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膨胀的泡沫造就了大批富翁，1987年7月27日发行的《福布斯》杂志写道：最富有的日本人是堤义明，财产约210亿美元；最有钱的美国人是沃尔玛超级市场创办人，财产约45亿美元。堤义明拥有西武铁道集团，他的产业包括铁路、度假胜地、高尔夫球场、滑雪场、职业棒球队和王子大饭店。王子大饭店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饭店之一。日本还有两个人比沃尔玛富有，他们是森泰吉郎和小林茂。森泰吉郎是东京最大的地主，财产净值160亿美元；小林茂是秀和公司社长，财产净值60亿美元。《福布斯》杂志指出，日本的22位亿万富豪中，有14人是靠房地产起家。
迅速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开始不满于投资国内市场，从1986年起开始进军欧美房地产市场。1988年，美国洛杉矶城郊外的超高层大楼已经有一半属日本企业所有。
到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布，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一举动是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而此前，三菱公司已经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一一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着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已经属于日本人了。
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中心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豪华饭店、高级住宅等不上的巨型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的并购对象是美国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日本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资产，尤其是购买那些如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样的影响巨大的企业资产，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响。目睹本国众多有影响的大公司、大产业转而由日本人充当老板，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上一次是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甚至自嘲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传来消息，日本人买走了自由女神像。
那些把资产卖给日本人的美国商人被指责成唯利是图的贪婪之辈。舆论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为了赚钱不惜出卖美国的象征，他们只关心自己当下的收入，而丝毫不关心美国未来的长久发展和经济安全。不少美国人要求美国政府设法防止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被不计成本的日本人不断抬高；甚至有人要求政府出面制止日本人的大肆收购，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领土安全。总之，美国是一片失落和哀叹之声。美国人感到自己正在开始被咄咄逼人的日本赶下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
而这些对日本人来说，则是自尊心的极大满足。很多日本人为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而沾沾自喜。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世界也为之震惊，乔治·索罗斯当时就预言说，世界经济实力与金融实力已经很明显地正在从美国转移到日本。
整个日本疯狂了。当时，曾经有40个日本经济学家对前景预测，没有一个人认为会出现经济危机，都对未来表示乐观。主掌日本经济的大藏省也发表了预测：平均股价不久将升至6万～8万日元。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炼金术”之类的大众读物，“理财技巧”成为全民流行语，一半以上的日本人都持有股票，一向以高储蓄率和节俭出名的日本人在银座排着队买LV的包。在“股市不败”和“地价不倒”的泡沫经济时期，老百姓纷纷把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到了股市。“银行拿着大把的钱来劝你买地，地价在不断上涨，而利息又接近于零。如果从银行借入资金来购买土地的话，肯定会因土地升值而大赚一笔。买了土地，银行又会以这块土地为担保，去买别的土地，如此循环反复。”一个历经日本几十年的经济风云而不倒的投资家说道。
1989年，当整个日本还沉浸在“日本第一”的超级自信时，灾难来临了。
媒体和社会舆论开始从狂热与陶醉中慢慢清醒过来，开始注意到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驻东京支局长比尔·艾默特在1987年就开始预测的“日本经济这一冉冉升起的太阳又将沉没”并非危言耸听。由于地价过度上涨，个人无法买房，住宅建筑业前途暗淡。建筑用地价格过高，则使许多企业难以扩大规模。过高的地价还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开发及道路建设带来了严重阻碍。同时，日本政府和金融当局也开始注意到，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超低利率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于是“对症下药”，从1989年5月起开始采取迅速加息的措施，从此，日本经济也开始了它“消失的十年”的痛苦旅程。
从1989年的5月到年底日本央行3次提高贴现率，由当时的2.5%提高到4.25%。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并没有感受到政府“击碎泡沫”的决心，在央行加息的这八个月里日经平均股价不断创出新高。1989年12月29日，也就是日本央行第三次提高贴现率后的第四天，日经指数创下最后一次历史新高——38915，“谱写了日本股市在历史上永远难忘的一页”。但是，当得意忘形的人们叫嚷着明年股指要达50000点的时候，日本股市开始了它长达多年的熊市之旅。
当时敏锐的投资家，尤其是国际投资者，已经开始感觉到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开始纷纷采取措施率先撤离。1990年1月4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年开盘的首日，在万人期待中股价下跌了202点，两周之后跌破37000点。但当时很多投资者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调整，股指会很快恢复到原来的上升通道。但是，日本金融当局并未理会股市的反应，在同年3月份央行又把贴现率提升到5.25%，股指应声跌破3万点大关。8月份为防止海湾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冲击，日本银行将贴现率从5.25%上调到6.0%。由于利率的提高，使得市场货币供应急剧减少，股市信心受到打击，12月2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以23848点收盘，一年间股指下跌了近40%，总市值大幅缩水，损失了约232兆日元。1992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指数跌破20000点大关，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再恢复到这一关口之上。
其次，则是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挤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1990年3月，大藏省在政府税制调查会中设置了土地税制委员会，探讨对土地税制的强化问题。9月，日本国营广播电视台NHK连续5个晚上在黄金时段播放了有关土地问题的特别节目，指出地价是可以下跌的，并提出应让日本的地价下降一半，同时主张进行土地税制的改革，限制房地产融资。这一节目像颗重磅炸弹，其巨大的舆论冲击力揭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序幕。以这一节目的播出为转折点，日本的地价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开始急速下跌。10月，确定了以设立地价税为支柱的土地税制的改革方向，并制定了《土地基本法》，次年4月开始征收地价税。1990年12月，土地政策审议会决定要拉低地价，正式开始挤压泡沫。晚于股市崩盘一年，1991年，日本不动产市场开始垮塌，大的地产泡沫自东京开始破裂，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土地和房屋根本卖不出去，陆续竣工的楼房没有住户，空房到处都是。房地产价格狂跌，当年，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下降15%～20%，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大量不动产企业及关联企业破产。
随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整个日本的资产迅速缩水，以前以土地作为担保贷款的企业资信力迅速下降，形成了不少的不良贷款。以不动产贷款为中心的不良债权首先在银行、金融机构的系列子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身上集中体现。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由日本各大银行出资设立的专门提供住房贷款服务的金融公司，即所谓的“住专”。这些金融公司是日本大藏省直接管辖，并由大藏省派员担当总裁职位。随着地价的暴涨，“住专”对房地产的投资剧增。而且，这些“住专”背后的大银行采取迂回融资的办法，将风险较大的投资转移给“住专”处理，使得“住专”的融资额猛增。但是随着泡沫的破灭，1991年秋季住宅金融公司的延滞贷款比例已达40%，非银行的信用风险已达到异乎寻常的水平。虽说信用风险在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身上都有体现，但最终还是集中在银行、金融机构身上。它们葆有大量的不动产贷款债权和股票，随着股指和地价的双双下跌，大批金融机构破产，给日本的金融体系莫大的震撼。
“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经济其他领域也带来了沉重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资产全面缩水的背景下，企业负债恶性膨胀，大量倒闭。1991年前后，负债额在1000万亿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在1万家左右。1990~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2）国内消费不振，投资需求减少。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居民实际收入减少，使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有关数据显示，占日本GDP60%的个人消费支出以平均每年0.63%的速度持续下降。（3）通货紧缩、经济衰退。1992~1999年，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均为负增长，年均下降幅度接近1%（1997年除外）。通货紧缩使企业销售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加重，居民消费心理恶化，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公共债务危机加重。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其中，1992~1994年连续3年出现了零增长。
事后的统计表明，日本因股市和房地产暴跌而造成的损失达6万亿美元！经济的萧条直接漫延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并且开始动摇骄傲的大和民族的文化根基。日本的电视节目曾经流行对20世纪90年代的首相进行排序的游戏，十多年的政治动荡、内阁走马灯似的变换，连日本人都说不清20世纪90年代日本到底出了多少个首相。日本即便在二战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
“回顾日本经济泡沫的前前后后，它带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当泡沫膨胀起来时，所有现实的事物在泡沫中都显得无比硕大，人们欢快地享受着这种轻飘飘的硕大，甚至参与其中，将泡沫吹得更大，而无视其虚幻的本质。只有当泡沫破灭时，被重重摔在地上的人们才会为自己当初疯狂而愚蠢的行为后悔不迭。”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悲哀地写到：“太平盛世中，谁能意识到战争已打响？若是真枪实弹的战争，谁也不会将自己的利益亲手送给敌对一方，而在人们看不到摸不着的无形战争中，往往败就败在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对手还浑然不知，这样的战败更惨更痛。”
英镑阻击战
在这场英镑阻击战里，乔治·索罗斯赢得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赌注——在1992年9月16日短短一夜时间里，他赚了9.58亿美元！他赚到的钱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
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无与伦比。至今，英格兰银行也无法原谅索罗斯对其的阻击行为。但是在一般英国公众眼里，索罗斯却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英国公众以传统的英国方式说，“保佑他，如果他从我们愚蠢的政府手中获得10亿美元，他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了”，就连《经济学家》杂志也将其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面对人们的追捧，索罗斯显得有些谦虚，他说：“我没有操纵市场。但我不能否认，有时把我当市场支配者的神秘罩在了我的周围。”
即使索罗斯自认为自己更善于为别人花钱，可以在一天内捐献一亿美元而被人们称为伟大的慈善家；即使索罗斯被一些人看作是“开放社会”的捍卫者，对社会的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各国政府从来不敢对其掉以轻心，时刻注意着这条“大鳄”般的嘴是否已经向自己张开——这也许是这场英镑阻击战的后遗症吧。
暗潮涌动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92年2月7日，欧共体十二国首脑在荷兰小镇马斯特里赫特正式签订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纲领性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马约》对欧洲统一货币体系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要求采取渐进和平行的办法使欧共体各国的货币一体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欧洲建立一个负责制定和执行欧共体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并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
《马约》的签订显示了欧共体想通过建立一种单一货币来对抗美元的强烈愿望，但是这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所有欧洲国家必须一致行动，在经济政策上密切合作，为了维护联盟的团结，在必要的时候乃至牺牲国家的利益。但是这对于当时的欧共体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的利益难以协调一致，导致各国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统一，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整个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即使当时欧共体的领袖——德国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这个缺陷，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某一“链条”出现松动，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其他国际游资也会闻风而动，集中力量攻击薄弱环节，直到整个汇率机制被摧毁。
但是当时自认为强大的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欧洲货币的统一会进一步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中央银行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伦敦将会失去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欧洲昔日霸主不愿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加入货币联盟，就会面临被排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并最终被欧洲边缘化的风险。于是英国通过讨价还价获得当欧元建立时，英镑仍然会存续下去的权利。英国政府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另一方面仍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英国的这一做法对于当时日渐式微的英镑来说算是比较体面的，但事后的危机却将这点体面彻底粉碎。在《马约》签署之前，英镑就已经被严重高估，但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并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英镑不能随意地进行汇率调整。另一方面，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也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约》的签订又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