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
“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焚，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
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导致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为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
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出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问题恰恰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与不能、成功与失败有时相差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现实生活中，因困难而放弃者大有人在，过后多悔恨。想让自己不再品尝后悔的滋味，就要学会坚韧之道。也许会痛，但没有人不是在痛中学会坚强，获得成功的。
以身作则，严以律己
曾氏名言
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成风气。故为人伤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广也。
译文：自己的一举一动，说话或是沉默，别人都会加以仿效并成风气。所以作为父母官的人，一定要重视修身。这是因为仿效他的人很多，而且仿效他的速度很快。
一个领导他人的人首先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最好的收心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总在对他人的要求之上。
为人处事讲求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和苛责的领导者少之又少，曾国藩算是一个。
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
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甚是别扭。
没几天，曾国藩约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
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30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30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30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秦淮河畔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是曾国藩自认很难做到的。但他仍旧尽力而为，在选任用人上尽量做到宽容。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备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坷坎不平，身败名裂的不在少数，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
“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求原则，要求也很严格。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以一时的情绪做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
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妒忌，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还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做官的人，几乎没有不爱钱的。而曾国藩对钱就没有太多兴趣。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30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我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以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调理有方。曾国藩为人处事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因此，曾国藩不像历史上某些权臣，虽然权倾一时，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自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忆史思己，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学习观念。
拔出腐草，惩治贪官
曾氏名言
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万一。
译文：不拿严厉的刑法进行处置，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至极的社会风气。
“公生明，廉生威。”官员在处理政事时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秉公执法，查清实际情形，做出公正决断，做到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
清代的吏治腐朽败坏，就像野草一般，此消彼长，难以根除。曾国藩为了挽救清朝危亡的命运采取了三条基本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整治吏治。他计划将那些在困难面前一味退缩和敷衍的官僚“转移”，然后举贤纳士，建立新的精干有为的官吏队伍。
他任两江总督后，裁撤了原有的官吏，以优秀的后备人选顶替。任直隶总督时，因为直隶的风气比别处都坏，所以必须大力整顿才行。于是他开始清理积案，停止摊派，一系列的措施纷纷出台。他下定决心找到问题的源头，收到有效的成果。他知道整治吏治之举最忌讳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颠倒黑白、莽撞行事。这样会让好官寒心，让贪官偷笑。
所以，整顿吏治之前必须先要有洞察的步骤。
这里之所以称为“吏治”而非“官治”，是因为官与吏是不同的。
官是由中央授予职位，而吏是世代相传的。官是由科举考试获取的，吏是世袭的。除此之外，两者的分工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多有实权，后者多为形式上的职务。通常说来，官员的流动性强，到期就离职，功过都不会太多。而土生土长、在地方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吏，功过都会显而易见，属于易贪的人群，鱼肉一方，无所顾忌。
曾国藩清楚，吏治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好的，要治理还是要由上到下。于是，咸丰年间，他在洞悉了民情利弊之后，勇敢地上奏朝廷要求整治吏治。文中说：
“我奉命整顿直隶吏治，深知其中显贵多如牛毛，本事大的人更是屡见不鲜，怕是一不留神就会惹上大麻烦。但是种种贪污狡诈的行为也确实存在。不严办的话不能勉励和告诫文武百官，更无脸面对天下百姓。所以臣现在请旨将安徽庐江县候补知县革职，永不复用，并追缴脏款以此告诫同类中人。”
随后，曾国藩又考查官员的履历，好坏都了解一番，研讨再三，甚为重视。他认为自己手中握有每个官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不容有差池。最后，他本着吏治的原则裁撤了一批不合格者，还费尽心力地劝导其他官吏。因为主办此事，所以他加深了对官吏的认识，对社会混沌、民心不在的情况更是深有体会。
“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因为官吏有错误，所以冤狱太多，民怨积累很深，想重新获得民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从吏治上狠下功夫才有可能。
曾国藩虽是官吏，但是有着较先进的思想，能够从大局看问题，这是较难得的。在晚清官场日益颓败的情况下，还是涌现出了很多思想较为先进、开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国藩能够把积极乐观的心态注入日渐腐败的晚清官场，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地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位高权重，保持清醒
曾氏名言
眼越明，心越明。
译文：眼睛雪亮，心里明白。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怎么做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要害，觉得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顾忌。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无论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常常是因为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觉得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难以想象到的。
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缺点错误，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如此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若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