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在处理对外文体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曾国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的。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所以，为官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合，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现实社会中，工作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谦忍为先，借力使力
曾氏名言
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
译文：向他们学习，购买他们的机器不仅仅是为了剿灭国内的乱党，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枪炮轮船据为己有。
晚清后期，借助外国人力量办的事情越来越多。
1860年10月，恭亲王奕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不可遗忘。
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认为眼前的祸患虽然是太平军，但是长久的祸患就是洋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奋发自强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并指出自古外国人帮助中国，成功之后要求多，索取的更多。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因此，“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的一日四次严谕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驻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禆，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
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做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西方各国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的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他认为宁波、上海都属于通商码头，洋人在此都有利害关系，共同保护也属应当。但是苏、常、金陵并不属于通商口岸，借兵助剿会被天下人耻笑。而且胜利之后，后患难料。借洋人的兵力助守上海，保护洋商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但借洋人之力助战苏州，代中国收复疆土就不可行，这就好比引狼入室。
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而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
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请朝廷放心，他最后袒露其志，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且引起对西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两处。
曾国藩说，抑制洋人不在取悦他们还是以礼相待，某些民众给洋人献媚、鄙视华人实在可恶。国人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伐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枪炮、学造轮船等为入手之处。只要让我们都有他们的长处，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有武器战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对他们也是罪过。
这些说法，有封建官吏的局限性，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弱国无外交”的意思。只有我们真正强大起来，外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
“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
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在关键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一定的妥协性、灵活性。所以，尽管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受到国人的指斥，他也有不得已之处，自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旅途上难免遇到为难的事。平日里还好，当人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只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博采众长，强国之道
曾氏名言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
译文：学习洋人的智慧，用意在于表面上平定内乱，暗中则为抵御列强的欺侮做充分的准备。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使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进程。
晚清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的滑落。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没有见过的“变局”。列强对中国广阔的市场早已眼红，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携先进的武器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虎门销烟之后，列强借此机会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晚清政府积贫积弱，八旗绿营子弟又荒淫没有才能。英国船坚炮利，武器装备精良。战事从一开始就有往一边倒的势态。这时，晚清朝廷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主张议和。于是，他们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是晚清丧权辱国的开始。
1840年的一声炮响，震醒了一些中国人。像魏源在《海国图志》
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振聋发聩的倡议。然而，在这个初始阶段，中国人还提不出“师夷长技”相对具体较完整的方案来。中国的近代化还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师夷智”方案的，是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仁玕。他于1859年在《资政新编》中描绘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幅美丽蓝图。它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法”公布，从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
虽然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已在走向衰颓，政权渐趋封建化，宗派主义恶性发展，加上战事频频，这个方案其实并没有能付诸实施，只是纸上谈兵。然而它反映了中国必须变革，师夷长技，以跟上世界发展大势的历史要求。它放射着中国人民的希望之光。
曾国藩始初从战争中认识到应师夷长技。同治五年二三月间，他给纪泽的书信中也谈到“洋药治病，立时应验”，对洋人避雷之法，“在室则束铜丝于屋顶，引雷入土；在舟则束铜丝于桅颠，引雷入水”很感兴趣。又说“洋人谓高屋、长桅、旗杆、大树最易引雷，不可不慎”。
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东西，在百多年前却是曾国藩科学的启蒙。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
他感到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应师夷长技。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
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曾国藩深刻认识到湘军必须配备大量火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湘军的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然而，两次鸦片战争中，就算是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师夷长技的根本原因。
因为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其衰败是必然的结果。尽管曾国藩提出师夷长技以振兴清王朝，但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满清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洋务之识，挽救国难
曾氏名言
众商请开三港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众商要求开放三个港口，这不仅便利外商，而且对于我国的商务也有好处。中国和外国通商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外国人的商品，是很名正言顺的事情。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
他选送幼童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教育的发展。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二是首先提倡洋务运动，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父”。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后来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纵容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它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与手工业者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致使阶级矛盾斗争日趋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素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
他认为“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在清政府和资本主义列强抗衡的过程中，他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
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还有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使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所以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始初就有怀着各种目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日益被更多的人所认同。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非常大。他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局限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他曾倡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求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当然，曾国藩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将行动停留在口头上的“言论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积极地投入创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试造轮船，接着又派容闳“前往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和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与情况的人才。据容闳说，当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各门专家，无不毕集”。同治七年九月初二，他在《新造轮船折》中又提出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同治十一年，他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他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意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鉴于“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夬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而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研制造之书，详细漏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与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凡此种种，表明曾国藩对西方情况的了解，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有了相当的进步，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是高出一筹的。
应该说，曾国藩所举办的洋务运动，其主导动机就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它在客观上相当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以后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除此之外，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