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占有石油原产地并不能满足石油卡特尔的欲望，他们要的是拉美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他们的石油工业之下。1960年8月，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学家沃尔特·林克曾以5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巴西政府一堆地图和一份冗长的报告，报告称巴西北部的塞尔希培州的油层“薄得几乎看不见”。可就在这之后不久，也就是11月，巴西石油公司委托了两名巴西技术人员对巴西的石油矿藏做了一次全面考察。他们的考察报告使小小的塞尔希培州一跃成为巴西石油产量最高的一个州。在这之前，人们认为这个州的石油储量是B级，林克把它降到C级，而实际上它属A级。作为美孚石油公司驻巴西的代理人，林克在勘探前就已决定不找到石油，好让巴西继续从其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进口石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了石油纯进口国，工业发展使世界的石油需求量不断增长。可由于石油卡特尔采取的一系列的价格政策，使委内瑞拉石油价格自1957年起不断下降，以满足美国的石油需求。此时，资本家的利益也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趋一致，美孚石油公司从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润超过它在美国和加拿大利润的总和。
对美国军事实力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性矿产大部分都要依靠国外，为了维护其核军事能力，美国迫切需要必不可少的战略性矿产，这种需求促使美国在巴西亚马逊地区大量购置土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飞机飞过了整个热带雨林，并照了相。这些飞机使用了闪烁计数器，通过发送不同强度的光波来勘察放射性矿床；使用了电子地磁仪，通过X光照相来探测有色金属矿富矿层；还使用了可以发现和测量铁矿的地磁仪。全面勘测的结果显示，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地区，隐藏着金、银、金刚石、石膏石、赤铁矿、磁铁矿、钽、钛、铀、石英、铜、锰、铅、硫酸盐、钾盐、铁矾土、锌、锆、铬和汞。
为了占有这片富饶的土地，美国提供了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资本家们来开垦这片充满魅力的处女地。在1967年前，外国资本家以每英亩七美分的价格买下了一大片土地，面积超过了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总和。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逊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美国开辟这条“新边境”的目的显而易见，而受到美国贿赂的巴西政府官员却以资金缺乏为由，替美国开脱。
拉美人民不是软弱的，美国的阴谋很快就遭到了拉美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民族企业家的反抗，可他们势单力薄，未能撼动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位。1964年，巴西总统古拉特被军事政变推翻，美国大使馆直接参与了这场政变，而在此之前，古拉特一直试图阻止帝国主义吮吸巴西经济的血液。美国意识到要想长期占有拉美地区的资源，必须从根本上控制拉美的工业从而牵制拉美政府，而最理想的途径就是成为其最大的债权国。
用于工业的外国资本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巴西，在美元的催动下，工业高速增长着。可这种“大跃进”靠的是通货膨胀和一笔由下几届政府所承担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沉重外债——
1955至1962年间，企业有80%的投资来源于外国银行，而这些投资都是由国家作保的贷款。看到巴西的飞速发展，墨西哥和阿根廷也争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甚至不限制资本的流动，以吸引外资。1962年，墨西哥最重要的100家大企业中，有56家全部或部分被外国资本所控制，24家属于政府，20家为私人资本企业。这20家民族资本的私营企业，其销售额只占上述100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
1963至1968年间，有50家阿根廷大企业实行了非国有化，其中29家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这些企业遍布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
工业命脉掌握在外国手中，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又全部被输送回国，留给拉美国家的只有沉重的债务和贫困的人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不断地出卖石油矿产资源以及继续举债来维持。危机的种子就此埋下。
剪刀差的“遗祸”
拉美国家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二次大战后，虽然许多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命脉依旧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控制着，国际经济中不等价交换的剥削现象继续存在。迄今多数国家依旧保持以一两种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发达国家以低价位从拉美国家购进农矿产品，又以垄断高价向拉美国家出售工业制成品，拉美国家的工业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设备和市场；财政上缺乏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和独立的国际金融网络，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着拉美国家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活动，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脆弱性以及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依附性，不可避免的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达国家经济起伏的强烈影响，受到转嫁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
19世纪中叶，一些初级产品，如智利的小麦、哥伦比亚的烟草、阿根廷的皮革和肉类、秘鲁的鸟粪、古巴的蔗糖、巴西的咖啡和委内瑞拉的可可等，已主宰拉美的出口部门，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极大地提高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到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在世界上居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呈长期下降趋势，加之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使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这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
1973至1974年和1979至1980年两次石油大提价后，拉美非产油国石油进口开支剧增，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外债激增。如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石油涨价使巴西石油进口费用由1972年的3.4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106亿美元，增长近30倍。石油进口费用的增加使巴西国际收支出现巨大的不平衡，成为巴西外债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巴西垄断集团以抛售库存石油和减少购买量等手段压低油价，也使拉美产油国出口收入减少。如拉美主要产油国墨西哥投资的40％以上和国家所借大部分外债都用于发展石油工业。而石油出口的外汇收入远不能补偿同期增长的外债，使债台越筑越高，外债额由1971年的42亿美元剧增到1982年的850亿美元。现有外债中的一半是近三年借的。1982年7月，墨西哥石油公司所欠外债达248亿美元，占全部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石油价格的涨跌对拉美国家的债务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1973至1975年和1979至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出口价格、压低进口价格向拉美国家转嫁危机，使拉美国家陷入出口和收入锐减、贸易条件恶化、外债加剧的境地。1981年，仅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就使拉美损失50亿美元。1982年拉美出口的17种主要初级产品中，有14种产品价格下降，平均下跌10％，其中糖下跌40％，鱼粉、铅、玉米下跌20%~25％；铜、可可、大豆、锌等下跌10%~15％。初级产品跌价使整个地区出口收入减少10％。贸易的恶化增大了拉美地区的国际收支赤字，从1980年到1981年分别达到274亿美元和374亿美元，这就迫使拉美国家大举借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也是拉美国家外债数额急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1980年拉美国家外债的还本付息占出口额的45％，大大超过国际上通常为20％的“债务清偿率”。而1982年随着国际债务危机的加深，拉美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额竟占出口额的70％。1980年以来拉美国家所增加的外债，有一半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拉美国家的重力盘剥，使许多国家几乎丧失偿债能力，不得不硬着头皮举借更多的新债来偿还旧债。有些国家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或向外国债权人提出要求重新安排债务。这样，旧债未偿，新债又添，形成恶性循环。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83年拉美国家仅付利息就需要支出250亿美元，还本付息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点。有些国家把这一年的全部出口用来还本付息还不够。
沉重的债务负担加深了拉美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使他们更易受西方经济的影响，其自主性和抵御西方转嫁危机的能力受到削弱。西方国家则利用拉美负债国在资金上对他们有所求，而向债务国提出种种经济和政治要求，趁火打劫。如1982年8月，墨西哥发生债务危机，要求西方国家贷款以救急时，美国政府答应提供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要求贷款的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另一半作为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预付款。墨西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做法，宣布向美国增加石油出口。
债务负担的加重，使拉美国家常常由于经济问题带来社会动荡，使经济问题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由于外汇严重短缺，贸易下降，拉美各国为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实行紧缩措施、削减外贸进口量等苛刻条件。拉美地区外贸进口量继1982年减少20％后，1983年又减少了29％，委内瑞拉下降最多，达60％，乌拉圭减少39％，墨西哥减少36％。出口量虽然有增加，但因原料压价，出口值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造成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困难。一些国家的政局长期不稳，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1983年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如智利、巴西、阿根廷都曾发生人们抗议物价上涨、税收增加和失业的示威游行及声势浩大的罢工。
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种种弊端，发达国家以种种手段向拉美国家转嫁危机，使得拉美国家贫穷落后、债台高筑。
引人关注的债务危机
受石油大幅度提价或跌价的直接影响，以及债务大大超过了本国的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1982年7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付外债利息，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后，巴西、阿根廷等国也相继发生类似的清偿危机，一些小国也程度不同地卷入这场危机中。拉美33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生产下降，一些经济大国，除阿根廷外都出现了负增长，全地区失业率高达30%。1983年拉美几个主要债务国所欠外债为：巴西910亿美元，墨西哥880亿美元，阿根廷400亿美元，委内瑞拉370亿美元。
这样，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由过去生产增长的“引擎”逐渐变成目前经济发展的“桎梏”。由于债台高筑，本来可用于发展生产的债款，现在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所借的新债大部分用来“以债养债”。庞大的债务负担已成为压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上的一个沉重包袱。特别是在清偿危机时，为了继续借款以渡过难关，拉美国家被迫采取了紧缩财政、削减投资、奖出限入、取消对利率的控制和实行外汇管制等措施，从而导致国内金融动荡，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资金外逃，陷入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日本金融泡沫
日本是名列世界前三位的经济大国，它的证券市场建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股灾发生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近50年时间里，日本先后发生了7次股灾，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3次，尤其以1991～1992年的泡沫经济型股灾最为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经济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重建，到1955年前后基本上达到了战前水平。60—70年代，得益于世界范围内廉价石油的供应以及相对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日本经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统计报告，日本在二战以后的1950年一1980年30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9％，而同期欧美国家的增速则要低很多：联邦德国为5.7％，法国为4.2％，美国为4％，英国为2.5％。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比重，1950年只有1.5％，到1980年达到了13.3％，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发达国家。以至于西方国家将二战以后到8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称为20世纪的“奇迹”。
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其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以及工业产品和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由于日本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对外贸易连年的巨额顺差，给美国及欧洲各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面对日本产品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和欧洲各国想依靠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方式来战胜日本，显然已经不太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逼迫日元的升值，这样才能彻底削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个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并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对美元及西欧各国货币大幅度升值。在各国央行的联手操纵下，“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两年内，日元币值上升到原来的两倍以上：1985年9月，1美元兑换250日元，到1987年时，最高达到了1美元兑120日元。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业出口能力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裕了。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了。这种局势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资产在日本人看来一下子便宜多了，过去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根本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似乎唾手可得。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于是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日本人起先在美国还只是购买一些普通的消费晶和劳务，美国人当然很高兴。但随着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日本人开始对美国企业资产进行大量收购，这无疑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