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生于1019年，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宋行政区划名称）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自幼聪明好学，十二岁时，试作《六论》，挥笔立就，文辞甚伟。二十岁左右，声名已远传四方。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很赞许和推崇。到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取进士后，在中央国
家史馆编校书籍，历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通制（州、府行政长官的助理）、齐（今山东济南市）、襄（今湖北襄阳市）、洪（今江西南昌市）、福（今福建福州市）、明（今浙江宁波市）、亳（今安徽亳县）等州知州（州的行政长官）。后升任中央国家史馆修撰，官至中书舍人（负责审理公事、草拟诏令的官吏）。1083年卒，谥文定，学者称“南丰先生”。
著作有《元丰类稿》、诗八卷，文四十二卷，凡五十卷，附《集外文》二卷，行状、墓志等一卷。另有清代彭期重编《曾文定公集》二十卷。近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曾巩集》收录较为全面，可资阅读、研究。
曾巩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和欧阳修等人一起，为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生前即有盛名，身后受到推崇，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曾巩胸怀大志，一心想恢复、发扬光大儒家传统。他秉承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想以孔孟之道来达到治国济世、扶衰救绝的目的。
他的政治主张，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实行“前圣之法”，实现“先王之治”。这在他的史论著作《唐论》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唐太宗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是继汉之后的第二个辉煌朝代。唐太宗所采取的文治武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历史已经下了结论，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在曾巩眼中，还认为唐太宗“不能与先王并”。一说他“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二说他“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甚至唐太宗“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曾也说“非先王之所尚”；“四夷万里……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曾也说这“非先王之所务”
。除有点儿强词夺理之外，正见出曾巩是一切以先王之主张为主张。政治的进取和拘泥于先王之道的保守，很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好友王安石在推行变法后，他和王安石政治上分道扬镳的思想根源。
在接触古代遗产的过程中，他很早就产生了要跟古代伟大作家“比并”的壮志。他在《学舍记》中说：“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又说：“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为此，除钻研儒家经典外，“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南轩记》）都兼收并蓄地广泛阅读。另一方面，他在二十岁前，游历了很多地方。“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濉）、汴、淮、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繇浈阳之泷，至南海上。”（《学舍记》）这些经历，使曾巩对现实的国家境况、民众苦乐以及风土民俗有更深入的了解，这给曾巩“锐意”欲与古代作家“并立”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古文运动是从唐中叶开始的。韩愈为复兴儒学，建立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并以“道统”继承者自居，鼓吹先圣先王之“道”；又积极地“觝排异端，攘诉佛老”。韩愈古文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文道合一”。这些，到了宋代，经过欧阳修三十年来的努力，以及在他的影响下一大群知识分子的支持，古文运动终于继续继承下来，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竟达到“学者非韩不学”
（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的地步。
曾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以他自己的创作活动，为古文运行推波助澜，起了积极的作用。
曾巩在古文“文道合一”，如何在具体文体中表现出来，是有所建树的。他在欧阳修碑志文创作实践中提出“立言不朽”的影响下，提出碑志“义近于史”（《寄欧阳舍人书》）并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谈了史传文的写作。认为二者在写作原理上是可以相通的。首先，他对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写作古文的人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又说：“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寄欧阳舍人书》）这就是说，古文家要对儒家之道博古通今，要德才兼备，文章要写得好。文章要怎样才能算写得好？也就是文如何“贯道”？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虽说的是“良史”，其实也可看为古文作家。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就要求古文作家必须既是“圣人之徒”，又是能文之士。只有这样才能以文“贯道”，以文“宏道”。史传文如此，碑传文如此，传记文也是如此。这样，这“良史”当然可以认为是古文作家了。
他还充分认识到作品的社会效应。他说：“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善人喜于见传，则勇而自立；恶人无以所纪，则以愧而惧”，“足为后法警劝之道”
（《寄欧阳舍人书》）。这虽讲的碑铭一类，也实用于其他作品。
曾巩这样认识，这样提出，他自己也就身体力行。他的文章，可以说篇篇不离先王先圣之道，字字句句都在按儒家标准去写。这方面有以哲学为基础讲治道的《列女传目录序》。它强调了周文王的“躬化”，即先“修身”，“齐家”，然后推而及远，达到“治国、平天下”
的目的。有涉及文教、培养官吏的《宜黄县县学记》。有讲礼制及其革新的《礼阁新仪目录序》。有讲射礼的《饮归亭记》。有经世济民的《救灾议》《越州赵公救灾记》《越州鉴湖图序》。也有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文章，是从复兴儒学和指斥浮图危害国家民众出发。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文章。
这些散文，注重实际，绝少空谈，是“因事而发，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曾肇《曾巩行状》）这些务实性的作品，为研究北宋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也是珍贵的文学遗产。
他的散文创作，素以“古雅”、“平正”见称。作者的爱憎饱含于字里行间，冷峻中透露着急切之情。他不重辞藻的浮华，朴实的字句中包含着褒贬之意。
他的散文讲究章法严谨和布局的分明。无论叙事，或议论，都做到委曲周详，节奏不急不缓，遣词造句务求准确表达。思辩明晰，很具有代先圣立言的味道。这些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他的散文长于叙事，文字简练，善于在简短的篇幅中容纳丰富的内容，以精炼的文字叙述事情的本末。《秃秃记》是对知法犯法官吏的鞭挞，是对五岁小儿秃秃惨遭杀害的同情。七百余字中，赦令的弊端，官吏的忠奸，众生群象，无不毕现。正义与邪恶在作者的笔下都恰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有含泪的叙说，有冷峻的斥责，有公正的颂扬和鞭挞。写得有声有色，曲折明晰，堪称叙事佳作。
《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述了赵抃救灾的始末。一露早象
，就预先作了布置和安排。赵抃是作者心目中匡世济民的良吏。他全局在胸，步步先作打算，然后在实施中随时调整。
作者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中，层次分明，不枝不蔓，异常有条理。
说理透彻，这是曾巩散文的又一突出特点。他的议论文，立论明确，善于用充足的论据进行论证，并从不同侧面阐明事理，有极强的说服力。《上杜相公书》就是这样的作品。
曾巩散文又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把说理叙事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手法，既能透彻说明事理，又可免于平铺直叙，使行文波澜起伏，饶有兴味。《墨池记》《宜黄县县学记》都体现了这样的写作特点。曾巩散文少用典故，多引证古代历史事实作论据进行事理论证。这得力于他以五经为基而广泛阅览群籍。这也是古今有成就的文学家共同具有的特点。曾巩以史家笔法来叙事、议论，这是他学习《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结果。故行文客观冷静，爱憎分明。
曾巩的文章在他在世时，就被读书人传抄并学习。明清两代，他的作品是开笔学作文的范本。清代有名的桐城派学人则更是如此。今天学习他的散文，也还有借鉴价值。
但也应当指出，曾巩关于写作古文的有关主张及其创作活动，只在费尽心机体现以文载道的作用。他忽略了文章生动描写人物的作用。特别他对司马迁《史记》的非难（《南齐书目录序》），正是忽略艺术性的表现。这影响了后世一些古文家向艺术性方面的发展，也是曾巩散文做得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