选刻的仅有二卷，比起原书是少得多了。书前有序文说：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继耶?夫亦话之而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