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忑忐心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并不多见。我非常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弟弟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戒，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因此，曾国藩才有这样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非常有启发的。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经常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从始至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度过了宦海的风波，防止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大不相同了。特别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
而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因此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倘若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不贪虚名，亦不居功
曾氏名言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译文：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下属或是朋友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下属或是朋友兴旺发达。
无权定难办事，权大易遭不测。曾国藩对此体会颇深。因此，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权大一定要让。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磨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
“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劳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
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积极入世，敢于进取
曾氏名言
挺身入局，勇于担当，才有成事愿望。
译文：挺身入局，敢于担当，才能成大事。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心中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起来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也许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存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感到充实的同时也神色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因此又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
“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贞不二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真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皇帝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罢了。
静观风云，洞察秋毫
曾氏名言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译文：先静静地观察，然后再思考，等到有了五六分把握了就去做。
中国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杀身之祸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
清朝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它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迷惑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
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清王朝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以保证汉族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
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他们内心对汉族官员总是有一种戒备、猜忌心理，是从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卖力甚大，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实权，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已将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势力壮大了，却也犯了清统治者的大忌。
在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之势力如日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
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
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当时，咸丰帝身边的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看来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灾难是很难避免的。
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曾国荃所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十二万人。除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沼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收复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三十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十二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