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有这样的残疾，”那个地球上创造生命科学性基本概念的人写着，“我果我不是有这样的残疾，我也许不会做到我所完成的这么多工作。”达尔文坦白承认他的残疾对他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达尔文出生于英国的那一天，另外一个孩子生在肯塔基州森林里的一个小木屋里，他的缺陷也对他有帮助。他的名字就是林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得到学位，而又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的话，他也许绝不可能在他心底深处找出那些在葛底斯堡所发表的不朽演说。也不会有在他第二次政治演说上的所说的那句如诗般的名言——这是美国的统治者所说过的最美也最高贵的话：“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而要对每一个人怀有喜爱……”
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在他那本《洞视一切》的书中说，“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人有一句俗话，我们都可以拿来鼓励自己，北风造成维京人。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一个很有安全感而很舒服的生活、没有任何困难，舒适与清闲，这些就能够使人变成好人或者很快乐呢？正相反，那些可怜自己的人会继续地可怜他们自己，即使舒舒服服躺在一个大垫子上的时候也不例外。可是在历史上，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幸福，却来自各种不同的环境，好的、坏的，各种不同的环境，只要他们肩负起他们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北风造成维京人。”
假设我们颓丧到极点，觉得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的柠檬做成柠檬水。那么，下面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试一试的两点理由——这两点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只赚而不会赔。
理由第一条，我们可能成功。
理由第二条，即使我们没有成功，只是试着要化负为正的企图，也会使我们向前看而不会向后看。
所以，用肯定的思想来替代否定的思想，能激发你的创造力，能刺激我们忙到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忧虑那些已经过去和已经完成的事情。
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欧利·布尔在巴黎举行一次音乐会，他小提琴上的A弦突然断了。可是欧利，布尔就用另外的那三根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这就是生活，”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说，“如果你的A弦断了，就在其他三根弦上把曲子演奏完。”
这不仅是生活，这比生活更可贵——这是一次生命上的胜利。
如果我能够做到，我会把威廉·波里索的这句话刻在铜版上，挂在每一所学校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来算做资本。任何傻子都会这样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要从你的损失里获利。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这一点也正是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之间的区别。”
所以，要培养能带给你平安和快乐的心理，第一个规则是：
当命运交给我们一个柠檬的时候，让我们试着去做一杯柠檬水。
愿意以100万卖尽所有吗？
我们每天生活在美丽的童话王国里，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感觉不到，为什么？
有一次我问艾迪·雷根伯克，当他毫无希望地迷失在太平洋里，和他的同伴在救生筏上漂流了二十一天之久时，他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什么。“我从那次经验所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他说，“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鲜水可以喝，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就绝不要再抱怨任何事情。”
《时代杂志》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个士官在关达坎诺受了伤，喉部被碎弹片击中，输了七次血，他写了一张纸条给他的医生，问道：“我还能活下去吗？”医生回答说：“可以的。”他又另外另了一张纸条问道：“我还能不能说话？”医生又回答他说可以的。然后他再写了一张纸条说：“那我还担什么鬼心？”他何不也马上停下来问自己：“那我还担什么鬼心？”
你很可能发现自己所担心的事情，比起来实在是很微不足道，很不重要。
我们生活里的事情，大概有90%都是对的，只有10%是错的。如果我们要快乐，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集中精神在那90%对的事情上；而不要理会那10%的错误。如果我们想要提拔，想要难过，想要得胃溃疡，我们只要集中精神去想那10%的错事，而不管那90%的好事。
英国有很多新教堂里都刻着“多想、多感激”，这两句话也应该铭刻在我们的心上。“多想、多感激”，当然，它这里指要感激的“上帝”。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可以算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悲观的一位。他为自己的出生感到很难过，所以他在生日那天一定要穿黑衣服、并绝食一天。可是，在他的绝望之中，这位英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悲观主义者，却赞颂开心与快乐能带给人健康的力量。“世界上最好的3位医生是……”他宣布：“节食、安静和快乐。”
你和我，每一天，每个小时，都能得到“快乐医生”的免费服务，只要我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拥有的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上——那些财富远超过阿里巴巴的珍宝。你愿意把你的两只眼睛卖一亿美金吗？你肯把你的两条腿卖多少钱呢？还有你的两只手，你的听觉，你的家庭。把你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绝不会就此卖掉，即使把洛克菲勒、福特、和摩根3个家族所有的黄金都加在一起也不卖。
可是我们能否欣赏这些呢？啊，不能的。就像叔本华说的：“我们很少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所没有的。”这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来得多。
这一点几乎使约翰·派玛“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坏脾气的老家伙”，也差点毁了他的家。我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告诉了我。
“我从军中退伍之后不久，”派玛先生说，“就开始做生意。我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一切进行得很好。然后问题发生了，我买不到零件和原料。我为可能会被迫放弃我的生意而担心得不得了，我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脾气很坏的家伙。我变得非常尖酸刻薄——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才明白我几乎失去了我快乐的家。然后有一天，一个在我底下工作的年轻伤兵对我说：‘约翰，你实在应该感到惭愧。你这副样子好像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有麻烦似的，就算你把店关掉一阵子，又怎么样呢？等到事情恢复正常之后，你可以再重新开始。你有很多值得感激的事，可是却老是在抱怨。我的天啊，我真希望我是你。你看看我，我只有一只胳臂，半边脸都伤了，可是我并不抱怨什么。要是你再继续这样啰啰唆唆地埋怨下去的话，你不仅失去你的生意，也会失去你的健康，你的家庭，和你的朋友。”
“这些话使我猛然醒了过来，它们使我发现我走上了多远的岔路。我当场就决定必须要改变，重新成为我自己——而我做到了这一点。”
难道我们每一个健康人非要等到自己变伤残了才感到健康的快乐吗？那时可就悔之晚矣了！可是很多的伤残人依然在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这些身残志坚的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要抱怨，不要消沉，你就是你自己的百万富翁。
这让人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俄罗斯民间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逢人便吐苦水：“我实在是太不幸啦！父母没有给我留下遗产，我没有房子，没有工作……”
一位老者对年轻人说：“我有办法让你很有钱，但你必须用你所拥有的东西来交换。你愿意吗？”
年轻人高兴地说：“我有什么东西值钱吗？如果有，你要什么我都愿意，只要你能让我成为富翁。”
“我出50万买你的一只手，你愿意吗？”
“啊？一只手？我舍不得手。我不愿意！”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那么，我用100万买你的一条腿，可以吗？”年轻人又坚决地摇了摇头。
“一只眼睛呢？200万？”年轻人恐怖地直摇头。
老者笑了：“你看，你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了350万，只是暂时还不想要这笔钱。年轻人，一个有手、有脚、有眼睛的人还怕没有钱吗？实际上，凭你所有的一切，你已经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一位百万富翁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愿意以100万卖尽你的所有吗？当然不愿意！
从明白“自己就是自己的百万富翁”的这一刻起，你可以为自己列一个财富清单了，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了。当然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在实践过程中，你依然会遇见困难的。
那么，你想不想知道怎样把在厨房水槽洗碗，也当做一次难得的经验呢？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看一本谈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而很富启发性的书。作者是波姬儿·戴尔。书名叫做《我希望能看见》，你可以到图书馆去借，或者到当地书店去买，或者向在纽约市第五街60号的麦克米伦出版社直接函购。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几乎瞎了五十年之久的女人，“我只有一只眼睛”，她写着，“而眼睛上还满是疤痕，只能透过眼睛左边的一个小洞去看。看书的时候必须把书本拿得很贴近我的脸，而且不得不把我那一只眼睛尽量往左边斜过去。”
可是她拒绝接受别人的怜悯，不愿意别人认为她“异于常人”。小时候，她想和其他的小孩子一起玩跳房子，可是她看不见地上所画的线，所以在其他的孩子都回家以后，她就趴在地上，把眼睛贴在线上瞄过去瞄过来。她把她的朋友们所玩的那块地方的每一点都牢记在心，所以不久就成为玩游戏的好手了。她在家里看书，把印着大字的书靠近她的脸，近到眼睫毛都碰到书页上。她得到两个学位；先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得到学士学位，再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硕士学位。
她开始教书的时候，是在明尼苏达州双谷的一个小村子里，然后渐渐升到南德可塔州奥格塔那学院的新闻学和文学教授。她在那里教了13年，也在很多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说，还在电台主持谈书本和作者的节目。“在我的脑海深处”，她写着，“常常怀着一种怕会完全失明的恐惧，为了要克服这种恐惧，我对生活采取了一种很快活而近乎戏谑的态度。”
然后在1943年，也就是她52岁的时候，一个奇迹发生了。她在著名的梅育诊所施行了一次手术，使她能比以前看得更清楚40倍。
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可爱的世界展现在她的眼前她现在发现，即使是在厨房水槽前洗碟子，也让她觉得非常开心。“我开始玩着洗碗盆里的肥皂泡沫，”她写着，“我把手伸进去，抓起一大把小小的肥皂泡沫，我把它们迎着光举起来。在每一个肥皂泡沫里，我都能看到一道小小彩虹闪出来的明亮色彩。”
你和我应该感到惭愧，我们这么多年来每天生活在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里，可是我们却瞎混，看不见，吃得太饱，而不能享受。
要得到快乐的第二条规则是：
算算你的得意事——而不要理你的烦恼。
三、不为别人的批评而不快乐
这是我的错
当你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时，会感到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因为这消除了自己的罪恶感，也在某种紧张的气氛下保护了自己，更有利于迅速准确地解决错误。
我住的地方，几乎是在大纽约的地理中心点上，但是从我家步行1分钟，就可到达一片森林。春天，黑草莓丛的野花白茫茫一片，松鼠在林间筑巢育子，野草长到高过马头。这块没有被破坏的林地，叫做森林公司——它的确是一片森林，也许与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天下午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带雷斯到公园散步，它是我的小波士顿斗牛犬。它是一只友善而不伤人的小猎狗，因为我们在公园里很少碰到人，我常常不给雷斯系狗链或戴口罩。
有一天，我们在公园遇见一位骑马的警察，他好像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的权威。
“你为什么让你的狗跑来跑去，却不给它系上链子或戴上口罩？”他申斥我道，“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违法的吗？”
“是的，我晓得，”我轻柔地回答，“不过我认为它不至于在这儿咬人。”
“你认为！你认为！法律是不管你怎么认为的。它可能在这里咬死松鼠或咬伤小孩。这次我不追究，但假如下回让我看到这只狗没有系上链子或套上口罩在公园里的话，你就必须去跟法官解释啦。”
我客客气气地答应照办。
我的确照办了，而且是好几回。可是雷斯不喜欢戴口罩，我也不喜欢那样，因此我们决定碰碰运气。事情很顺利，但接着我们撞上了暗礁。一天下午，雷斯和我在一座小山坡上赛跑，突然间——很不幸地——我看到那位执法大人，跨在一匹红棕色的马上。雷斯跑在前头，径直向那位警察冲去。
我这下栽定了。明白这点，我决定不等警察开口就先发制人。我说：“警官先生，这下您逮了我一个正着，我有罪，我无话可说。你上星期警告过我，若是再带小狗出来而不替它戴口罩就要罚我。”
“好说，好说，”警察回答的声调很柔和，“我知道在没有人的时候，谁都忍不住要带这么一条小狗出来溜达。”
“你这样的小狗大概不会咬伤别人吧？”警察反而为我开脱。
“不，它可能会咬死松鼠。”我说。
“哦，你大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他告诉我，“我们这样办吧。你只要让它跑过小山，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事情就算了。”
那位警察也是一个人，他要的是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因此当我责怪自己的时候，唯一能增强他自尊心的方法，就是以宽容的态度表现慈悲。
但如果我有意为自己辩护的话，嗯，你是否跟警察争辩过呢？
我没有和他正面交锋，我承认他绝对没错，我绝对错了，我爽快地、坦白地、热诚地承认这点。因为我站在他那边说话，他反而为我说话，整个事情就在和谐的气氛下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