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新兴剧种的生存与发展
白新文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国产生了几十个新兴剧种跻身于戏曲之林，甘肃省的陇剧就是其中一员。陇剧在1959年晋京，以一台《枫洛池》亮相闪光后，作为确立的甘肃地方剧种，驮负着2000万甘肃人民的历史重托与期望，跋涉着，前进着，40年来，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陇剧尽管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它和其他新兴剧种一样，近些年来愈来愈感到自己处在危机线上，表现得困惑、彷徨、浮躁不安。它时刻在寻求自己生存的契机，更不愿意轻易地被挤下舞台。客观地说，新兴剧种普遍地都存在着“家底”薄、“本钱”少、根扎得不深的问题，仿佛遇到荒年时，没有多大积蓄的人被饿死的危险性就更大一样。新兴剧种出现这种困境，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受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社会背景的影响。二是没有很好地反省自己，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不准备过多地牵扯外因作用，仅从陇剧艺术本身的若干方面进行探讨，供专家、学者及陇剧工作者争鸣、研究，促进陇剧的生存和发展。
一、陇剧并非“大跃进”产物
新兴剧种本应有一种特殊的活力占领戏剧舞台，但事实上它们在与传统剧种的对抗竞争时往往是弱者。有一部分人认为，新兴剧种产生于“大跃进”年代，那是一个全国各条战线都在“突飞猛进”、大放“卫星”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因此，它们是“大跃进”的产物。请注意，如今我们说“大跃进”这个词时，往往带着一种否定和贬意，笔者以为这种观点错对参半。在那个盲目冒进、好大喜功的年月里，在某些地方，根据一些领导的指示和意图盲目将一些地方民间说唱搬上舞台，以展现他们大放“文艺卫星”的成果，这种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民间说唱属曲艺范畴，一般来说，其艺术形态比较简单，大多与戏曲的距离很大。如果要发展成为戏剧走上舞台，那就要看该曲艺形式是否具备发展成戏曲的基本要素。从全国范围来说，当年推上舞台的新兴剧种，有的至今还在被争论其形成的艺术基础问题，有的无固定的唱腔曲牌、无固定的表演程式，有的至今还未分出行当，仍停留在说唱阶段。因此，人们称新兴剧种为“大跃进的产物”，绝非毫无道理。这类新兴剧种因先天不足、后天无补，在当年的新形势下必然会出现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对这类艺术基础单薄、实在难以久立舞台的新兴剧种，笔者以为应采取“下马”对策，让其回到曲艺的行列中去求发展，仍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羞羞答答是不必要的，维持“死不了，活不旺”的现状是不明智的。以甘肃而论，当时推上戏曲舞台的有灵台灯盏头、陇南影子腔、兰州鼓子、陇东道情（后正式定名为陇剧）四个剧种，但前三个仅只为当地政府作了一阵“报喜”演出，以后，难以支撑，便及时地回到原来的庄头院落或酒肆茶舍中去了。如今，它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样受到群众的喜爱和好评。
但陇剧是另一种情况。陇剧是从流传在陇东的古老民间艺术形式陇东道情中脱胎而出的。陇东道情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唱腔优美动听，艺术形态完整，因此，陇剧自身的艺术根基问题没有如上所述的一些新兴剧种那样严峻。1958年，庆阳县剧团第一次将陇东道情搬上舞台时，就比较顺利地跨过了变“说唱故事”为“表演故事”的必经阶段，并分出了行当。其唱腔继承了陇东道情的“四大板路”（即花音弹板、伤音弹板、花音飞板、伤音飞板）。在发展的过程中，陇剧音乐工作者又创造了一些新板式，一般剧目都可表演。尤其是继承了母体艺术陇东道情丰富多彩的“嘛簧”形式，丰富了唱腔，强化了陇剧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这是其他新兴剧种难以比拟的。陇剧之所以能够顺乎自然地跃上舞台，并具有上述优势，主要得益于陇东道情是一个离戏曲很近的、根基很厚的艺术样式。
陇剧的诞生非常顺利、自然，从诞生时间上说，是“大跃进”的产物，但从本质上看，是事物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的必然。陇剧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有漫长的艺术预备阶段，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大跃进”仅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使其瓜熟蒂落、顺理成章地诞生。因此，我们在否定“大跃进”时，不应该否定陇剧，应增强对它的信任感，任何消极情绪及对陇剧的问世持怀疑态度，都不利于它的生存和发展。
二、陇剧“姓氏”的定位问题
陇剧该姓什么，以前也有过争论，但在当前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形式活跃的新形式下，有些人以为陇剧的“姓氏”制约了陇剧的改革发展，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不着实际的想法，因此，需进一步深入讨论。讨论这一问题，绝非单纯地争论它的名称问题和所在地域问题，而是牵扯到陇剧的发展方向以及语言音韵、音乐、表演等专业性问题。我们应该义正辞严地宣布：陇剧姓陇，不容存疑！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探索、改革与创造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正如秦剧姓“秦”，晋剧姓“晋”，豫剧姓“豫”一样。这种鲜明的“标签”其涵义不凡。陇剧既定为甘肃的地方剧种，就应在“陇”字上做文章，这个“陇”字容量很大，涵义很深，管束着剧种的风格、音乐、语言、音韵等重大艺术问题。即使将一切艺术问题撇开，单就偌大的甘肃的确需要有一个代表性的地方剧种这条理由来说，也是情势所迫。当前，戏剧界有一种不正确的思潮，即违背戏剧规律，盲目地借鉴模仿外国的一些艺术形式中的某些东西，谓之改革、探索和求新，其结果削弱了剧种的地方特色，使得韵味淡薄，风格不伦不类。作为新兴剧种陇剧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陇剧若不姓陇，带来的麻烦很多。第一，意味着要抛开原来已有了适应胃口的观众。第二，意味着将要离开自己的生存基地，远走他乡，去适应异地的气候、条件与土壤。第三，意味着要背叛自己的生身之母——陇东道情，背叛自己的艺术基础。这个根基一动摇，那就形成了漫无边际的重新的艺术设想，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不注意上述问题，陇剧则化为乌有。
陇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受到过观众的埋怨，对其某些新创的唱腔戏称为“京秦陇”。当时，在“三突出”的文艺思想干扰下，为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在音乐设计上远学京剧、近学秦腔，多种西洋乐器如小号、圆号、大管、单簧管、长笛、小提琴等一哄而上，冲淡了特色乐器的韵味。陇剧既想继承传统，又想搞“戏曲革命”，加之打击乐本来就是搬用京剧的，演员又多出身于秦腔，所以一些群众对陇剧作出了“京秦陇”的评判。与此同时，群众却称陇东道情“又老又好听”。其实，这句赞语中另有潜台词，即对陇剧的某些唱腔流露出不恭之意。作为陇剧工作者，应该冷静地思考群众的这些议论是否合理，是他们的欣赏水平低下，还是陇剧自身的失误？我想，陇剧应多从自身考虑。戏曲艺术的风格和品味要“洋”起来，必须“洋”得合情合理，且不能超越戏曲固有的属性。陇剧的生身之母——陇东道情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应邀赴意大利在13个城市访问演出，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意大利音乐界、艺术界的好评，其奥秘没有别的，关键是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换言之，因为它姓陇。洋人们非但没有嫌它土气，反而赞声不绝。因此，陇剧不应该背叛母体艺术，轻易地改名换性。在总结40年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强化自己的艺术个性，增强地域特色，紧密融合陇地民风民俗，扎好“根据地”的营盘，从而发展壮大自己。作为地方剧种的陇剧，主要靠陇地的父老乡亲养活，换个模样出外“打工”挣钱，或去“闯世界”，是极不现实的，也是幼稚可笑的。
三、陇剧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陇剧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新兴剧种，诞生40年以来，编创、演出了一大批剧目，并在各级戏曲汇演中捧回了一些奖杯、奖牌，但冷静地用戏曲科学的眼光审视，你就会发现它还很稚嫩，甚至走路还很蹒跚，任何溢美之词都难以掩盖它客观存在的缺陷。长期困扰陇剧生存发展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一些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另一些是虽然认识到了，但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
陇剧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唱腔板式问题，因为唱腔板式数量不足，难以表演情节复杂、人物较多的剧目，仅局限于表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剧目。目前陇剧的板式虽可罗列出十多个名称，但有相当一些板式属起头接尾的附属板式，各板式名称是因“嘛簧”不同而板式名称不同，取掉这些“杂碎”，所剩的核心板式还是走不出陇东道情的传统曲牌“四大板路”。一个剧种仅四五个板式，难以适应刻画各种角色人物、抒发各种情感的需求。这几个核心板式，长于对小生、小旦的唱腔服务，至于净、丑行当，几乎没有相适应的唱腔曲牌，甘肃学者王正强同志把这种现象称作“阴盛阳衰”，一语中的。多年来，陇剧音乐工作者为解决板式少的问题，新创了一些板式，但实用性不强，甲剧目中用了，乙剧目就可能用不上了，用陇剧演员的话说“搭不上嘴”，这样，演员每学一段新唱腔，还需搞音乐的帮着顺唱腔。试想，一个板式在演员脑海中未能凝固起来，如何让观众来认可陇剧、欣赏陇剧？每戏作曲，这是新兴剧种普遍存在的尴尬问题，凡是参加调演的剧目，作曲的成分就越大，这是新兴剧种的特有弊病，也是不能建立稳定的观众群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创造具备科学的带普遍意义的规律性和逻辑性的新板式，使其凝固起来，这是广大陇剧音乐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陇剧属板腔体音乐结构，笔者认为为了走出板式少的困境，不妨解放一下思想，挣脱这种形式上的羁绊，发展成板腔体、曲牌体并存的剧种音乐。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域，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文化碰撞与融合，提炼出丰富多采的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说唱音乐曲牌，许多曲牌都与陇剧的音乐风格、韵味不太冲突，吸收利用的可塑性很大。目前，陇剧虽然效仿陇东道情吸收了民间贡牌“九连环”来丰富自己的唱腔音乐，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吸收力度不大，仅一两支曲牌，且一般都不当核心唱段曲牌运用，这还是墨守成规的具体表现。陇剧一味盯住现有的几个板式，伏案劳作，扩充也好，浓缩也好，改来改去，实践证明，只是些小动作而已，况且观众从听觉上来说，未免单调，似同一律，如若创作成分过多，常出现“陇歌”现象，群众也不乐意。要做大文章，眼界就要宽。陇剧如若建立板腔、曲牌共同体系，放手在民间曲牌的基础上加工新板式，陇剧的音乐面貌也许会大为改观，同时会得到老百姓的热爱，有利于培养自己的观众群。其次是陇剧的领衔乐器问题。如果出一道现场问题：陇剧的领衔乐器是什么？估计能说清楚者不多。笔者曾以此问题对身边的一些都在甘肃当地工作的文化人作过调查了解，答案不一。有的说是板胡，有的说是高胡，有的说是二胡，有的说是唢呐。这就说明领衔乐器尚未正式确立的客观存在亟待解决，也许还说明，目前使用的领衔乐器没有在乐队中领起“衔”来，使人们印象不深，或者是主奏效果不明显。陇剧的领衔乐器上曾使用过二股弦、板胡、高胡等，变换多次。该剧种现有两个剧团，即甘肃省陇剧团、甘肃省庆阳地区陇剧团。目前，两团使用的领衔乐器不一，省团使用的是自己创研制作的陇胡，地区团使用的是高胡，至于其他管弦乐的配置也不尽一样。这种在同一剧种下出现的较大差异破坏了人们对陇剧的固定认识。
陇剧要扩大自己的影响，深入人心，必须创作出更为优秀的剧目。从演过的剧目看，移植的剧目占多数，自创剧目虽然有一些，但未出现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直面人生、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品。一些剧目虽然中过奖，受过表彰，但只演了寥寥数场就揠旗息鼓，不能广泛流传。因为它与群众十分关切的社会现实有一定距离，所以和者甚寡。有的剧目是专门为了调演而创作排演的，压根儿不是为群众写的。这一方面反映出陇剧忘记了自己求生存、求发展的长远打算，另一方面反映出目前在评奖问题上专家们和群众在艺术观、美学观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反差的现象。鉴于这种状况，以庆阳地区陇剧团而论，调演时上陇剧，下乡时演秦腔。陇剧要走出困境，必须多创多演适合农村的剧目，以此来培养建立自己的观众群，从为城市市民服务转轨为大多数农民服务，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才有长期生存的希望。其次是优秀演员缺乏，平庸一般的较多。新兴剧种要站稳脚跟，没有叫得响的剧本和演员是不行的。部分演员一会儿唱秦腔，一会儿唱陇剧，一会儿又去唱流行歌；由于陇剧的理论尚属空白，演员各靠自己的“灵感”去进行唱腔演唱，这些都不利于陇剧的专业性发展。在队伍建设上，陇剧的音乐设计人员显得极为缺乏（庆阳团1名，面临退职，省团一两名），这个问题也须高度关注。
四、陇剧应建立实验团体
陇剧如何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笔者以为其有效的对策是建立自己的实验团体，组织一支精干的有专家、学者、陇剧音乐工作者、导演、演员、编剧共同参加的队伍，从陇剧的风格入手，在创立新板式、音韵、表演程式，填补行当空白，确立领衔乐器等方面逐一反复研究、实验，取得成果推而广之。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予以大力支持。在达成共同认识的基础上，下决心，花力气，一个一个地解决艺术上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样才能使陇剧在戏曲舞台上站稳脚跟。不能把陇剧的“不景气”一古脑儿全推给“戏剧低谷”的社会背景，不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即使没有“戏剧低谷”出现，陇剧也是没有多大作为的，甚至迟早有从舞台上掉下来的危险。
面对严峻的历史考验，陇剧如何不负甘肃人民的厚望，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爱？我想，没有任何灵丹妙药，更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准自己的坐标和奋斗方向，对自己的过去认真反思，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向前赶路，才有活路，才能久立于戏曲之林。
注释：
[1]见1959年9月10日《人民日报》梅兰芳《新放出的花朵》。
[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道情戏》。
[3]见丰草亭藏版《东府传记·道情序》。
[4]见1959年9月10日《陕西广播报》赵景深《从道情到陇剧》。
[5]折柳叶吹道情曲（作者注）。
[6]李渔《闲情偶寄·脱窠臼》。
[7]王冀德《曲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