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本来就多姿多彩，有过丰富的经历：我的父母是英国人，而我却出生在巴黎，在法国待过9年。后来，我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学院和皇家军事学院上学。然后，我以英国陆军军官的身份在印度待过6年，我在当地打马球、打猎，并到喜马拉雅山探险。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时，我被选派参加巴黎和会，当了一名助理军事武官。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我在西方前线的4年战斗中，深信我们是为了维护人类文明而战。可是在巴黎和会上，我却亲眼目睹了自私自利的政客，是他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导火线——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争夺土地，在各个国家之间制造仇恨，并再度掀起秘密外交的各种阴谋活动。
我开始厌倦战争，厌倦军队，并厌倦这个社会。我生命中第一次难以在夜晚入睡，对于我该从事哪种行业感到烦恼。好友利弗·乔治建议我从政当官，我考虑接受他的劝告，可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它改变了我后来的7年人生道路。这件事全发生在一次不到4分钟的谈话中——这次的谈话对象是“泰德”劳伦斯，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富浪漫色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曾同阿拉伯人一起住在沙漠里，他还建议我也这么做。起初，这个建议听起来十分荒诞奇异。
不过，我已经决定离开军队，所以必须再找一份工作。私人老板可不希望雇用像我这种从正规军队退伍的军官——尤其当时求职的人多如牛毛。所以我听了劳伦斯的建议，前去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
我很高兴我能这么做。因为他们教会我如何克服忧虑。他们相信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上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阿拉的圣言。因此，当《古兰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你，以及你所有的行为”时，他们也就完完全全地接受下来。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安详地生活，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也不发雷霆怒火的原因。他们知道，早已注定好的事情是早就注定好了的，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改变任何事情。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在面临灾难时只坐在那里发呆。
为了方便起见，我想把我住在撒哈拉时经历的一场炙热暴风的事情告诉大家。那场暴风连着刮了三天三夜，风势强劲而猛烈，甚至把撒哈拉的沙子吹到了法国的隆河河谷。那次的暴风酷热难耐，我觉得我的头发似乎全被烧焦了，喉咙又干又痛，我的眼睛热得发痛，嘴里全都是沙子。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玻璃厂的熔炉前，被折磨得几近疯狂，但还勉强保持着清醒。不过这些阿拉伯人并不抱怨，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麦克托伯！”
暴风过后，他们立即行动开来，杀所有的小羊羔，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小羊反正都不能活下去了，同时杀死小羊还可以挽救母羊。在杀死小羊之后，他们就把羊群赶到南方喝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分冷静的状态下完成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损失没有任何忧虑、抱怨或哀伤。一位部落酋长说：“这还算不错的。我们本来也许会损失拥有的一切，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还留下了40%的羊群，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我们乘车横越大沙漠时，有一只汽车轮胎爆裂，而且司机又忘了带备用胎，所以我们的汽车只剩下三只轮胎。我又急又怒，烦躁不已，问那些阿拉伯人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对我说，着急也无济于事，只会让人觉得更加燥热。他们说，车胎爆裂是上帝的意思，别无办法可想。于是，我们就靠三只轮胎又开始往前走，没过多久，车又停了下来——原来汽油没有了。但酋长只说了一声：“麦克托伯！”他们并没有对司机所带的汽油不足而向他大声怒吼，反而保持冷静。后来，我们只好徒步到达目的地，一路上高歌不停。
我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的7年时间，使我相信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精神错乱、疯狂和酗酒，都是由于我们所讲的那种匆忙、烦扰的文明生活所导致的。
只要我住在撒哈拉，我就不会有烦恼。我在这个“阿拉的乐园”找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和肉体上的健康，而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努力寻找却难以找到的东西。
许多人讥笑宿命论。也许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是又有谁知道呢？但是，我们大家一定可以从许多事情上看得出来，我们的命运是早已经注定了的。例如，如果我不在1919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和“阿拉伯的劳伦斯”交谈3分钟，那么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也许将完全不同。现在我回顾过去，发现我的生活一直受到许多我无法控制的事情的影响。阿拉伯人认为，这就是“吉斯米特”——阿拉的意旨。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来称呼它。它对你的确存在奇异的影响。我只知道，在我离开撒哈拉17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保持着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生活乐趣：愉快地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人生哲理，可以说比服用上千支镇静剂还能安抚我的紧张和不安。
也许你和我都不愿成为宿命论者。但当猛烈而酷热的狂风吹进我们的生活中，而我们又无法躲避时，那么我们不妨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然后再收拾残局也不迟。
克服自卑的心理
美国参议员艾玛·汤玛斯
在我16岁时，经常遭受烦恼、恐惧、自卑的折磨。当时我的身高相对我的年龄来说，实在是太高了，但我却瘦得像竹竿一样。我身高6.2英尺，而体重只有180磅。虽然我长得这么高，但身体却很瘦弱，一直都不能和其他小男孩在棒球场或田径场上竞争。他们嘲笑我，叫我“瘦竹竿”。为此我十分忧愁，非常自卑，几乎不敢见人。而我确实也很少与人见面，因为我们的农庄离公路很远，四周全都是茂密的树林。我们的住处离公路有半里远，所以我经常是一连七八天都看不到任何陌生人，见到的只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如果我完全被动地让这些烦恼和恐惧打击我，那我可能终生都是一个无用的人。每一天的每一小时，我总是在忧虑自己那高瘦虚弱的身体。我为此而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我的忧虑与恐惧如此严重，以至于难以描述。我母亲知道了我的感觉——她曾经当过学校老师——所以她对我说：“孩子，你应该去接受高等教育。你应该靠你的大脑生活，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由于我父母没有能力送我去读大学，因此我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奋斗。有一年冬天，我去打猎。我独立铺设陷阱，捕捉负鼠、臭鼬、貂和浣熊。到了春天，我卖掉这些兽皮，得到了4美元，然后用那些钱买了两头小猪。我先用流质饲料喂养小猪，然后改用玉米。第二年秋天，我卖掉两只猪，得到了40美元。我带了这笔钱，到位于印第安纳州丹维市的中央师范学院。我每周的伙食费是1.4美元，房租每星期是0.5美元。我身上穿的是母亲给我缝制的棕色衬衫。我也有一套西装，不过这本来是父亲的——父亲的衣服我穿不合身。我脚上穿的那双鞋也是父亲的，同样不合适——那种鞋子两侧有松紧带，你一拉紧它们就松开，但是父亲那双鞋的松紧带早就没了弹性，加上前端又很宽松，因此我一走起路来，鞋子就会从我脚上掉下来。我觉得很难堪，不敢和其他学生往来，所以独自一人关在房里看书。当时我最大的欲望，就是有能力买一些衣服，既合我身材，也不会使我感到羞耻。
没过多久，发生了几件事，它们使我克服了忧虑和自卑感。其中一件事不仅给了我勇气、希望和信心，还完全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我简单描述一下这几件事。
第一件：在我进入师范学院8个星期之后，我参加了一项考试，获得一份“三等奖”，这样我就可以在乡村公立学校教书。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份证书的期限只有6个月，但它可以使别人对我有信心——这是除了我母亲之外，第一次有人对我产生信心。
第二件：一所位于“快乐谷”的乡村学校的董事会聘请了我，我每天的薪水是2美元，月薪40美元。这表明有人对我更具信心了。
第三件：在我领到第一份薪水之后，我从商店里买了衣服，穿上它们之后，我不再觉得羞耻。如果现在有人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像当初花几美元买那些衣服那么兴奋。
第四件：我生命中真正的转折点——我克服忧愁和自卑的第一次大胜利，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班桥镇每年举行一次的“普特南郡博览会”上。我母亲鼓励我参加一项将在博览会上举行的演讲赛。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幻想。我甚至没有勇气当着一个人的面谈话，更不用说面对一群观众了。但我母亲对我的信心，几乎令人心酸——她对我的前途有很大的期望，她是为她的儿子而活的。她的信心使我决定参加比赛。
我选择了我唯一有资格演讲的题目——《美国的自由艺术》。老实说，我刚开始准备这次演讲稿时，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艺术。不过，因为我的听众们也不懂这些，所以我将我那份辞藻华丽的演讲词全部默记下来，并对着树木和牛练习了不下一百遍。由于我想在我母亲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因此我一定是带着深厚的感情作那次演说的——不管如何，我获得了第一名。
我不禁呆了！听众中间响起一片欢呼。而那些曾讥笑我、称我为“瘦竹竿”的男孩子，现在却拍着我的背说：“艾玛，我早知道你能行。”我母亲拉着我，高兴得哭了起来。
现在我回顾过去时，可以看出，我那次演讲比赛获胜，是我人生当中的转折点。当地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报导，预言我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