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人性情温和，慈忍善良，亲切和蔼，不摆架子，处事平和稳重，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待人仁厚忠恕，有宽容之德。然如柔顺太过，则会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犹豫观望，不能果决，也不能断大事，常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因与人为善又可能丧失原则，包容袒护不该纵容的人，许多情况下连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坚持，对上司有随意顺从的可能。如能果决刚断一些，正确的能极力坚持或争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则，以仁为主又不失策略机变，则能团结天下人共成大事。这就是曾国藩说到的“谦卑含容是贵相”。否则，只是幕僚参谋的人选。
二是拘谨之人：
“善在恭谨，失在多疑，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
此种人办事精细，小心谨慎，很谦虚，但疑心重顾虑多，往往多谋少成，不敢承担责任，心胸不够宽广。他们善于驾轻就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旦局面混乱复杂，就可能头昏脑胀而作不出果断、正确的抉择，难以在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习惯于井井有条而不愿随便打破安静平稳的节奏。适合于做办公室和后勤等按部就班、突变性少的工作。刚果侠气不足。
三是辩博之人：“论辩理绎，能在释难，故可与创新，难与规矩。”
此种人勤于独立思考，所知甚博，脑子转得快，主意多，是出谋划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专一性不够，很难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就。
不愿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口辩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谈论时往往旁征博引，让一般人大开眼界，如能再深钻一层，有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人一般比较豁达，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为狷介之人：“清介廉洁，激浊扬清，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
此种人清廉端正，洁身自爱，从本性上讲不愿贪小民之财，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看不惯各种腐败而不愿为官，即使为官也两袖清风，不阿臾奉承，偏激的就此辞官不做，甘愿去过心清神静的神仙日子。由于其原则性极强，善恶界线分明，因而有可能导致拘谨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艺文、学术上会有惊人的成就，在那个相对广阔的思维天地中可能尽情自由地实现理想和抱负。
五是沉静之人：“精在幺微，失在迟缓，故拘于深虑，难捷速。”
此种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换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兴趣不够广泛（年轻时也可能广泛，但随着性格的定型渐渐疏远），除兴趣所在之外，不大关心周遭的事物；尽管平常不大爱讲话，但看问题深远，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六为韬满之人：“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可为佐助，则不可专权。”此种人机智多谋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变，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易成为大奸之人，往往见风使舵，察颜观色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如果忠正有余，勇气敢往，则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因智多变因而可能节气不够，不宜选派这种人掌管财务、后勤供应等事。
关于曾国藩相法之神奇与否，姑且置之不论，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显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
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意见，必须经常权衡利弊，作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决择而不要轻意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的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又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闲不逾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二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个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对于集思广益的做法，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例。对那些阳骄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的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
广加延访，为国得人
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以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练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咸丰十年冬，因外国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有人则可秦可滦，均足自立，无人则滦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据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述道：“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存在久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