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对思想开明的郭嵩焘事事看不惯，因而经常写信告郭嵩焘的状，说郭“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
郭嵩焘也写信回来告状，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李鸿章便将刘锡鸿撤了回来，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十分怨恨，上疏朝廷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政府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所以对他的上疏不予理会。刘锡鸿更加气愤难平，经常出言不逊，搞得亲友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设宴请客，竟没有一个人去赴宴，不久便抑郁而死。而陈兰彬后来果真官至三品，但他为人不肯随俗浮沉，终究没有大的建树。
曾国藩对部下的评价都十分准确。朝廷用他推荐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员的。他们遍布全国，人数众多，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举荐。
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称李、沈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这些评价在后来都得到了应验。
曾国藩在谈到用人时曾经说，要广收、慎用。的确，对于人才的使用，曾国藩是很谨慎的。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曾国藩十分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曾国藩认为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的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感觉了解得很深，确有把握的时候，他再根据实际情况，保以官职，委以责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
鲍超是湘军名将，身材短小精悍，胆略过人，在湘军中与多隆阿齐名，军中呼为“多龙鲍虎”。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后来由乡人李申甫推荐给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只交给鲍超两营人马。鲍超嫌少，对李申甫说：“过去润帅（指胡林翼）待我推心置腹，比起对待其他将佐来都要另眼相看。兵若干，饷若干，凡我请示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不准的。我有战功，润帅就马上赏赐；我有疾病，润帅就马上送来医药。我没有衣甲，润帅解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我缺鞍马，润帅将自己的马给我骑。因此我对他十分感激，愿意为他效力。现在曾大帅这里，比不上润帅待人诚恳，而且就给我两营的兵力，哪里够我使用呢？请您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就说我仍愿意归润帅节制。”
李申甫好言相劝，并将鲍超的不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说：“鲍超尚无尺寸之功，怎么能现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两营，待稍见成效，十倍于此的兵力，我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李申甫再三为鲍超求情，曾国藩才勉强给加了一营。李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帅待人，未必不如胡润公。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鲍超于是默然而退。
第二天，曾国藩请鲍超吃饭，并请他坐了上座。曾国藩喜欢吃猪肚，宴客时肯定有这道菜，其余的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席间，鲍超屡屡说给自己的兵太少。曾国藩却说：“今天我们喝个痛快，不要谈论兵事。”便举起酒杯劝酒。于是，鲍超再也没有机会发牢骚。退下之后，鲍超对李申甫说：“润帅请我吃饭，向来都是十分丰盛。这并非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表示礼重。今天却以猪肚下酒，这哪里是养贤之礼？曾帅跟我说话，又不让我说完。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怎么能忍耐这种生活？请先生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我愿意仍归润帅节制！”
李申甫好言相劝，鲍超仍然郁郁不平。不久太平军大举进攻清廷。
曾国藩派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归。曾国藩立即给他加了数营的兵力。鲍超这才不再说离去的事，曾国藩也开始倚重他。
由于曾国藩特别重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特点也总是了如指掌。这就为他用人一般不出问题提供了保证。
忠义血性，与之共谋
曾氏名言
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
译文：带兵的人，应该是充满血性的男子。有忠义之气，并且心思缜密的人，可以与共事。
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认为是否具有忠义血性是识别人才高低的前提。在选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太强，第四要能吃苦。曾国藩又强调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没有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可见曾国藩对忠义血性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将忠义血性作为选用人才的前提。其强调的忠义血性，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与责任心。曾国藩是文人出身，带兵打仗的事情，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所面临的处境又是十分险恶的。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是封建社会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败。
缺兵缺饷都不值得担忧，唯独让人担忧的是，举目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之事而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之事却唯恐落后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来号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挽救封建王朝、封建礼教的“事业”之中。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还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他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是一个血性忠义的人。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
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靠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两次义举，也使得江忠源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在实际用人时，不管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对于具有书生之“血诚”者都是特别重视的。他评价江忠源是一个“血性男子”，“死生患难，都可以依仗”；评价王鑫是一个“忠勇男子”，“血腥耿耿”；评价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有当地的反动士绅据城顽抗。常州城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天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等六人，请求朝廷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事实上，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儿”而收为部下的。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尽管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对于人的极其重要性，因而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只有立场坚定，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动，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
量才施用，扬长避短
曾氏名言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应用其长。
译文：尺有它所短的地方，寸也有它所长的地方。用人也应该用他的长处。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发现其特长。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利用价值。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己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
曾国藩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发现和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
“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适合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们的短处。
为了使人才的才华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曾国藩十分重视下属与幕僚的工作安排。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位置，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转运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
总之，务必使人人能尽其用、尽其才。例如鲍超勇猛善战，是将才但不是帅才，因而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让他独当一面，以免出问题。
由于曾国藩的量才使用，成就了很多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为了当时着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了着名的经学家，左宗棠在后来平定新疆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曾国藩虽然善于用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在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中，除郭嵩焘、刘蓉外，资历最老的就数李元度了。尤其是在曾国藩几次遭受打击后，只有李元度始终不渝，与曾国藩同甘共苦。李元度的这种支持和忠诚，对于长期处于逆境中的曾国藩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而曾国藩经常在书信中对李元度说一些感激的话。
李元度才华横溢，学识广博，下笔千言。对于他所着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的评价是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写出的巨着，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李元度还擅长吟诗作对，有“神对李”之称。虽然他有如此的才华，但是他却不善于带兵。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是一位忠诚仁义的君子，是可以十分依赖的部下，所以尽管李元度打仗不行，曾国藩仍然对他十分袒护。
咸丰十年的时候，曾国藩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安排：让李元度守徽州。对于李元度的缺点，曾国藩很清楚，所以他一再叮嘱李元度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他只要不出城应战，就肯定能守住五天；只要守住了五天，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急于立功的李元度却主动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当曾国藩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让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的援军立即找太平军交战。太平军针对李元度急于求胜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李元度于是更加狂妄，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
太平军随即大举进攻徽州。李元度却仍不接受教训，轻率地开了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其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这就使曾国藩的大营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
曾国藩赶紧请了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
李元度败得这样惨，曾国藩不得不将他弹劾革职。事后曾国藩自己也十分后悔，认为是由于自己用人不当，才害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由此可见，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使其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也是对人才本人负责任的表现。
唯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间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
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天生我才必有用”，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必能百战百胜。
以诚待人，便可得人
曾氏名言
以诚恕招天下，则群伦应从。
译文：以真诚和宽恕的心态招纳人才，很多优秀的人才就会纷纷而来。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錱的湘勇，已经各有一定的势力。可是，最终却是曾国藩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此外还有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愿意聚到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贼外，就是因为曾国藩能够待人以“诚”、宽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曾国藩说：“我认为驾驭下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就会了解你的心意的。即使是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