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战争国债
战争是各种争端的集中表现，不仅是一种残酷和失去人性的行为，而且也会造成极其重大的经济损失。如今，在那些参与战争的国家里，老百姓的钱包都被苛捐杂税吸干了。在更早以前，国家是依靠发行专项“战争债券”，从公民手中募集资金，用于战争。通常，这些债券的利率都不是按照市场行情制定的，因此债券的销售也不是很景气。因此，国家总是把此类债券的购买当做一种公民义务，强制性摊派，否则，政府就没有其他渠道来有效地募集资金。例如，1922年德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为了支付法国方面要求的战争赔款，只得采用这样的强制手段，从老百姓手里募集资金。对于所有公民来说，这可是一桩亏本的买卖，因为，债券的还本付息都是在经历长时间的通货膨胀之后，货币贬值使得投资值急剧缩水。1923年，德国政府发行新货币，稳定住了货币，然而战争国债的购买者却遭受巨大损失。虽然德国政府动用上万亿马克，以1：1的比价兑换原来的货币，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已经导致老百姓手里的钱所剩无几了。
1917年，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发行了大量的战争国债。相比之下，英国财政大臣就要聪明得多——这次国债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为其年利率为5％，期限是30年。国债发行15年之后，英国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原因是当时适逢全球性经济危机。虽然政府可以从税收中增加收入，但是还面临着国债的偿付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外债。政府预算中很大一部分都被用来支付贷款利息。
英国财政大臣决定，说服国债持有者将手中的债券兑换成新的低息债券，来缓解政府的压力，把负担转移给广大投资者。1932年夏，英格兰国家银行大肆发行货币，注入资本市场。这样做的结果是，自由浮动的资本市场随即反应，货币需求随之上涨。进而，资本市场的存贷利率下降，从年初的5％下降至6月底的2％。
与此同时，股票市场上的债券品种也出现价格波动，反映在供需关系的变化上。通常，某个债券品种上市时的价格为其面值的100％，在债券期限内，如果利率下调，那么相应的股价就会上涨，来弥补投资者的利息损失，因为债券的原始价及其利率在其到期兑现之前是固定不变的。市场上出现的所谓低息债券则是新上市的品种。通常，投资者是不会购买新发行的低息债券的：与此同时，原来的债券因其较高的利率变得愈发抢手，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目标。结果是，原来发行的债券行情继续上涨，直到资本市场的收益水平与之持平为止。
理论上说，战争国债的发行价应该是其面值的150％。然而，实际上政府却是以100％面值的价格发行了战争国债。因为，政府手中握有一张王牌：根据此次债券发行的规定，政府有权在1929年6月1日之后的任何时候宣布债券到期，并以100％面值价格兑换赎回这些国债，而不是以较高的市场价回收。这样做当然会影响政府国库的现金储备。然而，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无疑要承担潜在的投资风险。为了加强市场上对于这一意识的认同，英国政府内阁又宣布增发新的国债。1932年6月，政府正式发出公告，发售新一轮的普通债券。这要是在今天，老百姓会很明白其中的用意转嫁债务！果不其然，新债券的利率为3.5％，而且是没有兑换期限！如果仅从利息水平上来看，这种债券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投资者甚至可以终生持有如此“高息”的债券，使得其投资显得更加安全。
为了吊足投资者的胃口，英国政府特意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市场推广活动。财政大臣亲自出马，唤起老百姓的爱国责任感，并且劝说他们拿出原来的战争债券来兑换新债券。那些没有明确表示拒绝的投资者，立刻被看做是接受了这项交易，被政府大肆褒奖。此外，各地政府部门都动用了一切宣传手段，有些地方甚至专门成立了“战争国债兑换宣传办公室”。这些办公室每天都发布公告，列举那些已经履行爱国义务的机构名单。此外，政府还组织了当场兑换债券的大型活动——鼓乐齐鸣，声势浩大。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劝说民众将手中原有的战争国债兑换成新债券，尽管这显然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交易。并且，这一做法在蛊惑人心，让老百姓热血沸腾之后，立即付诸行动，同时感染了那些尚在犹豫不决的人们，加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之中。政府的这场行动开始大获成功，以至于在某些地方需要动用警察来维护秩序。
这场掘金般的热潮还带来了社会和心理上的效应。那些持有异议的人们，如果不随波逐流，就容易被社会民众所蔑视，受到异类般的惩罚。此间，一位资深的英国银行家就亲历了这场灾难。6月初，英国财政大臣理查德·张伯伦召集英国各大银行行长，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想法，并举例说明这项交易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在场所有人迫于政府压力，都接受了这一动议。其中，只有一人例外：雷吉纳德·麦坎南，米兰银行的董事长。他本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政府财政大臣，所以完全看清了张伯伦玩的把戏。第二天，这位米兰银行行长就被英格兰国家银行传唤。英格兰总督蒙塔哥·诺曼亲自向他施压，竭尽权力劝他低头。然而，麦坎南十分坚决，始终站在投资者立场，为股东争取利益。这不仅是高尚的职业操守，而且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为此，他本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为英国金融界的泰斗之一，他一生都没能得到王室的册封。
经过艰苦的谈判，麦坎南与政府方面达成妥协：米兰银行拥有的3000万英镑战争国债，其中500万用于兑换新债券，剩余部分由英格兰国家银行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然后再兑换成新债券。这样一来，各地宣传办公室就能发布“喜报”，宣布英国所有大银行都支持参与了这场爱国行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终于获得了预期的效果：92％的战争国债持有者兑换了手中的债券；他们换到手上的是白纸黑宇的不平等合约，而其中的利息损失也就付诸东流了。在这场金融活动结束之后不久，英国央行就放弃了此前恩惠民众的货币政策。几个月后，英国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重新上调，老百姓手中年息3.5％的债券也就相应贬值，成为垃圾债券。也就是说，投资者需要等到28年之后，才能把手上的低息债券兑换成等值的资金投入。
老人与运河
一个人要具备哪些素质，才能完成一项极具冒险挑战性的任务，并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来获得成功？在如今的文明世界里，人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个人英雄主义和敢于冒险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带有略微的莽撞和草率，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考虑到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具体的细节问题，甚至做好最后事与愿违的准备，或者要预计如果事态进展无法像计划中的那样顺利时，应该如何调整计划，以便项目的进行。当然，最后能否成功还是要取决于参与者的经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运气。事实真的如此吗？也许仅凭运气好就足够了吧？
1866年，苏伊士运河工程完工，法国皇后欧仁妮为运河通航仪式剪彩。这一运河的开通，使得欧洲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海路运输缩短了近2万公里，而这一项目的完成要归功于一个成功的大冒险家——费迪南德·德勒塞普斯。
德勒塞普斯曾在30年前，被法国外交部派驻开罗。他最先提出开凿一条人工水道，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然而，他本人既没有作为工程师或者设计师的技术背景，也不具备任何项目融资的能力，所以他的项目始终没有进展。后来，他被调离埃及，去了别的国家。但是，他始终在为这个几乎疯狂的项目四处奔波。经过一番调研之后，开始和各方部门进行谈判。他的努力没有白费：1854年，埃及亲王凯迪文终于批准了运河项目的开工。
4年之后，德勒塞普斯组建了一个公司，专门负责项目的实施。然而，凯迪文亲王能够提供的资金只够项目预算的一半——剩下的部分只能去法国资本市场上去募集了。后来，埃及亲王也要变卦，不肯再给项目掏钱了，因为他本人对于这个项目也渐渐失去了信心。最后的结果却是让人喜出望外，1859年，该项目仅仅用了7年就大功告成，开创了工程史上的奇迹。
德勒塞普斯被法国人誉为“苏伊士英雄”，获得了一大堆勋章、嘉奖和赞誉。不难想像，当时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崇拜到了何等地步，他甚至被看成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代建筑大师。这位奇才自己也得意忘形起来，在其66岁高龄时，还娶了一个比自己小44岁的妻子，生了12个孩子，似乎是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超人能力。
通常，当一个人的尾巴翘得老高，目空一切找不着北的时候，离摔跤倒地也为期不远了。在后来的事件中，德勒塞普斯可谓自作自受。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功，想寻求新的挑战，让后半生都尽享荣华富贵。他只会挖运河，如何能进行二次创业呢？在利欲的驱动下，他选择了贯穿中美洲的运河项目。
开凿一条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道，省去绕道好望角这条费时和危险的航线，这一想法由来已久。而直到美国西部加州淘金热潮到来之后，人们才对美国西海岸人员和物资运输产生迫切需求。但是，美国人自己不肯挑头来修建这一庞大的工程，德勒塞普斯认为有机可乘，便于1876年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来运筹策划项目的实施。此后，他又成立了一个运河项目运营公司，起名为“联合环球运河有限公司”。1878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大会，来自22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运河开凿的调研论证。会上，主要讨论了美洲运河开凿的具体计划，从理论上论证了几十个施工计划的可能。其间，就哪一个才是最好的选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美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利用圣胡安河在太平洋的人海口，修建水闸并连通尼加拉瓜湖，然后再开凿一条运河通往大西洋——同样是修建水闸，实现通航。这一方案非常符合当地的地理情况，过程相对比较简单，花费也比较少。
然而，德勒塞普斯却执意选择另外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的开凿距离相对更短，但是技术要求很大，投资更大。这就是后来贯穿巴拿马境内的美洲大运河。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竞争者也对于美洲运河项目虎视眈眈：拿破仑·波拿庞·韦斯，法国的大企业家，他已经获得了在哥伦比亚境内沿着查格雷斯河流域开凿运河的特许权，而当时巴拿马也属于哥伦比亚的管辖。德勒塞普斯见此情况，立刻计上心来。他想从法国老乡手里买下已经现成的运河开凿权，这样可以使工程很快上马。德勒塞普斯不顾各方专家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放弃了水闸式运河的开凿方式，无疑给工程增加了许多难度。然而，德勒塞普斯固执已见，并竭尽全力地实施他的计划。尽管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德勒塞普斯在苏伊士运河项目上取得的成功已经被世人认为是神话，德勒塞普斯本人此时正处在忘乎所以的状态中，根本不理会什么专家委员会的决议，即使法国代表团中其他五个工程师都联名反对他的预案也不为所动。德勒塞普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你们谁也没去过巴拿马，凭什么说我的想法行不通？
当德勒塞普斯最终为法国赢得了运河项目之后，他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融资。整个项目的预算高达5至10亿法郎。不久，这一数字再次攀升，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算。仅仅从拿破仑·波拿庞·韦斯手里买下特许权一项，就耗资巨大。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德勒塞普斯还必须买下属于美国的巴拿马铁路公司。从公司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该公司控制了巴拿马地区大部分的铁路运营业务。收购该公司就意味着同时要偿还该公司欠下的高达2000万美元的债务。所有这些开销，德勒塞普斯都要依靠在法国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
最后，在是否收购美国铁路公司的问题上，德勒塞普斯犹豫再三。他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该公司开出的价码是每股290美元，而其在纽约股市上的交易价仅为100美元左右。整个工程的人力投入也是高得惊人。耗时30年的运河工程让大约1.2万名工人丢掉了性命，他们大多死于霍乱、痢疾和天花等传染病。最终工程完工，超出预算额的六倍之多。这段总长76公里的巴拿马运河成为世界上耗资最大的运河工程。
为了募集运河工程的资金，德勒塞普斯亲自挂帅，号召全体法国人民参与，并竭尽全力地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德勒塞普斯的市场推广方式类似于现在公司股票上市前的路演宣传。德勒塞普斯本人似乎胸有成竹，以至于过于自信，甚至没有求助任何一家银行来参与募集资金（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像的），在他看来，仅凭自己的声望，就足够劝服民众来购买股票。此外，他甚至都不太在乎与媒体的合作，以至于媒体也没有给予他相关的正面报道。所有宣传推广都是围着他一个人展开的，这无疑酿成了大错。不久，媒体就开始抨击他的工程计划。许多文章都指责这项工程的技术难度太大，而且揭露了非人道的工作条件，比如巴拿马的热带高温和危及生命的各种传染病。此外，媒体还有意地提及德勒塞普斯年事已高，奉劝投资者要谨慎从事。
反对派的言论开始发挥作用，股票发行以失败告终。由于发行额还没达到总量的10％，德勒塞普斯的运河公司必须向股票投资者返还经济补偿。然而，德勒塞普斯没有善罢甘休。他采取了进攻性的宣传手段，坚信自己的方案是可以实现的，并向公众大力推广这一方案。他甚至亲自驾船，携家带口地去巴拿马实地考察，为的是戳穿不实的谣言。在他到达南美洲的那段日子里，当地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没有任何人染上疾病。
一个月后，他返回巴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一次，他大获成功，让那些反对者彻底闭上了嘴巴。一时间，他的公司股票成了抢手货，甚至一度供不应求，不得不放弃了许多买单——这一做法后来让德勒塞普斯后悔不已。
1880年，工程终于开工。随后不久，由于缺乏计划性和专业土木工程专家的参与，工程出现很多问题。德勒塞普斯前一次进行实地考察是在旱季，而工程开工是在当地雨季到来之后。工人们不得不接受蚊虫的滋扰。开凿运河挖掘而成的土坑水塘成了蚊子孳生的绝佳场所。以前报道过的疾病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并没有言过其实，黄热病和疟疾非常盛行，成千上万的工人因此命丧黄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