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国强之强，以得人强”，他认为用人是万事之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识别和运用人才。曾国藩手下人才辈出，这为他成就丰功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都离不开曾国藩的用人智慧。曾国藩的重人、识人、取人、用人之法已成一体，高度体现了一代大师的颖悟和睿智。时至今日，曾国藩的用人智慧仍然具有非常高的借鉴意义！
不拘一格，广收人才
曾氏名言
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木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译文：权衡人才应不拘一格，考虑事情也不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不因一寸的朽蚀就扔掉一根巨木，不因贪图小鱼而放弃大鱼。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得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因此，曾国藩广揽人才，诸如李鸿章、左宗棠、薛福成、华蘅芳等皆出其门下。
他还兴幕府，纳英贤。他的幕府号称晚清第一幕府。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宾多达四百余人。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
在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很讲究出身、资历。而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主张“衡才不拘一格”，不宜“复以资地限之”。他打破资格限制，把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担当重任。他到处搜罗人才，只要看准了的人决不错过；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款待。
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亲信有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毛庐”的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位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在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他最初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任书记，后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他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经37岁了，仍是单身汉。
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然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其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的英杰。
曾国藩得知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赏，遂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效仿刘备“三顾毛庐”，亲往彭玉麟的住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仍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于是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是湖南善化人，祖父、父亲都有战功，父亲为游击官衔。他居住在湘江之滨，水性非常好。他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载福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到了1854年，湘军水师终于练成了。
曾国藩在1852年就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逐渐多起来。他不拘一格地重用了很多人才。他对容闳的重用就体现了他不拘一格的选人原则。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他极其痛恨清政府的腐朽，强烈地同情太平天国。容闳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19日拜会了洪仁，提出请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对此很感兴趣。但过了几天，他却婉拒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容闳便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他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
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都向曾国藩举荐过容闳。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36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曾国藩并没有怪罪他对洪仁提出的七项建议。相反，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时，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
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面对紊乱的纲纪、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吏治的败坏又在于人才的缺乏。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非常重视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将选拔、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
为了广泛网罗人才，曾国藩提倡互相引荐。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11人，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等人。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其军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就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
自古以来，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
《花花公子》杂志总裁海夫纳精明果断、擅长授权，并且非常善于博采众长。很多人认为海夫纳是幸运的，因为她继承了老海夫纳的事业。但是，事实上，1982年海夫纳接手的是一家困难重重的公司，每年亏损高达5000万美元；《花花公子》杂志也已经与时代脱节。
作为一名精明的管理者，海夫纳在刚接手《花花公子》杂志时，并不像一般人那样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才能，而是寻求了很多人才。
海夫纳说：“聪明的人才永远都不嫌多。”海夫纳设立了“总经理”一职，重用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财务主管。
那时，海夫纳对巴菲特的业绩早有耳闻。海夫纳知道巴菲特是一位投资奇才，擅长发掘有价值的特许权，然后进行长期开发，便提出在他到芝加哥、纽约或洛杉矶时，请他吃午餐。
没过多久，巴菲特就给海夫纳回信说，他很少去那些大都市，但如果海夫纳造访奥马哈，他倒很乐意碰面。还说新年期间他与自己的家人会到圣地亚哥的加州海滨去度假，顺便也欢迎海夫纳来访。于是，海夫纳刻意赶到加州，与他谈了一个下午，获益良多。后来，海夫纳又两度亲往奥马哈。谈话的结果就是巴菲特同意做海夫纳安排的财务主管角色。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但随着时世的发展变化或消失不见，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的可再生资源。对于领导者而言，拥有人才甚至比拥有核武器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曾氏名言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矣。
译文：我觉得才与德，两者不可偏废……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一样……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方法，都可以以此入手。
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两项有一项就已经不容易了，而要两者兼得就更难了。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
他曾经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品质纯朴的人中挑选人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深恶痛绝。
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以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尤其强调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国荃用人不要操之过急。
当时，亲戚朋友来曾氏营中求职的很多，曾国藩怕曾国荃滥收滥用，就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一看国家在位的都是贤良臣子就知道国运会兴盛。相反，若当官的都是一些办事拖拉的人，就说明朝廷有危机快改朝换代了。所以，既广求人才又要加以辨别和筛选，才是选择人才的正确方式。
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说：
“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但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相比起来，曾国藩更厌恶前者。他提倡所选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气又能吃苦，质地纯朴、行事踏实，没有官气也不打妄言。塔齐布就是这样一个人。
塔齐布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本是旗人。刚开始时，塔齐布只是个绿营守备一样的小官，后来升为参将，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操练湘军时，在军场上常见到他，且见他次次都特别早来到练兵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去惰容”。曾国藩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每次检阅步兵，都看见塔齐布身穿短衣、腿插短刀站在一旁等候检阅，身上透着一股浩然正气。
曾国藩观察后，觉得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曾国藩将塔齐布传入营中问话，交谈中对塔齐布的见解非常赏识。在后来的了解中，曾国藩发现他治理军队严格认真，并且能很好地团结士兵，因此更加佩服他。但是副将清德无才无能，非常嫉妒塔齐布的才勇，三番两次在提督面前讲他的坏话。提督听信谗言，经常没有理由地羞辱塔齐布。曾国藩听说后，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并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他在后来的湘潭大战、岳州、小城口和武昌等湘军恶战中屡建战功。被人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大战是湘军性命攸关的一次战役。战事结束，立下大功的塔齐布被提升为提督，原湖南提督被搁置。
塔齐布做了大元帅之后，并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仍然非常和蔼地对待兵卒，每到深夜，他便与兵卒谈论家事，说到伤心的地方，便失声痛哭。塔齐布严于治兵，并能与兵卒同甘共苦。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都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睡？”
命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
由于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非常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在泥潭里，迷失道路，被一个农民带回家中。次日，各军不见塔齐布回来，都纷纷哭泣起来，曾国藩更是悲痛不已。三更时，农民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等人立刻光脚出去迎接。他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但是，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异异常。
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塔齐布的品格，更表现出了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由此可知，曾国藩选用人才是非常注重德行的。他认为选的人应该要朴实、不浮华，能吃苦耐劳。他选人、用人的主要标准就是注重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性操守践履实处！
知人善任，用人为才
曾氏名言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
译文：做事情不外是用人，用人之前必须先了解人。
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是否正确。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很高，就连对手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漏洞。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儿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李鸿章认为他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便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想象的那么顺利。李鸿章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一定会召见自己。谁知他闲住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一点儿接见他的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与自己有同年之谊的陈鼐在曾国藩幕府中。陈鼐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与他又是同僚。于是，李鸿章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既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那曾国藩为什么要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要对他拒之千里呢？”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恐怕承载不了他这样的巨船，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试一试他，再做留与不留的决定。”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终于进了曾国藩的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纳李鸿章，而是他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将不利于他的成长。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的锐气和傲气消磨了大半，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在识人方面，曾国藩总是先通过与人谈话，听对方的陈述，然后给予他一个评语。后来有记载说他从来没有看错过人，甚至某个人能够发达到怎样的程度，都能通过谈话总结出来。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他推荐了陈兰彬、刘锡鸿两人。这两人颇有文才。曾国藩面见后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善终。陈生稳重一些，可官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