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位卑之际不忘忧国；位显之时，更是夙兴夜寐，以高人一筹的见识办洋务，兴译馆，遣学生，时时践行“平天下”的古老话题。他既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开始其漫长的心路历程，又肩负匡扶国家的责任。他以大局为重，开展洋务运动，挽救国难，渐图自强的思想，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
忍辱负重，渐图自强
曾氏名言
《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周易》中称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辽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实际却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早期作战中，特别是湘潭、岳阳之战，曾国藩就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湘潭之战前夕，湘军在靖港之战中大败。曾国藩羞愤之余，欲投水自杀。幸而湘潭之战获胜，才使其逃脱失败的命运。而湘潭之战的胜利，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实赖洋炮之力”。反观太平军，则是失去了对洋枪洋炮的利用。在此后的岳州之战中，曾国藩再次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产生了购买乃至制造洋枪洋炮的想法：“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于是乃有购买洋枪洋炮之举。曾国藩建议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炮，建立海军，并雇用少量外国教练枪炮和驾驶轮船。
在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炮的过程中，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托承办此事。李泰国违背清政府的旨意，擅自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签订合同，规定由阿斯本担任舰队的总司令，阿斯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不执行“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此事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曾国藩、李鸿章也坚决反对阿斯本把持中国舰队的阴谋。
曾国藩由此进一步体会到“自强”的必要和迫切，感到“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因而主张自己制造。他说，购买洋枪洋炮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如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因此，他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机械所，召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兵工厂内，制造火绳滑膛枪、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还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自此，中国迈出了近代化洋务改革、也可称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仿造外船外器，而希望探求西方先进技术的奥秘，因而选派容闳前去西方各国购买“制器之器”以逐步形成自己的近代工业。然后，他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他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懂专业的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他们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又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以“外而御侮，内而诘奸，三支水师，均不可少”。
曾国藩开展洋务运动，还有受他幕僚的影响。我们知道，曾国藩的幕府人才济济，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曾在曾幕中呆过的容闳说，曾国藩在安庆湘军大营时，“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正是那些具有西学背景的幕僚，对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开办洋务之先河，颇赖于幕宾的出谋划策。办安庆内军械所时，曾国藩“愤西人专揽制器之利，谋所以抵制之”，于是就和徐寿父子和华蘅芳商量对策。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徐寿向曾国藩建议，必须开展对化学、机械及造船理论的研究，“以探索根柢，不受西人居奇”。曾国藩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尤要”，遂设立了翻译局，随后又设“格致书院”，以谋西学研究。
曾国藩多次与容闳谈，探讨中国自强之道。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造各种机器厂、派遣留学生、设立兵工学校、开采矿产、禁止教会干涉词讼等建议。曾国藩对此亦选择采纳，派容闳出国购买机器，并奏派了一批幼童出洋留学。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对加速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中国近代化历程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和战之争，顾全大局
曾氏名言
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译文：自宋代以来，君子都抵触议和，轻言战争，到了清朝也没有改变这种状态。
在晚清，面对外国侵略者，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和”问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此，在民情和洋情日益激烈的时候，曾国藩泰然处之、高瞻远瞩的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
清朝咸丰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法国在天津海河北岸的狮子林桥边建立望海楼教堂。这年夏天，因当地百姓传说天主教堂的育婴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部分乡民组织起来告发教堂。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而无法落实时，围观百姓同教堂的工作人员因口角发生冲突，但行为仅限于“丢石头、丢垃圾”。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家人刘七。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犹如“一颗开花炮弹”激起了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多名传教士，最后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从而酿成了清朝震惊天下的“天津教案”。
教案发生后，法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慈禧急速派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教案。
曾国藩到津后，并未高居督抚位上。在天津各界士民要求见他时，他耐心地听取了天津百姓和地方官的意见。他一方面为百姓的行动寻找正义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地方官面临压力时，他好言宽抚他们，更是拒不同意法国代表提出的“严惩地方官员、杀官抵命”的要求。在天津地方官因此案被革职后，他还动员僚属私人出资，安抚官员家小。他亲自为这些“罪官”送行，并沉痛地表示：“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疚意。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屈，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在接见天津士民时，曾国藩当众大声宣布：“鄙人一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在法国代表要求诛杀天津道台、知府、县令时，他坚持认为“命官犯法，自有朝廷处置”，他表示应“交部议处”，否则，“大损朝廷尊严，更于国法不合”。在慈禧要他“多杀几个凶手”时，他认为应以查案结果为依据而不能事先预定杀人多少。法国公使上门交涉时粗暴地宣称“敝国上下震怒万分”，如不能答应提出的条件，则“恐生兵端”。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丰大业“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
此后一个月时间内，法国代表同曾国藩进行了反复交涉。双方对惩办元凶和修复教堂没有异议，要害的争端在于法方要求“天津地方官员抵命”和预先限定捕杀乡民的最低人数。而曾国藩认为拿官员抵命不可接受，因为“有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但在法方的强硬外交和清廷害怕引发战争而下令曾国藩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曾国藩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虽然后来在落实这些要求时，曾国藩做了部分变通，但曾国藩却从此案办结之日起就因被国人责骂而名毁津门。
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曾氏名言
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
译文：伤害我国百姓生计的事情，就应该竭尽全力与之争论。这个原则始终不能轻易改变。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平息，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
曾国藩不想一直受制于洋人，更不想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一直受到侵犯。如果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
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之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唯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想以合约的内容为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所以，在1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
后来，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他明确指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通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清朝的水师提督。这件事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者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通过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诬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
当他发现洋商威力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